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加拿大國會以266比0通過動議認定中國對維吾爾人進行了種族滅絕，政府官員只有外交部長加諾（Marc Garneau）一人代表聯邦政府投了棄權票，鑒於總理杜魯多一直不願意用種族滅絕一詞來形容中國在新疆的作為，加拿大《環球郵報》發表社論指渥太華不是第一次在“棘手的外交問題上發出令人困惑的信號”。
3月9日，《環球郵報》在其社論《渥太華對北京侵犯人權反應矛盾》一文中說“在處理人權問題時，面臨更高理想與現實政治撕扯的民主國家表現複雜，令公眾疑惑為何政府不能像對待其他問題一樣是非分明。杜魯多在多個棘手的外交問題發出了令人困惑的信號。一方面，因北京拘押兩個邁克爾，渥太華廣泛尋求國際支持，上個月說服50多個國家簽署了一項聲明，反對在國與國關係中任意扣押人質。這種團結國際的舉動，無疑是個積極信號。但另一方面，在盟友已經採取行動後，渥太華卻對制裁北京侵犯人權行為反應遲緩。在香港問題上，華盛頓制裁香港官員後，儘管有國會議員敦促，渥太華並沒有理會制裁的呼籲。在新疆問題上，渥太華有類似的反應。杜魯多隻是表示國際社會極為關切北京的行為，但並未與美國一道宣布制裁”。《環球郵報》認為“誠然在面對北京時，必須考慮中國的經濟實力以及對加拿大農民和企業的報復手段。但渥太華如果希望志趣相投的國家支持其倡議，就必須響應盟國的行動。儘管說審慎是外交的核心，但在棘手問題上與朋友團結一致很重要”。
《渥太華公民報》專欄作者特里·格拉文（Terry Glavin）3月10日撰文《不要指望渥太華對中國種族滅絕行為採取行動》，他說美國“自由之家”最近發布的《2020世界自由調查報告》指“民主國家不曾在外交問題上捍衛自己的價值觀……即使在維吾爾婦女被大規模強迫絕育這樣世界上最嚴重的人權問題上，也沒有做出協調一致的反應或施以懲罰”，說的正是渥太華對北京維吾爾人種族滅絕問題上的態度。加拿大沒有以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制裁北京，杜魯多的借口是“必須與盟國一道工作”。但當盟國採取行動時，加拿大卻缺席了。上個月國會認定北京是種族滅絕後，杜魯多沒有跟隨加拿大最親密的盟友美國，而是找到另一個盟友約翰遜，和陷入困境的英國一道呼籲“中國允許對新疆的種族滅絕指控進行獨立的國際調查”。正當杜魯多強調要做“可信的國際調查”時，加拿大拉烏爾·沃倫伯格人權中心（Raoul Wallenberg Center for Human Rights)與華盛頓智庫“政策創新與戰略研究所”3月9日聯合發布了一份55頁25000字的獨立調查報告，依據目擊者證言、衛星圖像以及中國政府文件認定北京在新疆違反了聯合國1948年制定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報告由數十名國際法、種族滅絕問題專家、中國民族政策問題專家撰寫，其中包括美國前戰爭罪行問題巡迴大使大衛·謝佛爾（David Scheffer）、渥太華大學人權研究與教育中心主任約翰·帕克（John Packer）、牛津大學曼斯菲爾德學院前校長海倫娜·肯尼迪男爵夫人（Baroness Helena Kennedy）及前加拿大自由黨內閣四名部長。特里·格拉文本人也是拉烏爾·沃倫伯格人權中心高級研究員，他引述蒙特利爾康科迪亞大學種族滅絕和人權研究所執行董事凱爾·馬修斯（Kyle Matthews）的話說，杜魯多政府不願對抗北京的態度不能用兩個邁克爾的困境來解釋，馬修斯相信杜魯多和加拿大外交部長主張的“實地獨立調查”毫無希望，因為北京根本不允許這樣做。
加拿大前參議員、前聯合國駐盧旺達維和部隊司令、退休中將羅密歐·達萊爾（Roméo Dallaire）認同這一報告的結論，並敦促加拿大對中國“種族滅絕”罪行採取行動，在應對中國侵犯人權行為的聯盟中發揮領導作用。他在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採訪時說，“自私”正妨礙加拿大履行捍衛中國人權的義務，“一個偉大的國家就要捍衛其價值觀，有多少人為它而犧牲……加拿大需要一支非常強大的外交團隊來展示創新和勇氣，加拿大過去曾這樣做過，我很樂意看到加拿大外交團隊重新獲得這一地位，並幫助指導政治家走這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