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萬德山（Nathan VanderKlippe）在八年駐京工作結束前發表的系列文章中有一篇聚焦中國人的幸福感，指“2013年習近平上任時，中國列《世界幸福報告》（the world happiness report）第93位，到2020年排名第94位，期間中國GDP增長了近50%，但中國仍比哈薩克斯坦、薩爾瓦多和摩爾多瓦等窮國更不幸福”，他質疑“儘管經濟取得巨大進步，但中國人並不滿意，為什麼？”
文章說“統計數據和宣傳中的中國故事陽光明媚，消除了極端貧困、引領了世界經濟增長、還向火星發射了探測器。但在百姓層面，這個國家的故事暗淡，喧囂的網絡文化透露出厭倦和憂鬱”，正是這些情緒催生了網絡新詞“打工人”、“摸魚”、“躺平”和“內卷”等。“如果把生活分成十級，10最幸福1最痛苦，中國人普遍認為自己是5，也即湊合，為什麼這麼多中國人不開心？”
原來中國“經濟的巨大進步伴隨着強烈不滿，90年代經濟兩位數增長時，中國人的幸福感急劇下降，因為國企員工大量下崗，失業工人焦慮情緒激增”。幸福研究先驅、南加州大學經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 (Richard Easterlin)認為“GDP是衡量人們福祉的糟糕指標”，因為“這導致重視增加產出，漠視人們的福祉”。研究認為導致中國人不幸福的因素很多：數十年來，進城打工的農民工與兒女分離，造成“家庭分崩離析”，中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去年每星期新增五名億萬富翁，而工薪階層在深圳買一套普通公寓需要43.5年。有跡象表明中國人的情緒越來越糟，西南財經大學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顯示，在五分制下中國人的平均幸福感僅為3.86分。
研究發現在中低收入國家，幸福感更多地取決於政府提供的服務而非投票權。共產黨專制的中國，在過去數十年間興建高鐵地鐵、改善醫療保健。《世界幸福報告》撰稿人、韓國發展研究院學者王順說“自2000年以來，中國人對政府滿意度不斷提高”，對明天充滿信心。但萬德山從對八名中國人的採訪中得出的結論是“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幸福仍然難以捉摸”。
萬德山採訪了28歲的北京脫口秀俱樂部“遇見喜劇”創始人楊梅，她給四川農村老家的父母寄錢蓋房，給總是為錢吵架的父母帶來了平靜的生活，但自己卻缺乏安全感；4月份獲得加拿大難民身份的52歲異議藝術家華涌，在中國時因創作被關押，在加拿大“突然覺得像人一樣活着”，找到了說真話而不擔心入獄的地方。多次考試不及格被警校退學的26歲甘肅慶陽牧羊女徐霞，為農場照看一千隻羊，工資低壓力大，要照顧父親還要考慮自己的未來；45歲的上海工程師周榮國在華為工作20多年後失業，他強烈反對中國的加班文化，因為工資再高也趕不上大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51歲的浙江東陽木工王海武，離開“每天重複工作，打麻將抽煙”的石油行業，轉行做自己喜歡的木工後卻無法擺脫經濟上的擔憂，“既要養孩子，又要照顧年邁的父母”；81歲的江西南昌老人楊本芬，70年代畫畫後來寫作，第一本書是回憶母親的生活，她三個孩子大學畢業工作穩定，和丈夫“一起度過快樂的每一天”；46歲的四川樂山艾滋病防治專家陳曉宇，幫助受歧視的艾滋病人，但政府招考公務員會剔除包括艾滋病人在內的傳染病患，這違反了中國法律，他認為中國人“溫飽不成問題，唯一需要提高的是生活質量”；29歲的上海治療師馬夢潔懷孕後沒有欣喜，因為生育會減少收入增加開銷，更多的擔憂會接踵而來。
萬德山離開中國後，原CNN常駐香港記者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已於7月接任加拿大《環球郵報》駐京記者，他出生於英國威爾士，曾任香港《南華早報》記者和助理編輯，在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報道中發揮過關鍵作用，2019年3月出版專著《中國如何控制網路》（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2021年又出版記錄土著社區捍衛語言的專著《不說話：帝國、身份和語言政治》（Speak Not: Empir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