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異議作家廖亦武近日來法國巴黎，參加他的書著《證詞》的法文版發行活動。《證詞》一書記錄了廖亦武1990年至1994年間因為寫詩悼念六四亡靈而被投入監獄四年的痛苦經歷。對於廖亦武來說，記錄下這段痛苦的經歷是撫平這4年尊嚴掃地造成的傷痛的過程，但對於執政者來說，那些對獄中各種酷刑的描述則有礙經濟強國的光環。在寫作的過程中，他的手稿兩次被抄走沒收，迫使他一再從頭開始，但書稿海外發表之際他所面對的坐牢威脅最終迫使他走上了逃亡的旅途。
廖亦武在巴黎接受了我們的採訪。
法廣：上一次您來巴黎，是經歷14次出國申請失敗之後才成功的旅行，但還是決定返回中國。您當時說您既然可以這樣努力地爭取出國，就會以同樣的努力爭取回國。可是，幾個月以後，您最終選擇了逃離中國。是什麼因素讓您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廖亦武：當時的情況，我比較看好。後來，我的朋友劉曉波獲得了和平獎，他及時地獲得了消息。我當時覺得形勢一派大好，我還是回去繼續寫我的故事。當時，我打着自己的小算盤：我的書在西方有這麼好的市場，我就在中國那個垃圾堆上寫些故事，掙歐元和美元，我的日子會過的非常爽。（所以）我就興高采烈地回去了。我沒有想到回去之後，形勢急轉直下，是那樣一種處境，完全不能行動。特別是，他們說，我要發表這本寫監獄裡生活的書（《證詞》），就面臨10年以上的監禁！我沒有劉曉波那麼大的勇氣。如果我不能寫，這是件非常要命的事情。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當然要跑。
法廣：在這以前，在您14次申請出國都被拒絕的時候，其實您也經常被騷擾。上次回去之後，又選擇逃亡，是否因為感覺形勢比以前更糟？
廖亦武：是呵。在這（逃跑）之前，我又有（收到）兩次邀請，一次是美國的邀請，另一次是澳大利亞的邀請，但這兩次他們都不批准（我出國）。意思就是：你不能出國，也不能發表。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又不能出國，又不能發表，發表就要面臨坐牢，這讓人太不能接受了。我只有跑。
法廣：在這次離開中國以前，您主要還是埋頭寫作。但離開中國之後，在德國這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們看到您為李必豐呼籲，為第十七十噶瑪巴呼籲，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您又高聲表態。是否在離開中國之後，您也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您的行動方式？
廖亦武：其實我還是在寫作。但是，我已經同美國和德國的出版社簽訂了至少三年的合同，這三年要出的書也已經定了，我已經把稿子交給他們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算了一下，我至少有一年多的時間，去關注我覺得應該關注的事情。特別是我獲得了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和平獎。這是德國文化方面的最高獎。德國有兩個最重要的獎。一個是畢肖普獎，是文學方面的最高獎，另一個是法蘭克福書展和平獎，這是文化、是人文方面的最高獎。這是兩個並行的獎項。前者更是文學方面的成就，後者則更是一個綜合獎，不僅是文學方面的成就，也包括道德，勇氣，得獎者經常就是一個文化旗手。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必須要做一些事情。德國人把這麼高的榮譽給了你，獎勵你的文學，獎勵你的道德，獎勵你的勇氣，你就必須要做得像個樣子。所以，我就做了些事，我覺得也不算什麼，是應該做的。
法廣：這本關於您在九十年代初坐牢生活的證詞，您一共寫了三版。前兩次寫下的文字全部被沒收失蹤，但您還是堅持重寫。為什麼這麼執意地要把這段經歷寫下來？
廖亦武：這不叫勇氣，這是一種恐懼，因為我在監獄裡受了那麼多折磨，噩運降臨在我頭上，但更大恐懼是受了苦，還被人遺忘，還被人拋棄，這更讓人受不了，所以，可能是更大恐懼，驅使我把這本書寫出來。
法廣：您在書里說：進監獄的第一天是一個把人變成狗的過程，怎麼解釋？
廖亦武：對，就是這樣。你只有通過寫這本書去恢復你的尊嚴。這本書走到今天，經歷了這麼多曲折，現在已經出版，我也因為這本書在西方還算獲得了很大的聲譽，這是人恢復尊嚴的一個過程。
法廣：這些年，您在中國可以說是一直在領教中國的法律，有親身的體驗，也有朋友的故事。您怎麼解讀中國的法與非法的概念？
廖亦武：其實，我就是在監獄裡學習的法律。每一個人，哪怕是文盲都要翻中國憲法，中國刑法，因為要了解自己會被判多少年，那時候，監獄裡的犯人也虛擬地給你判多少年。我是一個連條文都沒有讀完過的人，但是，我在監獄學習了中國的法律。但是，我認為，在一個政權遭遇危機的時候，法律完全是一紙空文。踐踏法律的是獨裁政權本身。所以，我不抱什麼信心，只有在民主和自由的條件下，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前途的情況下，才會有真正的法律。現在的情況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律。
法廣：您剛才提到，在中國進一次監獄之後，政治犯就會永遠被打上這個標籤，永遠背上這個包袱，中國對政治犯的這種刑罰是不是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在不斷地製造對立面呢？
廖亦武：我就是他們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製造出來的。中國的現狀製造兩種人，要麼製造我這種人，製造劉曉波、高智晟……越來越殘酷，要麼就製造莫言那種人 純粹就是奴才，一個騙子。就是，要麼製造敵人，要麼製造騙子。
證詞出版之際，中國早已經走出了八九六四後的孤立，成為西方企業主和投資人趨之若鶩的土地，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的光環與證詞中令人毛骨悚然的監獄生活儼然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廖亦武在巴黎的一次記者會上不無嘲諷的表示，出版這本書確實顯得不合時宜：
廖亦武：西方和中國做生意做到這種程度，我覺得出這本書很不合時宜。上次來法國，我在百貨公司看到非常多的有錢人在那裡買東西。（想起）我曾經看過一部電影：解放軍佔領巴黎。我當時就對瑪麗（瑪麗٠侯芷明，法國漢學家）說，可能不是解放軍在佔領巴黎，是中國購物團在佔領巴黎。我當時想：中國人怎麼這麼有錢？在國內，我接觸的人幾乎都是沒有錢的人，他們卻這麼有錢，一下子把巴黎的百貨公司都佔領了。當時我非常驚訝。但是，去年，我們又驚訝了一次，感覺中國人又佔領了瑞典，有人在那裡說新聞檢查制度和上飛機的安全檢查差不多，我當時覺得太驚訝了：西方怎麼了？！ 我覺得是共產黨的獨裁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個奇蹟：從經濟到文化，幾乎佔領了西方。真是沒辦法。所以，在這種時候出版我這本書，真是不太合適。
但是，廖亦武相信證詞可以是一把鑰匙，幫助讀者了解一個看不見的中國：
廖亦武：就在我寫這本書的地點―重慶，大半年以前，發生了薄熙來事件，薄熙來和王立軍在重慶打黑，只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就抓了兩、三百個黑社會（的人），雖然黑社會的人比一般人要堅強得多，但在他們的酷刑之下，這些黑社會的人全部都招供了，酷刑到達了什麼樣的程度，可想而知。
直到現在，中國仍然是一個巨大的無形的監獄。我在書里寫的真正的監獄，就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雖然它令人不太愉快，會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閱讀經驗，但是，這本書，我認為是進入一個看不見的中國的一把鑰匙。
巴黎行程中，廖亦武多次被問及自由、民主、人權是否只是不適用於中國的西方價值，他這樣回答說：
廖亦武：我覺得許多西方人對中國採取了雙重標準，比如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很多人為鄧小平辯護。特別是最近哈佛大學一個教授寫了一本非常臭的書，他說鄧小平改變了中國，說天安門大屠殺是迫不得已，如果沒有天安門的屠殺，就沒有後來的經濟繁榮。我不能接受這樣的觀點。殺了那麼多人，出動了那麼多軍隊，如果發生在美國，美國人會不會接受？放在法國或德國，人們會不會接受？經濟的發展要以殺人作為前提，我相信在座的每一個人都不會接受。
法國前司法部長、前憲法委員會主席羅貝爾-巴丹戴爾在巴黎東京宮當代藝術中心參加證詞法文版發行活動時，發表講話，稱讚廖亦武這部令人震撼的書著可以與索爾仁尼琴等著名作家的牢獄作品媲美。在他看來，這本書重要之處，在於廖亦武以少有的、有時甚至充滿詩意（比如當他走出來訪賞月的時候）的出色筆觸，如此準確地描述出一個野蠻的獄中酷刑制度。監獄酷刑並不是中國獨有，但這本書是監獄酷刑的中國版本。對於像我這樣已經見識過各種監獄的人來說，有些在監獄牢房、在拘留中心發生的細節仍然讓我不能無動於衷。獄中虐待、對人的尊嚴絕對而反覆的侵犯、對囚犯以致其丟盡做人本性的摧毀，等等都可以在這本書找到他的中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