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伴隨着上海經濟起飛的步伐，上海人開始在舊上海的繁華中搜索記憶；如今，規模空前的世界博覽會在上海舉行，這座城市重新吸引全球輿論的特別關注。但是，二十一世紀的上海是否找回了二十世紀初曾經有過的光芒？疑問顯然依然縈繞不少人的腦海。藉著世博會報道的機會，我們有幸向有“上海記憶的追尋者”之稱的上海暢銷書作家陳丹燕提出這個問題。陳丹燕在上海花園大酒店接受了我們的採訪。
記者：在提到上海的時候，您曾經說希望人們不要只看到上海的物質傳奇，應當也去關註上海的精神傳奇。上海精神傳奇是什麼？
陳丹燕：我覺得他（上海）是一個很特殊的城市─就是對中國城市來講。比如說，他是比較早地向西方的商業文明開放的城市，我們不能說他向西方的精神文明開放，因為來的都是商人。但是，因為他向西方商業文明開放非常早，所以，上海作為一個通商口岸城市，有他非常顯著的特點。如果我們把他與孟買、香港、橫濱、新加坡、澳門這樣的城市比較，我覺得他是在精神方面發育地比較完整的城市。
我想，他這種精神的傳奇主要是在於他在這麼一個古老的國家，這麼強勢的傳統文化裡面，他能夠以一種相對開放的心態，去接受夷種文明，容納傳教士。中國的傳統是輕商重文的。但是，上海對商業和新科技的熱衷完全不像是一個傳統文化下出來的城市，那種戒備他是沒有的。我不能說這種文明非常好─其實從我本性來講，我不喜歡這樣的文明。但是，如果我們比較職業地、就是不是你個人的喜好，看他這種嫁接是否有價值、有特點，那我覺得他是很有特點。在一個本土的、傳統的文化還非常強勢的土地上，很難發育這麼完整─比如廣東就沒有發育出來這麼完整的東西。其實香港也沒有，澳門和新加坡也沒有。當時通商口岸實際上更加重的是實用的功能，就是通商。通商的文明到達什麼樣的程度，我覺得上海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大家可以探討的。
記者：您剛才提到“香港也沒有”。能不能具體解釋，您想說什麼東西香港沒有，而上海有？
陳丹燕：按道理，香港通商的歷史比上海要早。但是，你看香港社會，他有一個精英社會，就是講英語的知識分子和高等華人的社會，但是，這個社會與草根社會基本上是隔絕的，他們不能來往。上海好像是草根的和精英的混同在一起的，價值觀上基本一致。就是有很多社會留下來的規矩和習慣，並不是隔絕的，而是融合的狀態。研究上海歷史的人會說，上海的歷史基本上是一個融合的歷史。從前是五方雜處，後來是華亞雜處，並不是像英國殖民地傳統的那樣，是分裂的。我覺得，可能就是要雜處才能真正產生屬於這個社會的某一種精神上的特徵。如果是分裂的，這個文明是不能夠成熟的。這個是需要混合、需要社會各個階層的努力，才能有這種東西出來。
現在看世博會就可以看上海人的這種特點，就是整個社會對“新“的追求，對新鮮的東西的追求，非常強烈。我覺得這種求新、求洋，是這個地方精神上非常大的特點。但不光是精英階層，草根階層也是這樣的。
記者：您提到的精英階層和草根的這種分裂。但是上海如今是不是也在向這個方向走呢？
陳丹燕：我倒不覺得上海妄圖使自己的各個階層分裂成完全不相來往的狀態。我覺得上海的特點，就是他的融合，他會把各種各樣階層的人融合在一起。
記者：但是，上海近些年社會貧富分化也在擴大。
陳丹燕：但是，他不會兩個階層完全地隔絕。階層的不同，消費也不同，一定是不同的人會去不同的地方，但是，基本的價值觀，比如就是，不管是精英階層，還是草根階層，都相信：要想成功，你必須自己努力，你需要個人奮鬥，你不能靠別人，你很少能夠靠到家庭，因為這是一個移民的社會，每個家族來，其實都是從頭奮鬥開始。所以，他是一個比較個人主義的社會，這個個人主義價值觀大家都認同。並不是草根就說要靠家族─草根更靠不到家族；精英也不靠家族，所以它是一個移民的狀態，他的基本價值觀是一樣的。
記者：在您看來，舉辦世博會的上海是否再現了舊上海的傳奇─物質上的，或者精神上的？
陳丹燕：我覺得世博會是對上海的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點。這個社會從來都是喜歡新的東西，喜歡洋氣的東西。新的東西如果是來自非洲，或者土著的地方，這個城市的人未必喜歡。他有一種虛榮在裡面。上海人從來讚揚別人非常重的話，就是這個人很摩登，就是很現代，非常新。上海的老人，就是我父親那一代人，很喜歡手錶，喜歡圓規，喜歡新科技的東西。如今，這一代小孩大概最喜歡最新Ipad， Ipod 什麼的 ，反正都玩得很轉。
去世博會你可以看到很多老人，就是上海那些六、七十歲的老人，他們讓我非常感動。他們非常希望了解世界，非常熱衷地想要了解最新的東西。但是在他們年輕、有能力出國旅行的時候，這是一個非常封閉的社會，他們沒有辦法旅行。現在國門開放了，他們又是整個社會收入最低的階層，他們很難如願去旅行。所以，世博會對他們來講，真的是開在家門口的世界。所以這些老人非常踴躍地去看世博會。我都覺得非常可憐他們，因為排隊時間太長，參觀的環境並不好，他們不能完全按照場館設計的樣子來體驗這些新的技術，比如新的視屏啊，最新的馬桶啊─是日本的，德國最新的360°環繞的聲音啊，但是他們非常熱愛，非常興高采烈，比小孩子還要高興。我很喜歡這樣的上海人，就是不管好不好，他都和世界聯繫在一起。非常有上海特點。所以，我曾經講，世博會選在上海，大概是最對的一個城市。
記者：在世博會籌備期間，您曾和另外一些專家、學者、作家一起培訓世博會的設計團隊。您向他們傳授的核心內容是什麼呢？
陳丹燕：就是城市精神，什麼是城市精神。我給他們講的是，我認為城市的精神是帶有虛榮的，有非常大的進取心的，也可以說是野心勃勃的；喜歡所有新鮮的東西，不管是非人的，還是符合人性的。我想，所有的城市都是這樣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遠離土地。
記者：您寫了很多關於舊上海的書籍。這種對上海往事的追尋是不是也是因為對今天的上海的感覺到某種缺失呢？
陳丹燕：大概所有的上海人都會覺得上海現在非常努力地想要到達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太平洋戰爭以前這個城市到達的高度。但是我們的確是沒有到那個高度。我們現在並沒有到四零年以前、三零年以後上海的那個高度。
記者：您是指物質上的繁榮呢？還是別的東西？
陳丹燕：如果我們仔細看這個城市，也許他的物質已經和三十年代末期的那個情況差不多了。過一兩個星期，世界上最新發明的東西就會到上海。從這一兩年的情況看，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已經在上海了。上海會辦非常大的奢侈品展覽會，最新的東西願意在上海發布。那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有一個暴富的階層，他們需要奢侈品。這一點跟當時上海的情況非常相似。但是在精神的層面，他的那個自由港的精神上、接受新的精神產品的速度顯然是比較慢。比如說，當時，就是黃佐臨那個時代，他如果去書店訂購一本波特萊爾的書，那麼，一個月以後，波特萊爾在法國出版的書、有他簽名的書，就已經到上海了。因為當時有很多外文書店做這個事。現在這些是不可能的。就是說，精神產品的資訊的便捷度肯定是不夠。
第二個，我覺得在三十年代末期，由於精神產品的資訊非常便捷， 就會刺激這個城市那些做頭腦產品的人不停地想。所以，在當時，他們的思維相對來講是活躍過北京的。現在，可以說上海是一個很大的文化品消費市場，當時我們不是一個原創的市場。我們沒有輸出的。就是我們的原創產品差很多很多。
記者：那這一點是不是也是中國文化領域整體的一個共性呢？
陳丹燕：我不太了解北京的情況。聽說北京情況比上海好。上海並那麼令人樂觀。我覺得這是和中國幾十年的意識形態情況是聯繫在一起的。
因為從前經濟並不發展，最新的奢侈品或新科技產品也很難到達上海，所以你沒有比較。你看不出物質和精神的差距在那裡。
現在物質的產品可以越來越便捷地到上海，你就越來越看到精神這部分的落後，完全不能成正比，所以你就會覺得上海越來越物化。大家不滿意他的地方就是在這裡。而且，不光是上海人不滿意，全中國人民都不滿意，覺得你們（上海）沒有什麼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