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總理杜魯多12月初訪華未能正式開啟兩國間自貿談判，在加拿大國內引起反響，加拿大布魯克大學政治學副教授查爾斯·伯頓（Charles Burton）認為“北京拒絕把勞工權益等納入談判等於宣告加拿大數十年來讓中國進入西方體系的努力失敗”。
而曾擔任保守黨總理馬爾羅尼發言人的羅賓·西爾斯（Robin Sears）則認為加拿大對中國有着長遠戰略，“沒有開啟談判，並不意味着失敗”。
現擔任渥太華智庫恩斯克利夫戰略公司（Earnscliffe Strategy）負責人的羅賓·西爾斯在《多倫多星報》撰文指“只有大方案才能帶來大回報，儘管失敗的風險更大。正如當初馬爾羅尼總理在北美自由貿易談判中所為，杜魯多與歐盟談判時在很多領域提出要求，他成功了。這次與中國談判，他同樣採取了長遠的戰略”。“北京希望在加拿大複製一個澳大利亞式狹隘傳統版的協議，這個協議令澳大利亞政客狼狽不堪，但在加拿大不會成功。中國與加拿大談判自貿，是七國集團成員的首例，渥太華深知其對中國的意義”。他認為杜魯多北京之行是兩國高層討價還價的過程，“現在加拿大正等待下一張牌，準備在新一輪談判中緩慢取得進展”。
研究中國政治的查爾斯·伯頓教授對加中關係的既定走向不樂觀，他在《渥太華公民報》撰文，認為加拿大數十年來讓中國進入西方體系的努力已經失敗，必須重新思考未來數年甚至幾十年中國全面崛起時加拿大應該扮演的角色。
查爾斯·伯頓在1980年前後在復旦大學留學3年，後在加拿大駐華使館做了4年參贊。他回憶說“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一放棄毛澤東的革命綱領，希望通過國際貿易實現繁榮昌盛，加拿大政府就通過加拿大國際開發署、世界銀行和國際開發銀行和其他聯合國機構把數以億計的納稅人的錢投向中國，加拿大對中國有求必應，為三峽大壩可行性研究提供經費，以優惠價格向中國出售重水核反應堆，為提高中國小麥和豬肉質量提供資助。更最重要的是，為中國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提供費用，讓他們來加拿大學習先進技術”。“加拿大為這些交流活動提供經費，所得回報也就是嘗一嘗北京烤鴨和遊覽一下長城”。
“除政策本身的道德屬性外，克雷蒂安總理及其繼任者都相信加拿大的善意最終會導致中國實現民主法治。屆時加拿大將擁有一個巨大且公平的新興市場，中國崛起將為加拿大締造繁榮。本着這一目的，克雷蒂安總理率領令人難忘的“加拿大團隊”開啟了中國的商務之旅”。“但現在看來，只有一些善於駕馭中國複雜關係網絡的加拿大大型公司從中獲益，但另一方面，中國的改革開放造成數以萬計的加拿大工人失去工作”。
“天安門運動遭鎮壓後，加拿大對華援助時施以‘人權、民主和改善治理”的壓力。中國為繼續獲得外來技術和資金，勉強接受加拿大的施壓，接受了一個結構鬆散的方案，逐步把全國人大變成民主議會，為未來的司法獨立培訓法官，鼓勵公民對社會問題積極參與，提高對性別權利的認識等等。兩國政府秘密展開人權對話，中國簽署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承諾為新聞自由、民主選舉和保護少數民族和少數人群權利創造條件”。“但這一切都是口惠而實不至。兩國政治家都清楚，這些都是旨在緩和加拿大對中國人權問題批評的公關動作”。查爾斯·伯頓指“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指責他的前任們迎合‘虛假的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才導致中國‘缺乏動力、無能、脫離人民、無所作為及腐敗’”，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天真漢才會相信北京會把‘勞工權益、性別和環境保護’寫進貿易協定”。
查爾斯·伯頓相信“中國用言語敷衍加拿大的時代已經結束，新的時代正在開始。隨着加拿大‘進步自由貿易’理念在北京的破滅，加拿大人應該重新思考在中國全面崛起時加拿大應該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