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並實施香港國安法，美國當即宣布暫停香港優惠待遇，參眾兩院快速通過《香港自治法》以制裁中國官員和實體，英法德日等27國也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表聲明呼籲北京重新考慮港區國安法，遭北京強硬回擊，中國為何要不惜成本控制香港？早在今年4月，加拿大議員埃里·奧圖爾（Erin O’Toole）就指與西方“正處新冷戰邊緣”的中國，“能否承受第二次冷戰完全取決於其控制‘境外近鄰’（near abroad）的能力”，而香港正是北京至關重要的‘境外近鄰’。
曾在哈珀內閣擔任加拿大退伍軍人事務部部長的奧圖爾，正二次角逐反對黨保守黨黨魁，4月23日他在加拿大《國家郵報》撰文《我們正處於與中國新冷戰的邊緣》，回顧了西方與前蘇聯的第一次冷戰如何在加拿大打響。一般認為，1946年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對蘇聯“鐵幕”降臨歐洲的描述是冷戰的開始，但實際上冷戰一年前就在加拿大打響了。1945年9月，蘇聯駐渥太華大使館密碼員伊格爾·古琴科（Igor Gouzenko）叛逃，向加拿大皇家騎警揭密蘇聯正部署與前盟友交戰，在連續多日向媒體、政府官員和警察講述後竟不被人相信，最終說服皇家騎警後，美國和英國的情報機構分享了他的故事，他透露的內容引發了冷戰。現在世界又處於新冷戰的邊緣，不同的是這次是與另一個專制共產政權--中國。
奧圖爾指“共產主義的生存法則是消除所有的政治自由。公民不能有不同政見或不同的宗教信仰，當然也不能有言論自由”，“中國能否承受第二次冷戰完全取決於其控制前蘇聯所謂的‘境外近鄰’的能力。霸權勢力在‘境外近鄰’需要無可爭議的政治權威和壓制異議人士的能力，以維護共產黨在國內所要求的‘政治統一’”。他舉例說“在第一次冷戰的前20年，蘇聯不得不鎮壓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暴動，並切斷西柏林與世界的聯繫。柏林牆1961年建成後，查理檢查站成為冷戰的象徵”。
奧圖爾在加拿大聯邦保守黨內負責外交事務評論，他把今天中國的“境外近鄰”分為兩個區域：香港、台灣和澳門是近境外；新加坡、韓國、日本和越南是外圍地區。他說“在新冠病毒爆發前，香港是中國共產黨的軟肋。在過去五年中，北京侵犯香港的自治權引發了幾個月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自1970年代以來，台灣一直在努力爭取國際承認其脫離中國的獨立地位，卻幾乎沒有得到幫助。支持香港和台灣在學術及新聞界的異議人士，鼓勵他們與自由國家接觸，是西方與中國冷戰的重要戰略。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政界和媒體將會如何對待香港或台灣下一波的反華抗議活動，將成為觀察西方對中國新冷戰是否真實的第一批指標”。
奧圖爾還分析了中國和前蘇聯針對西方的不同策略。前蘇聯利用與西方交戰來維持對國內的控制，中國的戰略是利用其影響力和西方的惰性。中國悄悄地投資於重要西方國家的學術和決策機構，展開研究、文化及學術交流活動。它的長期目標是美化中國的專制，還利用其影響力將“境外近鄰”邊緣化，並通過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等全球機構進一步推進其目標。在中國的戰略里，對西方的利用是關鍵。中國希望西方國家感到害怕，其外交戰略是要使對中國共產黨的任何批評都顯得不合理甚至是仇視中國。
當澳大利亞和美國就中國疫情處理增大了批評聲量時，中國共產黨就調高了武漢的死亡人數。中國指望西方國家對真相視而不見，但如果七大工業化國家持續批評，中國將如何應對？什麼時候中國會意識到西方國家已經不再膽怯，利用西方不再是可行的戰略？
上次冷戰到了1970年代，西方制裁使蘇聯經濟崩潰。但奧圖爾相信“歸根結底，使蘇聯崩潰的是他們無力彌補始於古琴科和加拿大皇家騎警會晤造成的災難性的破壞。因為一旦信任破裂，他們就再也無法重建信任，再也沒有西方國家會假裝視而不見”。奧圖爾最後說“歷史將銘記那些敲響新冠病毒警報的中國醫生們。他們是當代的古琴科。起初，我們不相信他們，我們膽怯。但是現在，我們再也不會視而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