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港人那場隨港府強推“逃犯條例”修訂而再度高漲的民間抗爭運動，最終在新冠疫情和港版國安法的雙重壓力下歸於沉寂。取而代之的是一輪又一輪的抓捕，一場又一場的庭審、宣判。如果說無數港人幾乎拚死一搏的抗爭未能爭來期待的民主選舉的話，香港這座城市今天的隕落卻也印證了港人拚死一搏的理由：沒有民主機制保障的自由是如此的脆弱。這也正是香港青年漫畫家柳廣成的畫冊«被消失的香港»想要傳達的信息。柳廣成以他手中的鉛筆，以樸素的線條，以近乎單一的顏色，呈現出那場抗爭運動之激烈，也勾勒出香港這座曾經自由、繁華的國際都市最近20年隕落的軌跡，藉此提醒自由民主社會生活的人們珍惜手中那張選票，善用所擁有的公民權利。卷首那幅畫作取名“催淚之城“。畫面上一對全副武裝、佩戴頭盔和防毒面具、手持雨傘的青年，在一片煙霧瀰漫中，俯身呵護地面一朵小花。全圖黑白兩色，唯有地面那朵紫荊花，鮮艷而脆弱。畫冊«被消失的香港»由台灣蓋亞文化有限公司出版。法國Rue de l’Echiquier 出版社2021年10月底推出法文版。柳廣成先生自台灣接受了本台的越洋採訪。
而立之年的柳廣成是香港畫壇新秀。早年深受日本漫畫藝術的影響。2017年一次參加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的機會，令他受到新的啟發。從此自成一體。
他在香港出生，但幼年就隨父母遷居日本生活。少年時曾回中國內地短暫停留，又在香港主權移交初年回到香港，得以見證香港這座城市最近20年的隕落。在中國內地的短暫生活經歷給他留下一段痛苦的記憶。他因為當時只會說日語，而被同學視作“日本鬼子“欺凌。這讓他在小小年紀就以切膚之痛，領教了中國社會瀰漫的民族主義帶來的傷痛，意識到了這種政治體制下的個體的不安全感，讓他更加珍惜香港曾經有過的自由。如今他暫住台灣，尚不知道自己是否會在台灣久留。這種在不同地域遷移的生活經歷也讓他對身份認同有着自己獨到的見解，對香港青年一代的身份認同困惑有一種感同身受。
消失中的香港
法廣：這本畫冊取名“被消失的香港”。香港作為城市依然存在。可否解釋一下是哪些東西“被消失”？也就是在您看來，香港“被消失”最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柳廣成：“香港作為城市當然還存在，那裡沒有發生真正意義的戰爭。說它“被消失”的意思，我認為不僅只是體現在言論自由，而且也體現在文化層面的發展，還有金融業，也就是經濟發展漸漸地也從以前的國際大都會這個舞台慢慢掉下來。在言論自由方面，國安法通過之後，比如像«蘋果日報»這樣的媒體就開始倒閉。國安法附帶的“反外國制裁法”也令香港的經濟形勢非常不穩定，非常多的外國公司已經不敢繼續在香港運作，很多公司開始撤資。大家可能會覺得國安法只是很虛幻的言論自由消失了，但其實除了這些白色恐怖讓大家開始不再敢表達意見之外，也是很明顯的經濟大跌落。香港作為中國貿易的出入口這個功能，現在已經開始漸漸消失，因為大家都害怕，外國公司都害怕香港政治的（不）穩定性會漸漸影響到經濟的發展。在文化方面，我們就以香港電影業為例，因為香港電影業在國際上的聲譽曾經很好，有很多很好看的作品，比如«無間道»系列。«無間道»系列如果按照現在的國安法尺度，其實已經不可以拍攝。因為劇情中有警察的黑暗面，有警察和市民打鬥的場景。現在按照中國的維穩政策，一定要把警察塑造成非常善良、正面的形象。其實香港電影業一直以來最經典的作品就是警匪片。不只是«無間道»，香港很多電影題材經常會涉及警匪關係。而且，坦白說，也是這種類型的電影一直在支撐着香港電影業。一旦這種創作也不被允許的時候，香港經典的電影業也會越來越困難。所以，簡單說，香港“被消失”主要體現在三方面：言論自由正在消失，文化方面好像也是好不容易發展了很久，但現在正在消失；金融業，也就是經濟方面，香港所謂的經濟實力開始下滑，我也認為是一種消失中的狀態。“
法廣：畫冊中一個章節的主題是2019-2028。這些圖畫創作於2019年，試圖想象10年後，也就是2028年時的香港，那時的香港已經變成一座中國內地一個普通城市。現在是2021年底，當年的這些想象與今天的香港現實差距很遠嗎？
柳廣成：“我畫過很多這個主題的作品，所以當然不會全部都已經變成現實，但有些部分已經實現。比如其中一張畫是在形容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漫畫的內容有點像德國納粹時代，每家每戶都要掛上習近平肖像。雖然情況還沒有到這麼嚴重的地步，但概念上來說，個人崇拜的渲染其實已經在漸漸發生，比如習近平思想教育已經成為教材。有些小學（不是全部小學）已經開始把它灌輸給香港的小朋友。這樣的個人崇拜比以往更加劇烈。以前，對領導人的個人崇拜在香港不太會被體驗到，但現在這種風氣已經慢慢滲透到香港。”
“香港民怨的滋長很明顯是有跡可循的”
法廣：這本畫冊中很多作品都是在2019年創作的。您怎麼看2019年那場反送中運動呢？這場運動涉及香港社會的範圍非常廣，但北京方面的宣傳在說那是一場“少數人”，而且是“境外勢力”煽動的運動……
柳廣成：“中國一向這樣定性香港的民主運動，並不只是針對反送中。對我來說，對這種論調已經習以為常。從2012年反國教運動、2014年雨傘運動，到現在，他們還是在用這種論調來定性香港的一切社會運動。但這種定性也只能在國內發揮作用，因為在香港，歸根結底，人們其實是可以探討出為什麼香港人從回歸到現在民怨會越來越大。比如真普選，當年因為中國曾經承諾說要賦予香港這座城市普選的制度，但事實上（北京）在背道而馳，從由1200人組成的少數人選舉委員會選舉行政長官，到現在，投票圈子更加狹窄。就投票來說，也是有各種與承諾不對等的情況。還有國民教育。香港人當時相信所謂“一國兩制”50年不變，但教育方面好像也有被干涉，香港慢慢地也被迫要接受那種民族意識的渲染。國民教育中有很多內容是在講中國有多好之類。這些內容的最終目的不是要讓學生了解中國歷史（這當然也是歷史的一部分），而好像只是在塑造一種中國人民族意識的驕傲感和歸屬感。所以香港人不願意承受。還有很多其它並不是那麼直接的政治因素，比如地產霸權，還比如在文化上，正體字漸漸消失，街上簡體字越來越多……我可以說很多，但歸根結底，香港民怨的滋長很明顯是有跡可循的，就是說，很難用中國那種所謂的外國勢力來定性、來抹殺掉這一切實際的過去。“
”過度的政治冷感其實是在允許另一些票源壯大“
法廣：您在這本記錄香港抗爭運動的畫冊里，一再提醒那些仍然享有自由的人，尤其是台灣，要保持警惕。在您看來，台灣的民主是否面對威脅？面對怎樣的威脅？
柳廣成：“就比如國民黨吧，中國方面已經對台灣提出“一國兩制”的方案。國民黨方面的論調，好像是說：我們惹不起對方，我們還是順應這種提議吧……但這對台灣的本土意識有些傷害。再加上，在台灣還沒有通過“反滲透法”之前 （在這一點上我並沒有具體證據，我也是看新聞 ），一些中共背景的人會入境台灣，在這裡生活一段時間，然後會去慢慢改變一些台灣本地的意識形態，會漸漸地改變一些票源的比例，面對本土派，助長一些親共派的投票比例。我覺得中國在這一點上很擅長：它滲透到一些民主國家，然後改變投票票源的比例。雖然中國經常批評外國勢力，但對於其它國家來說，它其實也是國外勢力。“
“我想做出提醒，是因為這種滲透已經發生。在台灣本土成長的人，可能他們以前投票意識沒有那麼強。台灣自解嚴之後，漸漸達成一種民主自由的社會。（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之前，（台灣）總統選舉的投票率並不高，因為他們會覺得：政治與我無關。可能是在到達一種非常安穩狀態的自由社會時，會有這種情況，就是說，人民開始覺得不用再關心社會，對政治有一種冷感。但過度的冷感其實是在允許另外一些票源逐漸壯大。我所說的提醒，是希望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適當留意政治。我並不想渲染到讓台灣變成一種政治狂熱的狀態。只是想說，在生活中，可以留意一下政治議題。一些比較重大的投票事件，比如最近的罷免案，還有之前的總統選舉，都希望大家好好善用手中那一票，不要覺得自己渺小的表態，對社會不會有任何作用。我就是希望他們在還沒有發生像香港那樣很嚴重的滲透和赤化之前，善用自己的公民權利。”
法廣：您自童年起就喜歡漫畫創作。您為什麼喜歡這種藝術形式？
柳廣成：“應該是因為耳濡目染吧。我小時候在日本生活。在那個年紀，我不會想太多，遇到什麼藝術形式，我就會對它有興趣。日本那時候（其實現在也還是），漫畫是一種主流娛樂途徑，所以，我也和一般日本小朋友一樣，會看很多比如«七龍珠»、«賊王»等娛樂性很高的流行漫畫作品。看多了，就漸漸喜歡上漫畫這種形式。而且我自己的興趣本來也就是畫畫。所以，很早就肯定自己要在漫畫方面發展。”
法廣：但是您最初的畫作並不涉及政治話題，通常是生活話題。在2019年的抗爭運動期間，您才改變這種選擇，而且您不是畫了一幅、兩幅，而是一系列與抗爭運動有關的作品。能否談談當時做出這種轉變的想法？
柳廣成：“我從2012年開始有個人作品發表，但那時的確作品與政治沒有直接關係。2019年的時候，我的創作，無論是人氣，還是事業都開始進入比較不錯的階段，那時候很想把自己的創作與政治分開，不希望二者相互影響。以前，我參與政治表態的時候，也就是走在街頭示威。但是，從2012年的國民教育，到2014年雨傘革命，再到2019年的反送中之前，我一直都很質疑和平示威的效力，因為好像無論怎麼表態，政府都沒有聽見。我覺得，我會畫畫，如果只是在街上走走（遊行），好像並沒有很好地發揮我的表達能力。就是說，我覺得自己的能力可以不只是在街上遊行而已。我有一種無力感，感覺自己明明可以多做一點，但又因為對自己藝術事業的發展的顧慮，而沒有做很多、很徹底。在2019年的時候，我其實和一些其它公司有合作，他們都蠻在乎中國市場。所以，6月份，反送中運動開始時，我還沒有畫相關的作品，直到8月我才開始。期間那兩個月其實一個掙紮與溝通的階段。到8月的時候，就覺得……其實這是一種取捨，與其在乎和那些合作單位的友好關係，我更在乎香港的一些情況。並不是說我認為如果自己表態，事情就會變好一些，只是覺得我如果表態多些，那有可能對整場運動也會有多一點點的作用。而且那時候也看到，比如杜汶澤、黃秋生他們都是很知名的人士，他們所承受的壓力應該比我更大，我看到他們都勇敢表態的時候，就有些被感染罷。”
“非土生土長”的獨特視角
法廣：您在接受一些媒體採訪的時候，說您是以“非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的角度來敘事。為什麼要強調是”非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的身份呢？
柳廣成：“我在漫畫里確實沒有說得很清楚我為什麼要說“非土生土長香港人“。我認為我所體驗到的改變和香港人體驗到的改變不一定一樣。我作為”非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是從日本先到中國。在中國經歷了我認為是很狂熱的民族意識和反日、反美的情緒，還有制度的不健全。小時候雖然不會去觀察制度，但是在校園這個社會的濃縮體里，我被同學打、被同學欺負，去找老師，老師卻說：你是”日本鬼子“嘛，好像我就該被打一樣。我就發現，原來，當這種反外國的情緒如此激烈的時候，所謂的制度就不會發揮什麼功能。在校園裡，老師除了教學，本也應該發揮一種德育的功能，但我那時候就沒有感受到。”
“來到香港之後，可能因為先前有在中國的體驗，我在香港體驗到的是非常美好的光景。那時候，（香港）回歸已經兩年左右，在街上看到的標語都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等概念，看到這些，我感覺蠻安心，因為在最初，我對香港完全不了解，覺得既然主權回歸中國，那香港應該也和中國差不多罷。所以，當全家人搬到香港時，我也不抱很大希望。但是，我記得當時我（在那裡）上小學的時候，有一個科目叫”公民教育“，我印象很深。老師很強調說：香港人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之類，還有就是，警方不可以擅自入侵個人的私人空間，除非有搜查令之類……在中國，這些都不會這樣寫出來，也不會這樣明文保障人民的權利。作為剛剛來到香港的人，我會特別深地感受到這種曾經的美好。我認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因為他們一直以來在這種環境中生活，一直在一個人權有保障、有自由的狀態下，他們對香港的演變的體驗，比較像”溫水煮蛙“，可能不一定馬上感受到。只是一步一步地人權受到侵蝕的情況下，才會慢慢感覺到。而我首先已經有一種對比，所以會特別留意，覺得香港回歸之後，還是一種令我安心的地方，在生活上感覺蠻安全的。當然在內心還是有一種隱憂，因為畢竟我是體驗過在中國的生活的人，就會去觀察會不會出現和中國一樣的情況。”
身份認同的國籍標籤與人生經驗
法廣：港人，尤其是年輕人中的身份認同問題這些年變得越來越凸出，在台灣也一樣。這種身份認同與北京當局極力推動的“大中華“概念相差甚遠。您走過不同的城市。您怎麼看身份認同問題？它和地域、和文化語言有什麼關係？
柳廣成：“首先說說我自己經歷的身份認同。我自己在香港出生後沒多久，就去日本生活。在我的人生中，其實那時是沒有在香港生活的記憶的。我開始有點意識的時候，可能是在一兩歲的時候，就已經在日本了。所以我感受不到我是香港人。我的家人也沒有特別同我聊到這些。而且，我相信我家人原本希望繼續在日本居住。只是好景不長，父母在工作方面出現問題，被迫要離開。我快9歲的時候，我母親突然對我說：其實你不是日本人，你是香港人。這是我第一次面對身份認同的問題。就是說，在我認為自己是日本人的狀態中，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家人要突然離開日本。我也很難接受我母親的解釋。好像那種（香港人）身份是別人強加於我自己身上，而不是自己的人生體驗和認同感。”
“對比香港，香港人的（認同）問題比較群體性。他們曾經在英國殖民時代是“英屬“，然後現在又屬於中國，那種定義比較像我的個人經驗，有點像是強加於他們身上的一種身份標籤：以前是”英國人“，現在是”中國人“。但這種身份認同的轉變非常突然，這是令他們有所疑惑的一個原因。比如他們在英治時期，生活在享有自由和完整的人權的狀態下。在強硬的從英國變成中國的國籍定性之外，他們可以透過自己的人生經驗感受到的，就是以前的自由社會，和現在的極權社會的對比，他們可能會更加認同以前的社會。所以他們在身份認同問題上，傾向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因為反正兩者都是被強加在自己身上的。既然兩者都是被強加在自己身上的話，就開始出現所謂的本土派，認為自己既不是英國人，也不是中國人，就只是香港人。這種狀況比較接近我的個人經驗。我自己感覺身份認同混亂的時候，反而不想屬於兩種國籍的任何一方，而是比較依賴自己的人生經驗。所以，剛才說到我說自己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也是因為我也沒有很覺得我是香港人。”
“說到“大中華”概念，我自己認為這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因為民族的概念可以是地域性的，也可以是基於所謂的語言系統。但如果是語言系統的話，難道所有說英文的都是一個國家嗎？不會吧。比如美國從英國獨立出去，英美是同一個語系。但英國可以用“大英”概念，說美國是英國的一部分嗎？這種民族認同概念其實非常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