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人的，文化的象徵世界――巴黎「自由談」沙龍紀要
今年是巴黎「自由談」沙龍25周年，被新冠疫情阻斷近兩年後，本沙龍再度重啟，榮幸邀請文化人類學博士胡嘉興先生於月前蒞臨沙龍，做關於「人的，文化的象徵世界」的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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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文化的象徵世界
――旅法人類學博士胡嘉興在巴黎「自由談」沙龍演講紀要
安琪
今年是巴黎「自由談」沙龍25周年，被新冠疫情阻斷近兩年後，本沙龍再度重啟，榮幸邀請文化人類學博士胡嘉興先生於月前蒞臨沙龍，做關於「人的，文化的象徵世界」的專題演講。
以書法和藝術史為志業的胡嘉興，在其文化人類學研究中，追溯文化的源頭，以揭示“文”的實質：通過銘刻世界圖像的行動來攫取萬物的本質，進而“文化”世界。而事實上，這種通過攫取事物本質而把握世界的做法，正是創造圖像及其象徵世界的根本驅動力之一。
在漢字中，“文”的字源是人的身體的形象，從紋飾自身到周遭事物，我們能夠看到人通過創造象徵符號而將世界萬物“文化”的深層慾望。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不再是一個名詞，而是人將世界萬物符號化的行動，以此建立的文化的象徵世界，讓人從混沌的時空之流中得以把握萬物的精微，人因此能夠建立與世界的深層次聯繫，轉而在文化中安身立命。
胡嘉興生於1986年，是安徽績溪人。他自幼習書，深受當地豐厚的歷史文化和人文底蘊的熏陶。他2009年畢業於南京大學法語系，即赴法於盧浮宮學院學習藝術史。2013年獲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藝術與語言學碩士，2019年獲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文化人類學博士，論文題目為「文之考：中國新石器時代至唐代象形思維之誕生、演變及系統化」。
胡嘉興的創作與研究關注書寫行動在傳統與當代之間的延續和突破，多次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任教於巴黎天主教大學文學院和巴黎大學孔子學院。
發韌於庚子年的新冠疫情將人們突兀地置身於生死場，親歷或傳來被新冠直接、間接“捲走”的親友、不絕於耳的每日死亡數據，封城、禁足，關閉學校、遠程辦公，航班取消、博物館、影劇院、體育賽事等各種文化場所關閉，活動暫停等等，這一切深深困擾着每一個人。
在這個過程中，外部文化的阻斷（公共領域的文化空間），內在文化的發現、升華（私人領域的文化空間），在封城和面對災難的恐懼與沉寂中，文化不自覺地回到個體，每一個人都可以是畫家、作家、歌者或記者，文化的碎片化、消費化，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滯緩。在疫情危機中，文化顯示了其之於內在精神的強大治癒力， “在文化中安身立命”（余英時語），是疫情時期的特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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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面對日常生活每天發生的變化，文化認同問題也再次突現出來。全球化如一面鏡子，讓我們看見人類自己所呈現的面貌，現代化發展的突飛猛進，造成知識的同化，文化的同化或缺失，以及人的工具化、進而異化等等。
在沙龍演講中，胡嘉興以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反思人文與世界的關係，講述個人在圖像、書寫的淵源與當下關係上的思考。
他認為：人是在文化世界的過程中，逐步將人的形象從動物的形象中區分開來，從而建立了對人自身之於世界的確認。
近兩年來世界範圍的防疫禁足舉措，是文化進程中的重大事件。一方面人們因為身體的禁錮似乎疏離了周遭的世界，另一方面人們也難得地回歸到對自身的觀照上。然而這並非只是人與世界的質樸關係的簡單回歸，在人們普遍地嘗試創造豐富多樣的虛擬時空的行為背後，文化或許也在發生着質變。
那麼，文化是否可以真的把握世界？人如何在文化世界的過程中健康積極地存在？
胡嘉興通過 PPT演示，以史前岩畫中的動物和人混沌未分的形象為例，介紹前文化的圖像世界；進入到中國的文化語境中，他着重分析了 「 左傳 」中“遠方圖物”與「山海經」中志怪形象的實質，看到了在禮器上銘刻圖像符號過程中人與動物的分離；然後通過新石器時代考古實物展現了符號萌生與萬物的簽名，最後回歸到文的字源，提出所謂“文”，乃是一個以人的身體為代表的符號世界。由此回到當前的文化世界，胡嘉興提出文化的創作者應該具備的創造意識，即
強調身體力行的重要性，以及在文化創造行動中走出象徵世界與自然環境對立的可能性。
沙龍氣氛嚴肅認真，與會者包括教授、學人、藝術家、媒體人、自由職業者等等。大家討論熱烈，引申出許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明學院教授汲喆先生首先做了“點睛”式發言，他認為嘉興先生的演講提醒我們注意兩點：第一，所有知識的基礎都是分類。對世界的認識就是從分類開始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分類，正是分類的差異造成了文化上的差異（包括人的形象、動物的圖象，重要的時間點等等）。其二，人與動物的一個主要區別在於人有能力使用象徵和符號。人類會體驗到他所生活的世界之複雜性；人可以積累知識，能感受到社會在空間和時間上都遠遠超越其自身，因此人類需要用象徵來表達這個對社會的超驗性的複雜感受。而所謂象徵，就是指涉它本身之外的東西，文字是象徵的一種高級形式。
資深媒體人陳彥先生認為，文化是把握世界的行動。人與自然的分離，是西方文化的產物。人類文明中，人與自然的二分法是主流。例如新冠疫情期間東、西方文化的不同表現，較之中國“清零”式嚴苛防疫，法國式禁足，自己填個紙條就可以出門了，有的甚至把紙條裝在兜里，看到警察再拿出來填上。這在中國人看來很不嚴格，把人與自然決然分開，簡直不可思議，被斥為 “抄作業都不會”（網紅語）。實際上中國將人與自然分開已遠超西方人。今天西方防疫指導思想是與病毒共存而非清零。
汲喆指出：這個問題不完全是中、西方的不同，而是前現代和現代社會的不同。西方以前也認為人與自然同為一體，從時間上來說，牛頓物理學之後，人們對宇宙的物理學理解佔據了支配地位，才逐步將自然與人分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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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藝術創作和哲學研究的台灣旅法學人江薦新的發言，涉及到個體與權力當局的對抗問題。針對疫情期間的各種檢控，他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例如人臉識別，可以掃到你的個人信息，但掃不到你的想法。吾人雖身處於“大眾語言” （langue majeure）之中，但仍須保有創造“小眾語言”（langue mineure）的能力。
陳彥補充說：人臉識別、數字，是憲法規定問題，不是技術問題。對大數據的利用，是相對的，民主政府不可以。
事實上，每一次開禁，就是一次解放，大家都盡情地享受這有限的自由，抒發各自難得的人生體驗。所幸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度，可以遊行抗議，可以拒絕疫苗，可以通過不同方式（包括批評政府和政府首腦）宣洩不滿和抑鬱，政府封城禁足前的“寬容日”，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們的焦慮不安。
在這種情形下，讓人心潮澎湃的鄉土文化之家國情懷，輕易地被消解了。比如疫情初期為洗刷國際輿論一片嘩然的“武漢病毒”一說，有中國同胞在巴黎街頭“求擁抱”，這一悲情之舉，很快就被來自故土的“千里投毒”等指斥傷到無以復加，這種苦澀的“家鄉的味道”，並不亞於族別歧視。相比之下，那些不受鄉情家國文化束縛的“國際化”人士，則更為理性從容地面對他們所處的世界，並找到自己的定位。
當然，這種對鄉情家國的無感，不是世俗意義上的愛國與否，而是超越種族國別疆域的、作為人的一種更高形式的存在和認知。疫情禁足過程再次驗證：每個人的心靈深處都是獨自的個體。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反思並發現：人類“隱退”了，河水清了，鳥兒回來了，自然界萬物生機盎然。這一幕告訴我們，人類對於自然的毀壞是多麼的超出想象。人類在“文化世界”的過程中，產生了人對人的支配，進而產生了對自然的支配，相當然地自詡為自然的主人，無限攫取自然資源。這樣一種人類社會的所謂“文明進程”，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自然環境惡化，造成嚴重的生態危機。
討論中大家爭相發言，話題廣泛，包括對生命不同物種的道德關懷和敬畏，自然生態的內在價值，人與自然是否可保持一個和諧共處的狀態，還是一定要保持一個脫離的局面？真實的物，真實的自然究竟是怎樣的等等。藝術家田德熙則引申“文”的象徵符號，談到早於中國甲骨文一千多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表意、表音）之於人類文明的重要性。基本共識是：跳出原來的思維去思考，對自然的概念進行反思，可能會有新的發現和認知。
在交流中，重申“自然是人的創造”，嘉興以他慣有的沉思探尋：文化無限區分的趨向，是不是一個值得肯定的趨向，在這個問題上是否會走向一個渾然一體的知識形態的可能性？通過主流話語與個體細微的對比，他進而指出：
文化創造者歷來未必是文化的把握者或支配者，權力階層通過把握文化的過程，運用文化工具，加強自己的專制統治。
縱觀歷史，文化的話語權和解讀權一直都掌握在權力者手中，文化精英或曰知識分子歷來與權力無緣。如果說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可以看作是一次文化對權力的反彈，那麼，我們當下是否正在面臨一次新的文藝復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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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值得一提的是胡嘉興和藝術家趙斐2017年創辦的“飛白書院”。“飛白” ，指書法中的一種特殊筆法，又叫“飛白書”，象是用枯筆寫出，黑中透白，蒼勁有力。飛白書院致力於探索漢字及其書寫傳統的美學價值，建立經典文化與當代藝術的聯繫，並積極開展東西方跨文化交流。
在此基礎上，由趙斐主辦的小飛白，是一個面向少年兒童的長期藝術啟蒙教育項目。不僅傳授傳統與當代的藝術技法，更旨在培養孩子的觀察力，鼓勵其探索精神以及激發其想象力和創造力。四年來，特別在疫情封城期間，飛白書院堅持網絡遠程授課，開展一系列獨具特色的主題藝術課程和工作坊，成績顯著，深受孩子們及其家長的喜愛。
“這是我們一生的事業”，胡嘉興說。
這似乎可看作是一種“文化江山”的重構形式之一吧！
本期沙龍得以在新冠疫情起伏的夾縫中舉辦，是沙龍25周年難得的紀念！感謝胡嘉興，感謝沙龍的新朋老友。疫情的阻隔，使得人與人的相聚變得奢侈而格外珍貴，大家從來沒有象此刻這樣輕鬆愉快，相惜相悅。
（本期沙龍於10月16日舉辦，12月6日補記以分享存檔。沙龍攝像/影： 趙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