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一周年到來前夕，八九民運領袖王丹和八九學生李恆青，李蘭菊，以及作家蘇曉康一起，六月二號在美國國務院，與國務卿蓬佩奧先生進行了極具象徵意義的正式會面。蓬佩奧本人在美東時間3日中午12時，即北京時間6月4號零點在推特上傳了會面合照，他隨後按照往例，透過國務院發出悼念天安門事件聲明。王丹在接受法廣採訪時表示，美國和國際社會的支持很重要，但中國的民主還是要靠中國人自己去爭取，尤其是年輕世代的努力。
王丹周三也在臉書上貼文，指出，在見面會上蓬佩奧國務卿表達了對於六四事件三十一周年的關切，並希望了解我們對於美國應當如何幫助中國走向民主化的看法。王丹自己提出了三條建議：一。美國對華政策應當轉向與中國的公民社會和中國人民的直接對話；二。在未來的中美貿易談判中，應當把改善中國勞工的人權狀況，以及解除中國的網絡封鎖兩個議題放進談判清單；三。美國應當幫助中國人民了解包括“六四”在內的很多歷史事件的真相。
王丹接受法廣專訪時指出，他之所以提出了這三條建議，因為他認為這三條建議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很重要，雖然由於時間的關係，蓬佩奧國務卿沒有直接作出反應，但他的助手當場都把所有人的建議詳細記錄了下來。
對於這次“歷史性”見面的意義和美國國務卿要傳遞出來的信息，王丹說：
王丹：過去（在中國的人權議題上）美國的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有一定區別，包括美國國會在內的立法部門對中國人權問題的立場一向比較嚴厲，而國務院這樣的行政部門基本上就是採取比較務實的對話政策，從來沒有一個美國國務卿在國務院會見天安門倖存者，這是三十年來第一次。所以，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轉變，代表着美國朝野上下，從立法部門到行政部門對華的政策調整上是高度一致的，而過去還是有些區別的，現在則高度一致。因此我覺得還是有其意義的。
這次見面目的是非常明確，就是要向中國政府傳遞出一個清晰的信號，即美國政府不會在中國政府侵犯人權或反民主的事情上繼續綏靖和姑息，而是會明確面對這些問題，在意識形態上也跟中國展開對峙。
法廣： 您認為這次會面對中國民主前途有何影響？
王丹：應該說有兩點：首先，有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的關心和支持，如果他們真的希望推動的話，我想影響一定是正面的，對中國走向民主之路是好的；第二，我認為從根本上講，中國的民主還是要靠中國人民自己去爭取。我們需要支持，但更多的還是需要年輕世代的中國人站出來才可以改變中國。
法廣：中國現在的年輕人和八十年代相比，有何不同？
王丹：各有千秋，未必一代比一代好……總的來說，八九一代比較有理想，願意對國家承擔責任，九零後時代比較個人主義，比較對自己負責，國家社會與他們無關，但從另一方面講，我們這一代人的知識結構和國際視野都比不上現在更年輕的世代，換言之，我覺得年輕世代有比我們更多的改變中國的優勢，缺少的是意願，如果有意願，他們一定比我們在1989年做得更好。
法廣：香港的年輕人的抗爭讓人聯想到八九年的中國，您如何看“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的香港前途未來？
王丹：我個人很悲觀……我覺得中國一定會越來越加強對香港的控制，直到把香港徹底變成 “一國一制”，和內地的城市一樣，這是我們在未來一兩年都會看到的。維園聚會被取締，民主派領袖會被逮捕判刑，這些也都是會發生的事；但另一方面，我也認為港人不會因此而退縮，習近平又做了一個誤判，他以為更加強力就可以平息香港事態，但我認為他根本不了解香港人，他們是越壓制反彈力越大，“國安法”的實施，勢必會讓未來兩年香港局勢更加高度不穩定，抗爭事件更加此起彼伏。
但我不認為香港抗爭事件的發展對內地有多大的影響，中共的信息封鎖是非常成功的，雖然中國人也知道香港發生的反送中運動的抗爭，但是都是官方扭曲了的事情，所以它本身對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也沒有推動作用——真相早就被扭曲了，有沒有都不會影響到中國內地的發展。中國內地的發展有自己的邏輯，不會受到香港前途的影響。
法廣：在“六四”三十一周年紀念日，您有什麼特別要說的？
王丹：我覺得如果將這次新冠病毒事件和“六四”三十一周年放在一起看，今年的紀念更有特別的意義。當年我們爭取民主自由被鎮壓，現在通過新冠病毒這件事可以看到，如果當初沒有被鎮壓，如果讓中國擁有了言論自由的話，無論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各地的人因新冠病毒付出的代價就會小得多。從李文亮醫生的事件就可以看到，言論自由對公共衛生有多麼重要，我覺得當初鎮壓學生運動和現在新冠病毒蔓延全球造成的災難的兩個事件之間有一定潛在脈絡，也證明當年不應該鎮壓，而更應該接受學生的要求。
在現在越來越嚴酷的條件下，我認為中國人不要絕望，不要放棄，不然就更沒有希望和可能了，在目前惡劣的環境下，我呼籲每個國人，還是在各人能做的範圍內，力所能及地去做一些推動社會朝正向變化的事情，不管這個事情的大小，而不應該因為整個環境的變化而失望和放棄，“六四”已經過去三十一年了，我們現在還是主張“永不放棄，永不忘記”， 如果放棄就更沒有希望了。
感謝王丹接受法廣的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