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初，十幾名女性通過《紐約時報》和《紐約客》提出的性騷擾甚至性侵犯行為指控，使得多年來在國際影壇不可一世好萊塢製片人哈維•韋恩斯坦迅速聲名掃地，也隨之在社交媒體上催發了一場波及全球的公開揭露性騷擾行為的#MeToo.（我也是）運動，歐美社會不少政治領導人或公眾人物因此而為他們此前的行為付出了代價。2018年初，已經定居美國、在矽谷工作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士羅茜茜，在微博上實名舉報該校教授陳小武持續性騷擾多名女學生，將這場運動的衝擊波帶到了中國，在高校群體中迅速引發響應。不過，如果說#MeToo反性騷擾運動在歐美社會激發起新一波對當今世界兩性平等關係的思考，給各國的女權運動帶來一股新的動力的話，在中國，#MeToo運動的衝擊波也隨着北航事件中被指控的教授受到學校的行政處罰而逐漸消散。北航事件是否可以看作是#MeToo運動的中國版？這場運動的衝擊波是否也給中國社會的反性騷擾努力帶來一種轉折？我們電話採訪了中國女權學者李思磐女士：
中國#MeToo運動的主體：推動建立性騷擾防範機制
法廣：首先，能否談談您對這場幾乎全球性的#MeToo反性騷擾運動的意義的看法？這次運動的意義是否僅限於讓受害者不再沉默？
李思磐：我想，在中國以外地方的#MeToo和中國的#MeToo其實形式和背景都很不一樣。比如在美國（舉例美國是因為美國的能見度比較高。我知道在法國的社交媒體也是如此），比較被關注的可能是人們對一些位高權重的政治人物或者演藝界非常知名的人士、非常指名道姓地、而且是自己實名在社交媒體上講出自己可能是許多年前被性侵的經歷。但是，在中國，（情況）其實並不是這樣。
區別在於，北航事件事件中，除了已經在中國以外的、在矽谷工作的羅茜茜是實名舉報陳小武之外，其他的受害者並沒有露面，既沒有實名在社交媒體上露面，而且，包括羅茜茜的支持者、獨立記者黃雪琴（黃雪琴其實是在羅茜茜公開投訴性騷擾事件之前，建立了一個賬號“中國女記者性騷擾狀況調查”）。她（黃雪琴）雖然講出了自己的經歷，但是她並沒有告訴大家：那是誰？沒有說出她針對的是哪一位。這樣的情況大概是目前的常態。就是說，有很多人吐嘈，匿名說出自己被騷擾過，但是很少有人……就是說，在中國除了陳小武是通過向學校正式投訴這樣一個途徑被處理或者說被人們知道之外，其實並沒有太多知名人士受到#MeToo運動的影響……
法廣：就是說沒有很多害人者受到懲罰？
李思磐：對，沒有那麼多加害者（被處理），除了陳小武之外，其實沒有幾個加害者被揭發。
法廣：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社交網絡上出現的這些呼籲其實不能說是中國版的#MeToo運動？
李思磐：對，（二者）不太一樣。我舉個例子：#MeToo運動最初發生在美國。美國無論在法律上也好，還是在一些企業或機構的內部也好，他們都已經有一套面對性騷擾問題的處理機制，只不過對一些特別位高權重的人來說，這套機制失靈。但在中國並不是這樣。中國的情況是現在還沒有一套正在運作的、可以執行的反性騷擾機制，因此，中國的#MeToo 運動，與其說是揭發那些位高權重的加害人，不如說是呼籲、建議、進一步推進建立這樣一套反性騷擾的制度。
法廣：#MeToo在美國啟動後，在演藝界獲得的響應最多。但在中國，最大的響應來自高校。如何解釋這樣的情況？中國高校的性騷擾問題為何如此嚴重？
李思磐：其實，這個運動在高校獲得了非常大的推進，這並不是說高教領域性騷擾的情況比在其他一些領域──比如在企業，或在政府──更嚴重，並不是這樣。我想，（各個領域）都一樣嚴重，只不過是高校學生處於一種集體生活的形態里，比較容易被一些社會議題動員起來，比較容易相互聯繫，相互呼應，然後投入一種社會運動。學生是比較容易加入社會運動的人群。對於其他人來講，包括在企業，也就是已經工作的成年人，無論是在企業界，還是在政府工作，可能都面對一些同樣的境遇，但這些人未必有條件來推進一個運動。這是從參與者的角度來講。
另一個角度，我想，比如從教育部或者從學校當局來講，發生這樣的運動的時候，他們其實沒有這樣的道德資源，來完全鎮壓或者是拒絕這樣的訴求。因為，第一，從學校來講，尤其是高等教育領域，學生是最應該受保護的人。第二，中國社會對於性的侵害其實非常敏感。這兩點都使得學校當局以及教育部門，沒有辦法拒絕這樣的訴求，他們必須採取一些措施，必須要建立一些制度，來反對這種赤裸裸的壓迫和侵害。我覺得這是在高校領域可以被推進的一個原因。所以，我們就會看到，大約有70多家高校、8千人左右參與了寄信給母校，要求建立性騷擾防範機制的運動。這其實是中國#MeToo運動的一個主體。
在網絡上，基本上一視同仁，她們的帖子都會被刪除，她們的聯署網頁都會不見。但是，我們會發現，就學校來講，雖然有些學校出於慣常的、對學生群體的維穩思維，會採取一些維穩措施，但是，還是有很多學校做出了正面的答覆……
#MeToo與“#米兔”
法廣：這也正是我想問的另一個問題：中國各級官方機構在性騷擾問題上的態度有時候讓人感到摸不着頭腦。中國民間這些年的反性騷擾努力經常受到不同形式的打壓：2015年，“女權五姐妹”因為計畫在三•八節那一天去公交車上散發反性騷擾的傳單，而在三•八節前一天被抓捕，並被關押；2017年5月，廣州女權活動人士張累累因為發起反性騷擾人肉廣告牌行動，而不僅被當局阻止，而且被要求搬離廣州……您剛才也提到，這次#MeToo運動在全球範圍開展以後，在中國的活動會被刪帖……為了繞過網絡封鎖，#MeToo在中國變成了“米兔”。但與此同時，官方也有反性騷擾宣傳的努力。如何理解中國官方的態度？
李思磐：因為官方不是一個部門。我想，從網絡信息管控部門來看，它需要做的日常工作是，不管是反性騷擾運動，還是其他社會運動，他們刪帖的一個原則（這之前有過相關研究）是，盡量避免社會動員的可能性，就是說盡量避免大家通過網絡上的信息，更多的人集結起來，一起做一件事情。這是它要避免的，所以它要刪帖。但是，當這些公開信寄給那些學校的時候，就像我剛才所說，很多學校沒有辦法反對或拒絕。有些學校會出於維穩思維，會說什麼是“反華勢力號召”之類的，有些學校會完全不接受這些公開信，但還是有些學校接受了信，並且給校友回信，說：你們的建議非常好、我們會參考來討論怎麼樣做反性騷擾的工作……不少學生都接到了這樣的信。
另外從教育部的角度來講，2014年發生在廈門大學的一樁性騷擾事件其實和今年的陳小武事件有相似之處。事件揭發出來的時候，當時也有兩百多名學者一起聯署，並且寄送了非常完整的、關於教育部反性騷擾機制以及廈門大學相關規章制度的文本。教育部後來的回復非常正面，將反對性騷擾寫入了部門規章，這就是所謂的“師德紅七條”，規定教師不得對學生實施性騷擾。這是2014年取得的一個進展。所以說，發生這樣的情況的時候，教育部會有動機去管控這種嚴重的、會傷害教育部門以及一些高校機構的合法性的行為。他們有動力去接受民間的一些訴求和建議。
法廣：但是反性騷擾這樣的運動是否可以僅僅依靠政府行為、而沒有民間的呼應和推動呢？
李思磐：我覺得，比較好的結果是在官民互動中進行的。2014年的廈門大學事件之後，民間有呼籲，教育部有一個初步的規章，也就是所謂的“師德紅七條”。這一次的陳小武事件又是一個很大的新聞事件，民間輿論都有壓力。在此之後，教育部也承諾要建立一個具體的長效機制，來管控對學生的性騷擾行為……我覺得，在將來，我們就要看，可能通過什麼樣的制度來管控？這個制度是否有用？就是我覺得不能畢其功於一役。下一次可能又會有一件可以動員起輿論壓力的什麼事件，然後可能的結果也許就是可以推動出一個可以具體運用的制度。
我可以舉個例子，2014年出台“師德紅七條”的時候，大家都覺得這只是一個原則性的規定，沒有細節，沒有說怎麼懲處，怎麼投訴……但是因為有了廈門大學的例子以及“師德紅七條”，這就使得去年成都理工大學發生性騷擾事件的時候，這個學校就援引“師德紅七條”，並且按照廈門大學的處理程序來處理；去年還有南昌大學的一個情況，也是這樣處理了。所以說，如果陳小武事件之後，能夠再通過民間的一些立法推動，建立一個具體的制度，包括怎麼投訴、怎麼處理、怎麼去調查，諸如此類。如果有了更詳細的規定，我想可能還要民間的力量通過一些非常非常具體的個案，再一次去推動處理的過程，然後成為以後可以借鑒的一個先例……我的意思是，既不能純然地靠官方，但是也不能僅僅有民間的訴求。還是需要民間去佔據那些可能來進行呼籲、進行推動的一些窗口，就像我們剛剛分析的，儘管有那麼多刪帖，儘管有官方對民間動員力量的壓制，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官方，比如教育部門，他們有自己的合法性的需求，所以，他們也需要通過回應民間的訴求，來樹立自己的合法性。那這就是民間與官方可以結合、可以互動的一個窗口。
#MeToo運動顯示出社交媒體的能量
法廣：#MeToo在歐美國家引起的震蕩的確並不僅僅是受害人說出自己的經歷，也不局限於簡單的具體事件，而是對整個社會關係都有非常大的震撼。在中國社會，從羅茜茜實名舉報引起的響應來看，#MeToo是否也起到了如此大的震動效應？#MeToo運動的帶動力是否也會帶動中國的反性騷擾的努力走向一個轉折？
李思磐：我剛才也講了，在中國，#MeToo運動並沒有那麼多加害人被曝光，但是它展現了社交媒體可能有的一種能量。在羅茜茜之前，其實也還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事件，比如，應該是前年（2016年），北京師範大學一個學生帶一個小組，做了一個高校性騷擾調查。他們使用了一些類似像“釣魚執法”那樣的方式，把具體的一個教授引了出來。在他們的報道出來之後，那個教授被北師大處理。但是在這次的#MeToo運動里，這件事又被翻出來：還是這個小組，他們發現這個被處理的教授正準備轉會（在中國，一個名教授如果從一個學校轉到另一個學校，他可以拿到很多錢。），他準備到上海的一個學校去，而且這個學校也已經公示準備引進他。也就是說，對於這樣有名的教授來講，以前在學校被處理過根本不影響他之後繼續他的研究，或者得到很好的薪資待遇。但也就是在這次#MeToo運動過程中，他再一次被曝光，上海的那家準備接收他的學校就聲明說，不準備接收他了……我想說的是，（#MeToo運動）沒有像在西方那樣對社會關係、尤其是對那些特定的圈子，產生那麼大的震動，但是，社交媒體展現了它的力量：就那麼幾個還沒有畢業的學生，他們可以讓一個地位非常穩固的學者……儘管教育部沒有規定說某個教授在這個學校被處理，在其他學校就不得被聘用，沒有那種、尤其是像美國那樣一旦發生性騷擾，可能將來再也不能在學術界立足，但問題是幾個學生他們通過社交媒體的力量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