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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軍濤:中國大變革的動力將來自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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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第18次代表大會上,最高領導層將開始最近10年來的全面交接。政壇如此全面的人事變動自然是各方關注的焦點,而這次大會最不同於往年之處,在於直到會議召開的最後時刻,高層人事安排似乎仍然沒有最後定局,一些分析人士甚至不能排除會議召開之際再出新變數的可能。圍繞高層人事安排的爭鬥為何這一次如此之激烈?自89民運後擱置的政治改革是否會隨新一代更年輕的領導人上台而重新啟動?我們電話採訪了旅居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先生。

北京飯店門前為迎接中共十八大用鮮花組成的黨旗花壇。
北京飯店門前為迎接中共十八大用鮮花組成的黨旗花壇。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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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模式的維穩體制已經難以為繼

法廣:中共最高領導層的內部權力爭鬥並非始於今日。但為什麼這一次圍繞18大權力交接的爭鬥會如此之激烈?

王軍濤:我覺得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比較大的背景是共產黨在最近幾十年通過改革開放,確實經濟發展很快,但是,由於採取鄧小平的模式,用四項原則保持權力高度壟斷,實現高壓穩定,而且,高度壟斷導致了腐敗,雖然維持了穩定,促進了發展,但是腐敗發展的很嚴重,以至於民怨鼎沸,這個模式如今很難維持下去。中國軍費現在是世界第二,吸引世界廣泛的關注,而維穩費用又連續兩年超過了軍費,這就使得這個模式現在難以為繼。這是一個大背景。

在這種時候,各種思想空前活躍。一個直接的背景是,有些人為了能解決中國問題,開始嘗試着衝擊這個維穩體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薄熙來最近幾年在重慶唱紅打黑,想用一種“左”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而今年二月份,王立軍開始引爆他的一系列問題,他的落馬、以及他牽連出來的各種力量、還有揭露出來的他的貪腐(問題),和圍繞薄熙來雙方展開的激烈權爭,這些都使得現在高層顯得很不穩定,很不團結,使18大有了很多的變數。

其實,在17大之後本來已經就18大有了一個預案,但這個預案因為薄熙來案而徹底被打破。18大召開之前,需要再達成一個新的預案―因為它有一個時間表,(於是)各派激烈角逐,使18大充滿變數。

法廣:最近《紐約時報》披露溫家寶家人有巨額財富的消息,在您看來,這對11月8日召開的18大會產生什麼影響么?

王軍濤:我覺得不會有直接影響。打薄熙來會對18大有直接影響,因為薄熙來是18大要上位的力量。但打溫家寶呢,最多影響汪洋,因為溫家寶力挺的人是汪洋。但是在汪洋是否上位問題上,在7+2的結構中,他(汪洋)上得好呢,能進入7個常委,不能上位呢,也能是兩個列席政治局常委的政治局委員(之一),所以,我覺得,從這點來說,影響並不大。因為溫家寶到明年三月可能就全退了。

但是,打溫家寶會影響18大是因為,如果溫家寶被揭出來他和薄熙來一樣,就會(讓民眾)發現共產黨里沒好人。這樣就在民心進一步要求解決腐敗問題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會鼓勵一些有抱負的(說不好聽的是有野心的,說得好聽些是有抱負的)政治人物,出來挑戰18大格局,爭取自己更大機會,這樣就間接地使得18大不穩定的條件更大,但是不會有很直接的衝擊。

法廣:您剛才提到汪洋和薄熙來。在薄熙來事件發生之前,汪洋和薄熙來被很多人看作是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的對立。薄熙來如今已經垮台,但是,根據目前傳出來的消息,汪洋進入政治局常委的希望也不是很大了,怎麼解讀這個局面?汪洋和薄熙來是否代表着兩種不同的路線呢?

王軍濤: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不同的路線,但是,薄熙來離現在的維穩體制比汪洋更遠一些,這是因為薄熙來有太子背景。汪洋呢,他不是太子背景,他更需要離現在的核心、和過去的核心保持一致,他不能讓任何有否決權的人否決他。所以,他與薄熙來面對現在的維穩體制有多少內在的區別,我不知道,但是,表面上,他要在政策中更體現出與前代領導核心和現代核心的一致性。但是,我個人覺得,汪洋現在是否入常並不影響他的前途,他還年輕,實際上,他現在不入常,下一屆他也會入常。

法廣:在現在18大高層討價還價的人事安排中,習近平個人能對新班子人選確定問題上,能發揮什麼作用呢?這種妥協達成的結果將來能給他執政期間帶來怎樣的活動空間呢?

王軍濤:我覺得習近平現在所處的位置上,他實際上對未來的班子……因為,我覺得胡錦濤還是想為他創造上位的條件,但是,現在的鬥爭太激烈,而且,在這些鬥爭中,可能不同的人都已經被牽扯出一些問題來。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他下一步的工作難度很大,在現在的人事問題上,不管他有多大發言權(因為在過去,他其實沒有人脈,他從福建到浙江,到上海,他走得比較快,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人脈積累,在這種情況下),他在很大程度上到底還是要藉助於前兩任核心的人脈關係,來安排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習近平不是啟動改革的人物,但會寬容改革嘗試

法廣:不少人對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啟動大的政治改革抱有一線希望。您怎麼看?習近平是不是一個能夠帶領中國啟動改革的人物?

王軍濤:習近平肯定不是一個可以啟動改革的人物,如果他是這樣一個有稜角的人物,比如像薄熙來,他肯定上不到今天這個位置,他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能被各派所接受,就說明他在處事方面比較圓滑,比較圓潤;他不是很有剛性,很有自己想法的人,否則他早就得罪人了。

但是,另一方面,習近平也是有操守、有堅守的人,否則,他不會從福建,到上海,在官場出現大地震、出現大醜聞的時候,他沒有被牽扯進去。而且,民間也沒有關於他的醜聞的傳言,因為現在老百姓也是很尖銳的,有很多問題都被揭露出來。

如果將來習近平有可能政改,我覺得不是他有政改的想法,更像是因為在他的治下,越來越多的人覺得不政改,中國沒有前途,特別是一些大的公共危機事件發生後,使得民意強烈呼籲要改革的時候,習近平可能能夠容忍這種改革。我總是舉美國的例子。在美國歷史上,實際上建國那一代人是很有魄力的,他們打了一場獨立戰爭,建立了美國,但是,實際上,林肯廢奴(政策)是被迫的,雖然林肯是一個廢奴主義者,所以當時南方不信任他,但是,他為了競選,為了聯合南方、保證南方留在美國境內,他曾經承諾不廢奴。但是,後來當情勢發展使廢奴成為一個強烈呼聲的時候,他就毅然決然地背書了這個(廢奴呼聲)。我覺得,我們現在都知道鄧小平的維穩體制進行不下去了,將來中國(的問題)是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的問題。其實,現在北京很多人都估計習近平會向左走,會建立一種像新加坡模式的強權,來打擊腐敗,實際上是走一條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強化黨國體系,懲治腐敗,恢復黨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以擴展國家和政府的權力範圍的方式,給人民提供一些基本保障,以這樣的方式,來緩解中國現在的問題。

但是,假如習近平向右走,那就是因為現在京、滬、廣這樣一些大城市,特別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中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人類進步文化的這樣的一些社會力量強烈要求政改、接受普世價值,而且他們掌握着公共空間的話語權 就像韓寒這樣的青年作家,他寫了韓三篇之後,受到了很大的壓力,連他都頂不住……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可能也會向右走,進行一些改革,而右邊的改革是可以用比較漸進的方式進行的。比如說,先讓言論在某些地方局部性鬆動、進行選舉試驗,等等,那習近平可能會作出一些努力。我的意思是習近平不會主動提出改革,但是,他會對各種各樣的改革和試驗比較寬容,這樣就可以讓中國一步一步地走向一個接受普世價值的政治制度。

法廣:習近平出自太子黨,李克強被看作是團派的一個代表人物,他們之間有那些共同之處?

王軍濤:他們兩人的共同之處還是比較多的。他們都是在八十年代初期進入共產黨的接班軌道;在文化大革命以後,他們都目睹了毛澤東所犯的錯誤;文化大革命的後期,他們也都比較努力的能夠去做一些事情,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前,他們就已經在共產黨的體制里獲得了一定位置,這些都是靠自己的努力,那個時候,家庭背景沒有什麼太大作用,後來呢,改革開放期間,他們接觸了很多新東西,改革開放最快時期,他們進入了基層班子和中層班子。

但是,不好的地方是他們都是在89年鎮壓民主運動和92年中國進入權貴資本主義發展的時候,他們的位置開始了決定性的快速升遷,這些應該說又使得官場上的很多問題,也同他們有關係,尤其是在他們所工作過的地方,李克強在河南,遼寧,習近平在福建、浙江、上海等等,這些也都是出過不少問題的地方,即使他們可能不一定對這些事負責任,但是也深受這些事的影響。

法廣:習李搭檔會是一個比較和諧的搭檔么?

王軍濤:這很難說,因為他們背後還有不同的力量。他們兩人的性格,我覺得不應該有太大的矛盾。就像胡錦濤,很多和胡錦濤接觸過的人,包括異議人士中的代表,比如嚴家其、萬潤南等人都與胡錦濤有過很近距離的接觸,他們都認為胡錦濤作為個人來講,是個很好的人。但是,他們身後的政治力量之間有矛盾和衝突的時候,作為代表人物就會被牽扯進去。

我覺得如果是個人相處,他們倆不會有矛盾,但是,因為畢竟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急劇發展,而且很多危機公開化的情況下,加上他們背後所代表的不同的力量,他們經由的途徑不一樣,支持者不一樣,他們可能也會被捲入到一些衝突中去。

我想補充的是,中國大變在即,但是,我覺得中國的高層不是最主要的改革的發動機和推動力。將來中國如果真的要有政治改革的話,最主要是民間發生一些政治上有衝擊性的事件,導致公共危機,而這種公共事務的危機,會使得高層被迫做出反應,或許中國會走上一條政治改革的道路,但也有可能會往後退,退到一個黨國高度集權的、新的威權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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