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是加拿大的亞裔傳統文化月，據全加華人平權會多倫多分會（CNCTO）等機構3月底發布的調查報告，去年全年加拿大報告種族主義事件943起，比前年增加47%，南亞和東南亞裔受害人數顯著增加，加拿大廣播公司指”疫情肆虐兩年後，加拿大的反亞裔仇恨仍在上升“。
調查發現女性受害人佔比64%，兒童和青少年受害者增加了286%，暴力襲擊持續增加，投訴被吐口水的亞裔增加了42%，南亞和東南亞裔報告的仇恨事件分別增加了318%和121%，攻擊者75%是白人男性，71%的受害者在社交媒體上披露事件，但沒有報警，因為他們不想、不知道如何應對或英語水平不夠，調查相信實際問題要比報告嚴重得多。
報告指超過 80%的受害者要求改革公共教育、集體行動或政策，但沒人提出索賠。調查報告呼籲”為亞裔社區組織提供更多的長期資金，設立創傷及反種族歧視項目，讓更多的亞裔女性參與決策過程”。
由全加華人平權會等機構創立的《疫情歧視舉報》網站(covidracism.ca)記錄了兩年來發生在加拿大各地針對亞裔的一千多起種族歧視案件，今年一月公布的兩項調查結果顯示疫情重傷了加拿大的種族關係，損害了華裔加拿大人的幸福感和歸屬感。
維多利亞大學一項研究發現“仇恨和種族主義像病毒一樣”危害社會，該大學調查了874名第一代和第二代華裔，發現三分之二的人在疫情期間有過不被尊重的經歷，且兩代華裔比例大致相同，表明語言能力、專業或收入水平並不會減少歧視的發生。有三分之一受訪者受過人身威脅或恐嚇，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受到人身攻擊，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向警方報案或投書社交媒體。該研究呼籲“疫情傳播有公共政策遏制，種族歧視也需要強有力的公共政策來應對”。
另一項調查由加拿大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Canadian Studies）委託萊格（Leger）機構進行，受訪的1547人中有1255名白人和75名華裔，其中近半華裔表示疫情令他們與白人的關係惡化，五分之二的白人表示與華人關係惡化。加拿大華人平權會主席吳婷婷（Amy Go）認為這種差異表明享有特權的白人無法明了亞裔的遭遇，如果疫情期間反亞裔仇恨和暴力事件興起沒有讓更多白人意識到問題所在，那麻煩就大了。
疫情開始時，吳婷婷就意識到歷史即將重演，華人會像“黃禍”論橫行的19 世紀那樣成為攻擊目標，被指骯髒及攜帶疾病。儘管有心理準備，但她發現情況比預料的還要糟，她和家人都被吐過口水和被扔過垃圾。
加拿大統計局去年報告稱，警方記錄的仇恨犯罪從2019年的1951 起急升至2020年的2669 起，其中種族案件翻番，溫哥華警察局去年2月更稱2020年反亞裔仇恨犯罪增加了717%。多倫多2021年仇恨犯罪比前年上升22%，其中針對東亞或東南亞人的仇恨犯罪上升超過300%。
加拿大廣播公司在報道中稱，全加華人平權會多倫多分會亞裔種族問題顧問 Kennes Lin認為“今天的情況與加拿大的殖民歷史有關”。
加拿大針對亞裔的種族歧視由來已久，去年11月加拿大百科全書網站（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刊登了蒙特利爾華裔記者迪亞蒙-姚（Diamond Yao）的文章，回顧了一百多年來亞裔在加拿大所受的歧視，其中有歧視華裔的投票法和排他性移民政策等。1872 年卑斯省修訂《選民資格和登記法》，禁止華人和原住民在省級選舉中投票。1885 年加拿大頒布《選舉權法》禁止華人參與聯邦選舉。二戰後從前線歸來的華裔老兵為爭取選舉權展開多年鬥爭，1948年華裔獲得聯邦選舉投票權。19世紀末20世紀初，卑斯省亞裔無法獲得就業和住房機會，1897年《金屬礦山檢查法》禁止華裔從事金屬採礦業。
1885年加拿大實行《中國移民法》，對華人開徵50美元人頭稅，1903年更增至500元，相當於當時華人兩年的工資，但人頭稅沒能禁絕華人移民，1923年加拿大又出台排華法案《中國移民法》，禁止華人進入，只有少量留學生、不包括洗衣店、餐館和零售業的商人、外交官和在加拿大出生回中國受教育的華人例外。該法律令唐人街成為背井離鄉男性的“單身漢社會”，直到1947年《中國移民法》才被廢除。
迪亞蒙-姚指“針對亞裔的種族主義一直持續到今天，模範少數民族神話及其刻板印象就是一個例子。這種刻板印象將亞裔加拿大人渲染成好學、勤奮和富有，這一神話還割裂了亞裔與其他族裔。在2003年SARS 和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期間，亞裔所經歷的種族歧視證明，種族主義仍然活生生地存在於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