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底，《中國經濟時報》資深記者王克勤領導的調查部被宣布取消。是當局壓制敢言記者的新舉措，還是市場化轉型的必然？前廣東《時代周報》評論部主編、自由撰稿人彭曉芸，向本台談了她的觀察和看法。
2011年7月底，《中國經濟時報》調查部被宣布取消，多年領導調查部工作的資深記者王克勤的個人命運也不甚明朗。這一消息立即在媒體間和網絡上引起特別關注。
王克勤素有中國打黑記者第一人的名聲。過去十年間，他和他在《中國經濟時報》的團隊曾先後揭出諸如北京出租車行業內的壟斷、河北定州圈地活動中的黑社會、河北邢台艾滋病疫情、山西問題疫苗等一系列具有轟動性的社會事件調查。獲得榮譽的同時，也觸怒不少官員和地方勢力。
王克勤和他的團隊被“連鍋端”的消息一經傳出，立即引起輿論的特別關注。王克勤本人十分低調，不曾公開就事件原委發表評論。但這更讓輿論萌生種種猜測。在近期中國政府加緊壓制公民社會多元聲音的大背景下，這一事件是否是當局壓制敢言記者的新舉措？總部設在巴黎的記者無疆界組織７月２０日呼籲《中國經濟時報》領導層做出解釋。但是，也有中國媒體人在關注王克勤及其團隊人員命運的同時，希望不要在其中原委尚不明了的情況下過度解讀。我們為此電話採訪了正在台灣參加學術活動的前廣東《時代周報》評論部主編、自由撰稿人彭曉芸，請她談談對此事的觀察和看法。
王克勤：理想主義色彩的媒體人
法廣：請首先介紹一下您所了解的王克勤其人其事
彭曉芸：我覺得，王克勤在這個年紀（４７歲）還繼續堅持在一線做新聞報道，在中國大陸比較少見。他是一個還非常有新聞理想主義色彩的人。現在，中國大陸的調查記者普遍都是小年輕，可能二十多歲，三十多歲，大部分都在35歲以下。因為，中國大陸的媒體狀況是，要麼晉陞，要麼轉行，去做別的工作，缺少鼓勵專業上的榮譽感的機制，專業上的鼓勵機制和成就感的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所以，這樣做的媒體人並不多。
他一向主要關注比較基層的、底層社會的一些不公正現象。
法廣：王克勤的努力在中國官方輿論中還是得到過肯定。2002年，他曾經入選傳媒傑出人物。怎麼看他今天境況的改變呢？
彭曉芸：其實我覺得，就像我此前寫的那篇文章里所說，不要泛政治化解讀。我覺得，這件事發生以前和以後並沒有一個突變的過程。他本來也就屬於體制比較容忍的面向社會底層、基層社會不公正現象的調查。這些調查涉及到比如疫苗事件、出租車事件……都是非常基礎的社會現象調查。這些調查本身在業界也存在多樣化的結論，或者說多樣化的業務上的爭論。所以，我覺得，並不是他突然被政治打壓，或者是他在政治上突然變得激進……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原因。
法廣：面對媒體人和網絡上對這個消息的反應，《中國經濟時報》做出解釋，說這只是向經濟類報道轉型的一個必要的內部調整。調查性報道和一個媒體的市場化轉型是否矛盾呢？
彭曉芸：我留意到去年5月時，王克勤上一任領導包月陽已經被調離社長職務。我不敢武斷地判斷，但是我覺得似乎是他們整個報紙（處於）在轉型、在調整的狀態。我不太清楚。當時包月陽被調離時，有人說涉及山西疫苗（報道），因為是他簽發了相關報道。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使他當時有壓力，因為當時山西衛生廳曾指責報道不實。
我覺得，我們對這些事件沒有辦法去了解到底是什麼樣的鏈條導致了王克勤的處境，是不是還是那個事件（疫苗事件）的後遺症―完全不不可能知道。你完全沒有辦法下判斷。也可能這確實跟政治原因無關，就是想轉型。因為現在媒體普遍處境不好。你想想看，根據公開披露出的消息，王克勤的工資非常低。所以，原來在計畫經濟體制之下的媒體確實有可能希望轉型，因為報紙的名字就叫《中國經濟時報》，他們是不是想轉向財經報道？王克勤所做的一直是社會調查，這種調查是最沒有經濟效益的。當然，它可以帶來一種品牌效益。但是，《中國經濟時報》似乎也並沒有最大化發揮這種品牌效益。讀者一般讚賞王克勤，但並不太了解《經濟時報》的其他報道，或者其他方面表現如何。
《中國經濟時報》的聲明確實提到他們希望轉型財經報道，希望向市場化轉型。所以，我覺得整個事件非常難以下結論。
法廣：那麼，在媒體紛紛市場化轉型的背景下，王克勤這些年推動的調查性報道的前景如何？
彭曉芸：王克勤此前在《中國經濟時報》發表的調查報道應該說是領導個人決策、給他很大很大空間這樣一種狀態。所以，有時候，他甚至可以發幾萬字的文章，這在其它媒體都比較少見。其他綜合類媒體一般不像他們這樣偶然地操作，而是比較常規、制度化地操作，篇幅和調查記者的分工都比較專業化和常規化。王克勤在《中國經濟時報》的調查和其他綜合性媒體，比如《南方周末》、《新世紀》等在專業路數上還是有一點區別。他（王克勤）的自由度很大。可以半年調查一件事。在其它媒體恐怕很少有這樣的空間。所以，我想這可能也是王克勤這麼多年始終願意留在那裡的一個原因。
曖昧局面令新聞人陷於被動
法廣：那麼，王克勤事件對於調查性報道是不是一個不太好的信號呢？
彭曉芸：這很難講。因為，他所處的媒體本身也不是以調查性報道見長的媒體。所以，很難以一個個案來說調查性報道的處境是變好了，或是變壞了。而且，這還是一個不明真相的個案。現在我們只能是揣測，但是，揣測地去下結論是不負責任的。
所以，我說泛政治化解讀也不行。但你說是利益的爭鬥，我也不敢這麼講。這就是我說的一種非常灰色的狀態。這種狀態導致整個新聞圈子裡大家都處於一種比較被動的局面。你不知道其中到底是什麼原因。即便大家向去為此抗爭，也不知道方向。這是大家感覺比較悲哀的地方。
至於調查性報道的前景，其實對它有衝擊的是微博時代。因為很多信息已經在微博上出現了，很多記者也會上微博，實時報道每一個環節，報道動態的資訊，這會導致讀者將來是不是有耐心看數萬字的長篇報道，而且，報道中的信息可能大部分大家都已經讀過了。長篇的調查性報道如果再向前推進的話，可以比方說走一種精英讀物路線，或者比如說可以做到像《紐約客》那麼好看―《紐約客》有一個在中國的記者，經常寫關於中國的報道，他寫的文本非常好看。現在也有媒體在這樣轉型。像《南方人物周刊》的轉型，至少是值得期待的。他會讓記者做大量採訪，而且，也在謀求更全球化的視野和姿態。所以，從專業化程度上來講，我估計《中國經濟時報》的條件沒辦法同這些雜誌類的、而且是有一定積累的媒體相比，包括《南方周末》―他們不是一個人在單打獨鬥，他們有一個專業的團隊。
市場化轉型驅使下，黨媒出現話語“雙軌制”
法廣：在輿論導向的大前提下，媒體的市場化會是怎樣的發展前景？
彭曉芸：市場化其實有幾個緯度。不一定完全是壞事。因為市場化其中也包含着要向讀者妥協，要討好讀者。要討好讀者就必須贏得民意。我觀察到，即使是有些黨媒，就是機關報《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這些媒體在報道上可能沒有什麼長進，但是，可能在評論部分，在政治話語表述上，也出現了一種我說的一種“雙軌制”，變成好像是有多聲部的唱和。他也許今天發一個措詞嚴厲的評論，明天又發出一個大家要傾聽的沉默的聲音，讓人不明白到底是怎麼樣一種狀況。因為這些黨的媒體其事也面臨市場化未來的預期―所有的媒體可能都面臨市場化和企業化轉型。
法廣：這種轉型是不是也就會推動中國媒體比較獨立的發展呢？
彭曉芸：一方面獨立運作，是好事情，媒體要向民意妥協。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在完全市場化之前，存在一個巨大的利益博弈空間，這又有另外一個弊端，就是，有時候為了利益，那政治做為謀求利益的說辭、借口。比如，媒體要上市、突然要調整的時候，也許領導告訴你：為了政治上的安全，我們需要你離開，要辭退一些人……這個時候，即便他簡單告訴你是一種調整，外界肯定會猜測是政治原因。但如果你問領導，他也不會告訴你究竟是什麼原因，最多告訴你他壓力很大……這些模糊的、曖昧的說辭導致媒體的經營者其實有巨大的操作空間：今天他也許是為了利益，讓你以為是政治打壓，頂不住壓力；明天可能是為了政治，犧牲一些利益。所以，現在是處於轉型期一種多方面矛盾交叉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