4月25日，英國外交發展大臣克萊弗利（James Cleverly）在倫敦金融城市長官邸發表了對華政策講話。他在講話中提出，英國的對華政策必須“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與我們的朋友保持一致，在我們利益一致的地方與中國進行接觸和貿易，避免以一小段評論來制定政策，並始終堅持英國所珍視的普世價值”。他還提到，台海兩岸若發生戰爭“不僅會是一場人類悲劇”，還會嚴重破壞世界貿易，“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保護自己免受影響”。克萊弗利重申，“因此，任何一方都不能採取單邊行動來改變現狀。”
克萊弗利當天在講話一開始時說道：“市長大人，各位閣下，議長先生，各位議員，女士們，先生們，感謝你們邀請我今天晚上與你們交談，雖然按照傳統，這次演講要涵蓋世界事務的全部內容。我希望你們能原諒我專註於我們所面臨的少數問題，因為如果我不從蘇丹目前的危機開始說起，那就是我的失職。正如你們所預計的那樣，我已經參加了內閣辦公室簡報室(COBRA)會議和其他會議，討論我們現今對該局勢的反應。我可以向你們報告，一架英國皇家空軍的飛機已經離開蘇丹，今天晚上載着英國國民前往安全地帶，接下來還會有更多的專機。”
克萊弗利說：“從這場危機一開始，我們就一直在計畫如何將我們的人民帶出去。現在，我們和國際社會關於在喀土穆停火的呼籲得到了響應，我們正在將這些計畫付諸實施，優先考慮那些最需要的人：家庭團體、病人和老人。令我感到鼓舞的是，（交火的）兩個派別都要求實現72小時的停火，當然我們不能確定停火會維持多久，而且從一個戰火紛飛的城市撤離都有內在的危險。英國正與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夥伴攜手合作。在這次行動之後，我們將盡一切可能——與我們在該地區的朋友一起確保這一悲慘衝突的持久解決。當然，蘇丹的局勢並沒有分散我們對支持烏克蘭反對俄羅斯侵略的工作的注意力，我知道我的七國集團（G7）外長同事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同事將認同我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
克萊弗利說：“即使當下的緊急事件似乎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也絕不能忽視最大的長期問題。因此，今晚我提議集中討論一個將決定我們時代的問題，那就是中國問題和英國對華政策。我經常被要求用一個短語來表達這一政策，或者用一個詞來概括中國本身，無論是‘威脅’，還是‘夥伴’，還是 ‘敵手’。而我想首先解釋為什麼這是不可能的、不切實際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不明智的。中國是為數不多的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國家之一，即公元前221年由秦朝統一的時候。幾個世紀以來，內戰或外敵入侵一次又一次地將中國分裂成不同的王國，但在每個動蕩時期之後，中國總是重新崛起。中國史詩《三國演義》的開篇就描述了這種循環：‘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克萊弗利說：“而早在他們凝聚成一個政體之前，中國人就創造了他們的語言和文明。他們的文字出現在公元前二千年的商朝。他們的發明——紙張、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些東西改變了整個人類的命運。這些創新是理解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在過去22個世紀中的20個世紀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以及為什麼中國在1820年佔全球GDP的三分之一——超過美國、英國和歐洲的總和。然後，災難接二連三地發生；有些是由外敵入侵造成的；有些是來自中國內部。其中最致命的是毛澤東的大饑荒，它奪走了數千萬人的生命，比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次饑荒都要多。”
克萊弗利說：“然而，在過去的45年裡，出現了另一個令人驚訝的逆轉。通過釋放其人民的進取精神，中國已經實現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和最快的經濟擴張。不少於8億人已經擺脫了貧困，這個國家涵蓋了全人類的五分之一，以及幾乎與歐洲大陸一樣大，（相當於）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山脈的廣大地區。因此，請原諒我說，沒有任何有力的口號或可信的形容詞能對這樣一個國家或對它的任何明智的方法作出公正的評價。如果你在尋找英國外交政策的一小段評論，恐怕你會感到失望。”
克萊弗利說：“我的出發點是承認中國歷史和文明的深度和複雜性，因此，也承認我們自己政策（的深度和複雜性）。我將這一政策建立在一系列前提之上，其中第一個前提是，無論我們與中國領導人有什麼分歧，我都為這麼多中國人擺脫貧困而感到高興。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悲慘的零和世界裡：他們的收益就是我們的收益。一個穩定、繁榮、和平的中國對英國有利，對世界有利。展望未來，我拒絕任何不可避免的概念。沒有人預測到中國從大規模饑餓到相對繁榮的迅速崛起，今天也沒有人可以肯定中國的經濟巨輪將無限期地滾動下去。”
克萊弗利說：“去年，自1976年毛澤東去世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首次沒有超過世界經濟的增長速度，這意味着中國在全球GDP中的份額在2022年保持不變。即使中國在未來十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它也可能無法長期保持這一地位，因為人口的減少和老齡化對未來的增長產生了更大壓力。我也不認為中國和美國以及更廣泛的西方國家之間有什麼不可避免的衝突。我們並沒有被迫成為（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創始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的俘虜，即一個崛起的大國遵循古雅典的軌跡，與一個既定超級大國發生正面衝突。”
克萊弗利說：“我們擁有能動性；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中國同行也是如此。我們的任務是塑造未來事件的進程，而不是屈服於宿命論。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不可迴避的現實：沒有中國，任何重大的全球問題——從氣候變化到大流行病預防，從經濟不穩定到核擴散都無法得到解決。放棄與中國的對話，就等於放棄解決人類最大的問題。更糟糕的是，我們將忽視對我們的安全和繁榮至關重要的突出事實。就在我發言的時候，世界上最大的健康數據儲存庫在中國。世界藥品有效成分的最大來源是在中國。而最大的碳排放源也在中國。事實上，中國在過去10年裡向大氣層排放的碳比英國這個國家自18世紀工業革命開始以來所排放的更多。”
克萊弗利說：“中國如何監管其數據，中國如何開發其藥品，中國如何進行醫學研究，將對整個人類具有重大意義。而中國是否削減其碳排放，可能會使我們的星球避免氣候變化的最嚴重破壞，或遭受災難之間的區別。我們已經知道了中國對一個大流行病的處理會如何影響整個世界，這讓我們付出了代價。所以請不要懷疑：在北京作出的決定將影響我們的生活。難道我們不應該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影響這些決定嗎？對我來說，宣布某種新的冷戰，並說我們的目標是孤立中國，這將是清楚和容易的——也許甚至是令人滿意的。這將是清楚的，將是容易的，將是令人滿意的——但這將是錯誤的，因為這將是對我們國家利益的背叛，是對現代世界的故意誤解。”
克萊弗利說：“事實上，本屆政府將與我們的盟友一起，直接推動英國在中國的利益，同時堅定地捍衛我們的國家安全和我們的價值觀。我們可以預期會有深刻的分歧；我可以向你們保證，與中國打交道不適合膽小者；他們代表着一種無情的專制傳統，與我們的傳統完全相悖。但是，我們有義務讓後代參與進來，因為否則我們就沒有盡到維持和塑造國際秩序的責任。逃避這一挑戰將不是力量的表現，而是軟弱的表現。普京在對烏克蘭發動攻擊時，從未想過要展示一個團結的西方的力量。但我們的反應表明，當英國、美國、歐洲和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夥伴團結一致時，我們可以和任何人相匹敵。我們應該對我們的集體能力充滿信心，與中國進行強有力的、建設性的接觸，這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了管理風險和產生結果。而我們已經取得了成果。”
克萊弗利說：“讓我給你們舉幾個例子。2017年的研究，英國的研究，說服了中國農業部採取行動，通過限制動物飼料中使用的抗生素——可樂定，來對抗抗生素耐藥性的危險。銷售量下降了90%，使世界上每個人都更加安全。去年，我們在中國的外交官幫助說服當局修訂採購法草案，提高英國公司從中國國有企業競標合同的機會。今年，我們的外交官們為英國機構在中國設立基金管理公司爭取到了價值6億英鎊的許可證。英國作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創始成員之一，也使我們能夠影響中國對這個新機構的態度，防止它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政治化延伸。中國是該銀行的最大股東，銀行的總部設在北京，然而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的一周內，它凍結了俄羅斯的每一個項目。”
克萊弗利說：“但是，即使接觸可以成功，事實是，像我們這樣一個致力於自由和民主的國家，在與中國打交道的國家利益和我們對北京的侵權行為的憎惡之間，總是會糾結。當我們看到專制國家如何對待自己的人民時，我們會想，如果他們有機會，他們會對我們做什麼。而歷史告訴我們，對國內的壓迫往往轉化為對國外的侵略。因此，我們的政策必須結合兩股潮流：我們必須在必要時與中國接觸，並對其專制主義採取堅定不移的現實態度。而這意味着永遠不要動搖一個明確的原則。我們不期望我們與中國的分歧能迅速得到克服，但我們確實期望中國遵守其自由加入的法律和義務。”
克萊弗利說：“因此，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肩負着維護《聯合國憲章》的特殊責任。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的締約國，中國已同意維護香港的自由。作為《世界人權宣言》、《禁止酷刑公約》和許多其他國際法文書的簽署國，中國已經接受了一系列的義務。如果中國違背了這些義務，我們有權說出來，我們也有權採取行動——而且我們會這麼做——就像我們在中國拆除香港的自由，違反其自己的承諾時所做的那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給近300萬香港人一條獲得英國公民身份的道路。”
克萊弗利說：“和平共處必須從尊重基本法律和制度開始，包括保護每個國家免受入侵的《聯合國憲章》。這意味着每個國家：中國駐巴黎的外交官不能、也不應該、更不會決定主權國家的法律地位。通過攻擊烏克蘭，俄羅斯提供了一個聯合國成員國不應該有的行為的實物課程。而普京也踐踏了中國自己聲明的不幹涉和尊重主權的原則。一個強大而負責任的國家不能在這種情況下簡單地棄權，或向侵略者靠攏，或幫助和教唆這種侵略行為。一個希望在世界秩序的頂端獲得尊重的國家應該堅持自己的原則，並履行其莊嚴的義務，即捍衛該秩序基礎的法律的義務。這一責任與中國發揮與其規模和歷史相稱的全球作用的權利相輔相成。而像烏克蘭這樣的主權國家的權利不能因為剷除者與中國有‘戰略夥伴關係’就被剷除。”
克萊弗利說：“因此，英國的對華政策有三大支柱。首先，只要北京的行動對我們的人民或我們的繁榮構成威脅，我們就會加強我們的國家安全保護措施。我們不會對干預我們的政治制度，或技術盜竊，或工業破壞保持沉默。我們將做更多工作來保障學術和研究自由。而當與其他目標出現緊張關係時，我們將始終把我們的國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因此，我們正在以最安全的方式建設我們的5G網絡，而不是以最快或最便宜的方式。中國的領導人界定他們的核心利益——他們這樣做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們也擁有核心利益，其中之一是促進我們希望生活的世界，在那裡，世界各地的人都享有普世人權，受到有尊嚴的對待，不受酷刑，不受奴役，不受任意拘留。這些價值觀並沒有什麼獨特的‘西方’之處：無論對誰施以酷刑，都會造成同樣的傷害。”
克萊弗利說：“因此，當英國譴責對新疆維吾爾族人的大規模監禁時，我希望我們的中國同行不要相信他們自己的說辭，即我們只是在尋求干涉他們的內政。正如我們應該更努力地了解中國一樣，我希望中方官員能夠理解，當他們的政府建立了一個21世紀版本的古拉格群島，在這場運動的高峰期囚禁了超過一百萬人，往往只是為了遵守他們的宗教信仰，這激起了我們內心深處的一些想法。當聯合國發現中國在新疆的鎮壓行為可能——我引述——‘構成國際犯罪，特別是危害人類罪’時，我們的反感是發自內心的，並在我們國家和其他地區一致認同。我們不會讓發生在新疆的事情不了了之或被擱置。我們不能僅僅因為這是在邊境的另一邊發生的，或者提出來可能被認為是不和諧或不禮貌的，而忽視這個問題。”
克萊弗利說：“第二，英國將深化我們的合作，並加強與我們在印度-太平洋和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夥伴的聯繫。我們的目標將是加強集體安全，深化商業聯繫，維護國際法，並在必要時進行平衡和競爭。因此，我很高興英國很快將成為《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的第12個成員國，加強我們與快速增長的經濟體的貿易聯繫。我們已經是唯一的歐洲國家，成為東盟的對話夥伴。我們正在深化與印度的長期夥伴關係。我們正在與日本一起開發我們的下一代戰機。我們還與美國一起，幫助澳大利亞在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下建造核動力常規武器潛艇。英國將與我們的朋友一起，爭取在印太地區實現公開和透明。”
克萊弗利說：“此時此刻，中國正在進行和平時期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擴軍。在短短4年時間裡——2014年至2018年——中國下水的新軍艦超過了英國皇家海軍整個現役艦隊的總噸位。當我們看到這種情況發生時；當我們看到新的基地出現在南中國海和其他地方時，我們必然會問自己：這一切是為了什麼？中國為什麼要進行這種巨大的軍事投資？如果我們只能得出自己的結論，審慎的態度決定了我們必須做最壞的打算。當然，我們也可能是錯的：我們有可能過於謹慎，過於悲觀。英國和我們的盟友準備公開我們在印太地區的存在。我敦促中國對其擴軍背後的教條和意圖同樣公開，因為透明度肯定符合各方的利益，而保密只能增加悲劇性誤判的風險。”
克萊弗利說：“這讓我想到了台灣。英國的長期立場是，我們希望看到海峽兩岸的分歧得到和平解決。因為每年世界上大約有一半的集裝箱船經過這些重要的水域，滿載貨物前往歐洲和世界的各個角落。台灣是一個蓬勃發展的民主政體，也是全球供應鏈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特別是在先進的半導體領域。據《日經亞洲》報道，海峽兩岸若發生戰爭不僅會是一場人類悲劇，它還會破壞價值2.6萬億美元的世界貿易。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保護自己免受影響。距離不會為全球經濟提供任何保護，使其免受這一災難性的打擊——最重要的會是中國的經濟。我不寒而慄地考慮到隨之而來的人類和金融的毀滅。因此，任何一方都不能採取單邊行動來改變現狀，這是至關重要的。”
克萊弗利說：“而我們政策的第三大支柱是直接與中國進行雙邊和多邊接觸，以維護和建立開放、建設性和穩定的關係，反映出中國的全球重要性。我們相信一種積極的貿易和投資關係，同時避免在關鍵的供應鏈中出現依賴性。我們希望英國公司與中國做生意——就像美國、東盟、澳大利亞和歐盟的公司目前所做的那樣——我們將支持他們的努力，使條款對雙方都有效，推動公平的競爭環境和更公平的競爭。我們有興趣繼續從中國的投資中獲益，但我們不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長臂伸向我們國家的中樞神經系統。而在過去，我們並不總是在開放和安全之間取得完美的平衡。現在，我們正在獲得正確的法律權力，以保障我們必須做的事情，並在我們可以做的地方開放。”
講話最後，克萊弗利表示：“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有適當的技能來應對挑戰，所以我們正在將整個政府對中國能力的資金增加一倍；我們已經為在北京建造一個新的英國大使館分配了資源，我決心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以便這項工作能夠進行。因此，我們對中國的方式必須結合所有這些潮流，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與我們的朋友保持一致，在我們利益一致的地方與中國進行接觸和貿易，避免以一小段評論來制定政策，並始終堅持英國所珍視的普世價值。我熱切地相信沒有不可避免的事情：未來由我們來塑造，因為我謙虛地知道，我們現在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將有助於定義現代世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