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二月，日內瓦世界廢除死刑大會期間，本台曾採訪過中國著名維權律師江天勇，討論中國死刑問題。近年來，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社會也正在經歷重大轉型，民眾法律意識的覺醒與媒體爭自由的兩股動力強勁地推動着中國社會的維權潮流，而律師正是維權運動的尖兵和砥柱。在今天的節目中，我們再請江天勇先生談談中國社會的維權潮流以及律師在這一潮流中的作用以及律師與社會、媒體及互聯網的關係。
江天勇律師曾經代理過有關艾滋病患者、山西黑磚窯、西藏騷亂被捕人員、四川地震災民、中國地下基督教會、法輪功等多起敏感維權案件。2009年7月，北京司法當局以年度考核為手段，註銷了江天勇的律師執照。我們首先請江天勇律師談談中國律師的處境，他回答說：
江天勇：中國律師現在這個群體，整個的律師群體，人數在迅速地增加，全國有16萬多律師，北京有將近2萬律師，增加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律師在經過前一段時間比較活躍以後，現在所面臨的是政府的管控趨嚴。之所以管控，是由於它覺得這個群體需要管了。
由於這個群體很多方面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越來越多，所以說，政府對這個群體開始有所警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表現，可以看到，在整個律師事務所，要進行，中共黨組織的覆蓋，要求有三個和三個以上律師的律師所要建立中共黨支部，沒有這個條件的，要建立聯繫人制度。前一段時間，中國司法部發言人說了，現在已經覆蓋率達到百分之百。可見這個管控是非常的嚴格。
另一方面，在這個大的律師群體裡面，有一批明顯的，非常關注公共領域的律師，他們當然關注的層次不一樣，有的是更多關注相對敏感的案件，或者說一些群體性的案件。
而我覺得，關注公共領域，除了通常所說的維權律師外，還有廣泛意義上說的“公益律師”,這是有區別的，公益律師人數更多，可能他們有時候做的事情，媒體的報道不是那麼多，有些人，他們做了的事情，我們在公開層面上沒有看到，但是我們仍然覺得，這是對公共領域非常關注的律師。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變化。
不過，中國政府最近出台了一些加強對律師工作的管理和限制措施，您本人也被註銷了律師執照，您覺得這種情況會給維權律師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江天勇：我的看法是，維權律師這個群體，不是自己想產生就產生的。是因為中國進入了矛盾的爆發期之後，有越來越多的，利益受損群體的產生。這是一個。還有，前面背景，就是，互聯網出現，資訊傳播的方式和人們獲得秩序的途徑也有所改變。第三點，長期以來，中國，不管願意不願意，不管是真的假的，搞了那麼久的推進“依法治國”，從多少年前，搞的簡單的消費者維權，到後來的，各個電視台，各個媒體，搞法制欄目，法制頻道，這種法制的宣傳，對於人們還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說在中國傳統上，有冤死不告狀，實際上，你會發現，這麼幾年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起訴到法院，包括起訴官方的，是越來越多了，這是無法否認的。
這三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維權律師是應運而生的。有人需要維權律師，如果沒有需要，不是維權律師想做維權律師就可以的。所以，要是我這個結論成立的話，我們回過頭看，政府無論採取什麼樣的管控措施，怎麼樣壓縮，打壓維權律師，矛盾沒有解決，這個社會的需求就會存在，維權律師的群體就會存在。
而且，需求越大，這種維權律師的群體隊伍也會越來越大。維權律師本身，也是生活在之前的三個前提之下，互聯網的，法律意識的增強，律師的自我的獨立性也在增強，不是你管管，你搞個黨支部，我就變得和幾十年前那樣俯首帖耳了。
不一定啊。還是越來越有自己獨立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打壓，對於一部分維權律師，少數人會有作用，對大部分人，也有影響，但是，辦法總是有的。空間也是有的。
比如說，我做很敏感的維權案件，現在有非常大的限制，我從不同的角度去做，比如土地的案件，拆遷的案件，我從維護公民的財產權，這個角度去做，和從民間與官方的對抗的角度去做，這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僅僅是，和官方提的一樣，民生問題啊。如果從民眾反抗官方，這就不一樣，就是涉及到他統治穩定的問題了。
所以說，律師參與公共事件，他的方式也在調整，也在變化。現在變得智慧，在成長。民眾在成長，律師也在成長。所以，我說，不會因為因為這些調整，這些壓縮，把整個進程中斷掉，還是會發展。
整個看來，律師與輿論，這二者在中國當代公共社會似乎有一種共生的關係。您是如何理解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的？
江天勇：我覺得，在現代社會裡，律師這個群體是具有強烈的獨立意識的，另外一個群體就是媒體，這兩個群體，天生的有對權利和自由的渴望，特別的強烈。正好，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這兩群人，他們各自的訴求，有互相需要。作為律師，我從律師的角度，由於中國，司法不獨立，還有，中國行政權力過大。官方試圖把一切控制在自己手裡，在這種情況下，律師按照法律規定，去行事。去維護公民的權利，去講規則，講道理。
我經常打一個比方，你一個小孩和一個身強力壯，明顯體力上高於你的人，你在黑角落裡和他講道理，講的他啞口無言的時候，可能就是你很危險的時候。你講的他惱羞成怒，沒有人，他就可以揍你的。話說回來，你要在眾目睽睽之下，按照他的道理，講得他啞口無言，他可能被迫，按照他所指定的規則去做。
現在很多案件，很多維權事件的解決，是什麼情況？有侵權事件，有民眾訴求，找律師，律師參與案件，變成法律訴求，媒體跟蹤報道曝光，讓大家來看，這時候官方怎麼處理。
成為一個公共事件
鄧玉嬌案，官方願意把她放了嗎？不願意啊，但這是輿論，大家都看見了。怎麼辦。為什麼，官方特別總想封鎖消息，我們律師辦案的過程，官方總是會告訴你，不要炒作，不要接受採訪。我接受採訪，我按事實和法律，我如果造謠了，你該怎麼追究就追究我好了。我接受採訪是我的權利，官方為什麼老乾涉我這個權利呢，他怕啊。一些東西，暴露在陽光下，那是，最有效果的。
媒體就是使得很多的維權案件，暴露在陽光之下。我認為，如果沒有媒體，僅僅是律師，這個是推不動的。當然，如果沒有律師，沒有這麼多事件，媒體沒那麼多料。現在媒體的生態也在變化，也開始出現，需要真正人們感興趣的東西，媒體才能辦下去。這有一個共生的問題。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