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價值和工藝價值的寵愛中，楊詰蒼在做一個危險的藝術工作，在性愛，在政治，在宗教，在意識形態的各種禁區里闖蕩，引經據典，博古論今，躍躍欲試，嘰嘰喳喳地用造型金句高談闊論，狐假虎威地用文化遺產當擋箭牌， 在信仰里懷疑，在崇拜里調皮，在政治里不正確， 頑童般地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宮殿里搗亂， 肆無忌憚。
各位好，我是安東尼，歡迎收聽文化藝術。最近一段時間，我被法國塞弗爾國立瓷窯製造的一套瓷瓶吸引， 好幾次想入非非地和朋友們講，如果我的財力允許，一定會衝動起來，把這幾個瓶子收藏下來。
瓷窯在燒成瓷器之後是需要一個時間冷卻的，慢慢地。 我讓自己那莫須有的收藏衝動也冷卻下來， 從夢裡走出來， 仔細想想為什麼我會有那樣高的熱情，對一套陌生的瓷瓶會有那麼強烈的佔有慾。
先說造型。這套作品由11個花瓶組成， 取名“11日談”。花瓶有淡青的，淡紅的，淡玫瑰色的；這是胎色。胎色上，是半透明乳白色浮雕一般的畫面：蒼天下，花草間不同動物之間，人和動物之間的調情和野合。
野合周邊，鴛鴦蝴蝶、柳浪聞鶯、風花雪夜，活靈活現在薄紗一般的立體脂粉里。
這種題材其實就是很傳統的春宮。在亞洲，中國的金瓶梅， 西廂記的插畫里有；日本的牙雕里有，印度的宗教弘法雕塑里有。在歐洲，但丁的神曲里有，薄伽丘的十日談里有。性愛， 是情趣，是繁殖，是生活里家常便飯一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又是禁忌，是奪奪欲出，欲言又止，心照不宣，心領神會。因為性愛既是需要又是禁忌，信仰世界和政治權鬥里的黃牛就喜歡拿性愛來投機倒把，倒打一耙，從中漁利。
楊詰蒼是一個在題材上喜歡刺激禁忌的敏感點，讓禁忌興奮起來的藝術家。當代的東方強國政權討厭哪位宗教精神領袖，楊詰蒼偏偏要把自己的生日自畫像畫成法師， 因為法師被區域政治禁忌了。當戰勝國聯盟唾棄哪位戰敗者，楊詰蒼偏偏要把戰敗者青澀時代考不取美院的畫作再畫一遍， 因為歷史罪人被全球政治禁忌了。當禁忌遭到刺激後，楊詰蒼常常轉移到旁觀者的位置上，看主持禁忌的一方怎麼反應。違禁在當代生活中是一個大忌，但楊詰蒼就是不安分，他要通過違禁來確認固定思維的確是真理，或者來發現政治正確也有薄弱環節，或是來考察禁區有多麼的廣袤和深遠。
既然性愛是生活里一個被黃牛拿去投機倒把的部分，和處理精神領袖或戰敗者的方法一樣，楊詰蒼把它拿出來，淡妝濃抹，添油加醋。本來人和人之間甩開膀子擼起袖子實幹起有群體特色的寫真主義房中術，已經逾越了禁忌的紅線； 人和動物之間的撒歡更是大逆不道。但是作者把這種越軌放在了歐洲文明裡被人膜拜的文藝作品的光影里。薄伽丘的“十日談”里的情色可以鬆開禁忌的枷鎖，可以冠冕堂皇，可以是文藝道德的典範，那楊詰蒼乾脆把十一個春宮花瓶取名“十一日談”。集體共識里的固定思維給“十日談”在文藝道德上的肯定，楊詰蒼也要讓他破四舊般的破禁忌也享受到“十日談”得到的肯定， 沾一點文藝道德的光。
有了“十日談”的加持和護航，楊詰蒼用“十一日談”再次把藝術作品作為反禁忌，反迷信，反固定思維，主張思想自由的一個信物。這十一個瓶子妖騷得爐火純青， 離經叛道得登峰造極， 卻讓人吞不進去吐不出來，左右為難，作品在效果上，在意義上，與藝術家之前的宗教領袖畫像和戰敗罪人考美院的畫作圖一起裡應外合地為人們對世界各地不同層面，不同範圍的政治治理和治理道德的全盤信仰開闢再研究的空間。
所以，當你身處某一種政體，在這種政體的習慣性，常規性，高強度，延續性，系統性，密閉性，壓倒性的規範和管理里，既隨波逐流地遵循，又感覺哪裡和自己的天性不兼容，喘不過氣來的時候，楊詰蒼的信物可能給你打開一扇天窗，讓你想入非非。但這又很危險，天馬行空很可能讓想入非非的主體成為政體的異端。但跟着引你想入非非的嚮導卻是相對安全的，因為信物的創造者有薄伽丘的“十日談”作為特許通行證。
想明白這些問題，回到我自己， 假設預算允許， 要不要收藏楊詰蒼的“11日談”的問題，就很清楚了。與其放在我這樣一個喜歡藝術的人的家庭空間里，不如放在設置禁忌一方看得到的公共機構。他們收藏比個人收藏更有意義：因為如果藝術家的調皮搗蛋確實有顛覆性的潛能，那就請禁忌方拿出道理來鞭撻他的信物里的糟粕， 讓藝術愛好者們清楚地看到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把在一段時空里有定論的形形色色的政治道理拿到藝術家的透視鏡里來考察，這樣就方便普羅大眾去判斷自己接力傳承集中統一的現成的而且正在固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道德的基礎是不是牢固。反過來，對楊詰蒼是否包容，就像後世對“十日談”的作者薄伽丘是否包容那樣，更可以讓我們看到治理者對自己的治理思路是否具備高度自信：他的思路具備堅不可摧的正義。如果具備，何必在乎幾幅畫，幾個陶瓷瓶子神神叨叨的調侃，瘋瘋癲癲的碰瓷呢。
從對幾個花瓶的視覺上的喜歡，到仔細考察作品內容和創作者的創作道路之後鎖定的調侃禁忌的實質，讓我的注意力轉移到了藝術家和禁忌的關係上。
有意思的是，這件質疑禁忌的作品，它在思想脈絡和思想方式方面千絲萬縷的斟酌實際上並不是最一目瞭然的。 比較直觀的其實是作品的工藝。
法國塞弗爾國立瓷窯是1740年路易十五在他的情婦彭帕杜夫人的力推下設立的。在中國清朝政府幫助下，法國王室得到了中國官窯的窯爐，一直使用到現在。 作為國有資產， 塞弗爾國立瓷窯不是以量產和大市場買賣為目的，它是以保護，延續已知的罕見工藝絕活和研發用罕見工藝打造的當代陶瓷作品為目的的實驗室型高級作坊。在現任總裁 Romane Sarfati 的領導下，他們用已經常年沒有使用過的胎上胎浮雕式“機理繪畫”技術，在費工費時成功率很低的辛苦當中，靠着法國國家財政政策的支持和Romane Sarfati 出色的組織和執行力，從工藝的角度讓楊詰蒼原先在宣紙上的作品鮮活在最高品質的珍貴陶瓷上。換句話說，他們將極高的工藝附加值獻給了楊詰蒼戲弄禁忌的信物， 外形上為信物帶來了工藝上的集體崇拜。
作為工藝方的塞弗爾國立瓷窯之所以喜歡楊詰蒼，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得到了被聘為塞弗爾國立瓷窯的藝術與學術委員會主席的前蓬皮杜法國國立現代藝術館館長馬爾丹的推薦。上個世紀80年代末馬爾丹在楊詰蒼還在廣州美院當傳統書畫老師的階段就請他到巴黎來參加日後被稱為里程碑式的大地魔術師展。馬爾丹是一位在非意識中找新意識，在偶然中發現新必然的觀念藝術策展權威， 當年他找了楊詰蒼這位並不怎麼聽他話的淘氣的中國年輕人參加他的展覽，今天他又讓這位不守政治紀律的名藝術家來參加法國國家級的頂尖陶瓷藝術項目，一如既往，故伎重演。
在文化價值和工藝價值的寵愛中，楊詰蒼在做一個危險的藝術工作，在性愛，在政治，在宗教，在意識形態的各種禁區里闖蕩，引經據典，博古論今，躍躍欲試，嘰嘰喳喳地用造型金句高談闊論，狐假虎威地用文化遺產當擋箭牌， 在信仰里懷疑，在崇拜里調皮，在政治里不正確， 頑童般地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宮殿里搗亂， 肆無忌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