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月26日起至3月23日在日內瓦舉行第37屆年會首輪會議。在此之前，由不同國家非政府人權團體組成的日內瓦人權與民主峰會也在2月20日舉行了第十屆會議。中國海外人權團體、總部設在美國的公民力量的負責人楊建利也前往參加活動，並發言。他在發言中着重講述了在709律師大抓捕事件中失去消息的人權律師王全璋的案例，呼籲國際社會、尤其是聯合國反隨意拘禁工作組予以關注。由民間力量組成的日內瓦人權與民主峰會與更受大國博弈掣肘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之間有怎樣的互動？在中國政治、經濟、外交實力日漸增強的今天，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又在何種程度上可能推動中國接受人權議題的討論？楊建利先生向我們介紹了第十屆人權與民主峰會的情況以及他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的期待。
法廣：日內瓦人權與民主峰會每次都是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年會召開前幾天舉行，這個峰會與聯合國理事會年會有怎樣的互動關係？是怎樣一項活動呢？
楊建利：“我們知道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以國家為代表組成，有47個成員，每年有幾次會期，2月26日召開的是2018年的第一個會期。人權與民主日內瓦峰會一般是提前一周，或者是在（理事會）召開的那一周舉行。至於它的目的，因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有兩大問題：一是基本上聽不到個人的聲音，也就是人民的聲音，它代表的是各個政府的聲音；二是，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有很多侵犯人權的國家，47個國家中有相當數量（包括中國在內）的人權侵犯國家，這就使得這個理事會在世界範圍內的捍衛人權努力非常受影響。我們舉辦（人權與民主）峰會就是要在（理事會）開會之前，把世界範圍內的老百姓的聲音釋放出來。我們邀請哪些人來聽呢？請的是各國的外交官，換句話說，就是有可能馬上就會去參加人權理事會會議的外交官。另外還有學者、學生、國際人權組織的成員及媒體。這樣就把我們的聲音通過這樣的平台釋放出來，讓人們對兩個會議 一個是人民峰會的聲音，另一個是政府聚會的聲音 做一比較。同時，我們希望我們的聲音能夠對正式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會議的議題能夠產生影響。除此以外，有些NGO還可以旁聽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甚至可以有比較簡短的發言機會，當然這些都有嚴格的規定，比如，哪些OGO有資格發言、在什麼時候發言、有多長時間等都有嚴格規定。我就有過一次在人權理事會會議上發言的機會。這些機會實際上都放大了本來在聯合國以政府為成員的結構中聽不到的聲音，增大了他們能聽到我們這些聲音的可能性。”
法廣：你們對2月26日召開的第37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年會有什麼具體的期待么？
楊建利：“當然有很多議題我們希望他們能關注，但我們不抱很高的希望。僅就中國而言，有很多的良心犯情況非常嚴重，希望他們能夠關注。比如我在（人權與民主）峰會上講的王全璋，他（截至2018年2月23日）已經失蹤了967天，家屬和律師始終都沒有見到他，政府方面也遲遲沒有給出開庭的日子。他的太太和孩子（孩子還很小）一直盼望着能夠和他見面。這已經是在世界範圍內得到關注的一個重要案件。此外還有一些年代比較久的案件，比如王炳章，他已經70歲了，被判了無期徒刑。這也是我們一直關注的案件。這只是兩個案例，除此之外，中國的人權問題很多。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人權問題，希望人權理事會能夠真正地按照當時人權理事會創辦時的章程、按照那個標準去做，這是我們大家共同的要求。”
“除此以外還有一些特別的案件，希望他們關注，當然，我們不抱很高的期望，其中原因，我剛才已經講了，是因為在理事會中有很多的人權侵害者國家，他們肯定會阻止真正的對人權進行保護、對人權施害者進行懲罰的措施。”
法廣：也正是就這個議題，中國多年來都是人權理事會的成員。在這種情況下，理事會在何種程度上可以推動中國接受有關中國議題的討論呢？你們的期待是不是在某種意義上更是一種美好的願望呢？
楊建利：“目前來講只是一種美好的期望，即使在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上，民主國家可能還是佔著多數席位，但是很多民主國家不僅僅在人權理事會上，也在其它的國際場合、在外交關係中，向中國妥協，所以，不能指望他們會在人權理事會上發揮比在其它地方更大的作用。很多時候都是他們之間互相換票，不敢對中國這樣比較大的獨裁國家提出他們直接的、對於人權議題的意見和抗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發出的聲音是：聯合國憲章是這樣規定的，人權理事會成立的憲章是這樣規定的，然後，還有世界人權宣言和一些其它的國際人權合約，中國都是簽署者，人權理事會中一些其它人權侵害者國家也都是簽署者，雖然你不做，但我們要告訴你，你差多少，你比你應該做的差多少。這種聲音可能在今天不能馬上看到效果，我相信，長期做下去的話，一定會對聯合國的改革起到作用。同時，這種聲音會反饋到不同的各個國家中去，比如，我們的聲音就會很快反饋到中國去，我這次在日內瓦的講話，在國內傳播得非常多，大家都在看我在日內瓦講了什麼……就是說這種聲音反過來會對國內的人權人士有一種支持和幫助的作用。把這些結果加在一起的話，可能就會使得我們的工作慢慢會起到一些效果。當然，這是我們的期待了。”
法廣：我看到有消息說在日內瓦會議期間，您曾經和瑞典駐日內瓦聯合國大使就桂民海事件有過交談，您是否從中獲得更新的消息？
楊建利：“關於桂民海的情況，我和瑞典駐聯合國大使有些交流，了解到瑞典政府對於桂敏海的狀況非常悲哀，甚至對中國政府的做法非常憤怒。但是，他們用了很多辦法，效果不是很明顯。這就提出一個問題：當中國政府的人權侵害涉及到其它國家的公民的時候，這些國家該怎麼反應？我就此提出了一個建議。比如瑞典，它在民主國家中不屬於強大的國家，它對這種強大也沒有什麼追求，對他們來講，這沒有什麼意義。但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它會陷入到那種國際政治的叢林中去。如果它國力不強，中國政府可能完全不理會。所以我向瑞典大使還有其它所有和我們交流的歐洲國家大使或外交人員建議，建議他們採取集體行動，就這個議題同時向中國施加壓力。比如英國，桂敏海雖然不是英國公民，但是英國也應當和它站在一起，法國也必須和它正在一起，大家向中國集體性地、一次性地、同時地提出壓力，要求中國政府應當怎麼做……這樣可能會有效果。我覺得，不僅僅是桂民海這一個案子的議題，對其它議題也是一樣。如果這些歐洲國家（歐洲國家有很多，民主國家也很多）不走在一起，不採取集體行動，而是單個兒地單挑中國的話，可能效果很差。他們必須走在一起。我在所有的場合都倡導這樣的集體行動。”
法廣：但這樣的聲音能不能被聽到呢？整體來看，歐美國家現在在人權議題上的聲音趨向好像是越來越弱……
楊建利：“最近這幾年的確是這樣，這種趨勢對我們很不利。但是，我覺得，像任何一項工作一樣，總會有一些起起伏伏。我們這些聲音是非常重要的，至少他們花時間聽到我們的要求，也做了一些記錄，在公開場合下，他們也贊同這種提法。當然，公開的贊同和私下實際上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外交過程，是不是可能很快實現，我不是很樂觀去期待明天就會發生。但是，這種聲音他們聽到了，認同了。如果他們的政府中一些有權力的領袖人物認為必須做，必須推動，那他至少要有一個方向，我們至少應當把這個方向指出來。如果我們不說，那還有什麼其它人說么？大家都可以不在乎。”
楊建利先生最後補充說：“我覺得大家應該關心今年年底關於中國人權狀況的第三次全面定期審查，每個國家都可以向中國提出他們的建議或他們認為非常嚴重的問題，這一點一定要非常注重，因為這是聯合國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制。所以，下面的工作，我希望很多人權組織能夠集中力量，將中國的人權議題能夠寫成一個、一個的報告，交給各個國家的使團，給他們提供他們可能需要了解、但不了解的真實資料。”
法廣：這已經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中國人權狀況的第三次全面審查。前兩次的審查情況結果如何？
楊建利：“前兩次的審查中也是每個國家向中國提出他們認為應該改善的人權領域，中國政府也做了一些回應，有些回應當然是強詞奪理，他不會承認有問題。但有一些事情，他們還是慢慢做了一些改善，並不是完全不起作用。”
“最重要的是把所有國家召集在一起，暴露在鎂光燈下，讓大家來看，他們這些政府怎麼就人權議題互動。我覺得這本身是非常有意義的。指望在聯合國會議現場就解決問題，可能是不現實的。但是所有這些互動以及人權工作者在其中的發言，如果都能夠反饋到各自的國家中，我覺得會對那個國家產生很大的影響。並不是說要期待在一個會場就能馬上解決問題。”
2018年1月18日，歐盟議會就中國人權狀況通過一項新的決議案，呼籲中國當局立即釋放維權人士吳淦，深入調查對維權律師謝陽的種種指控。決議要求立即釋放藏語教育倡導者紮西文色以及藏人僧侶確吉（Choekyi）。來自多個國家的37名歐洲議會議員近日又聯署信函，要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立即無條件釋放再次被失蹤的香港書商桂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