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對全球地緣政治的影響讓2020年的大選更加引人關注。特朗普四年執政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痕跡，如果最後確認拜登當選，對美國的全球戰略會帶來哪些影響目前未知，但歐洲各國紛紛在祝賀拜登個他的副手賀錦麗當選的時候，邀請他們共同關注被特朗普否認的全球化議題，德國更慶祝跨大西洋關係重新出發。不言而喻，跨大西洋關係被質疑和挑戰，讓歐洲國家對過去四年特朗普的歐洲外交非常不滿，但中國亞洲不斷崛起，美國轉向亞洲軸心的同時，歐洲是否也應該重新定位自身的地緣政治觀，提升自身的競爭能力來適應新的世界格局？
將讓美國再次偉大掛在嘴邊的特朗普執行單邊主義，如果對美國利益造成影響，盟友不盟友都被一視同仁，讓持續了幾十年的歐美跨大西洋的關係受到挑戰，這是讓美國傳統盟友歐洲國家實在難以接受。
歐洲問題研究中心，羅伯特 舒曼基金會網站上刊出一篇分析分析文章，將“特朗普時代的跨大西洋關係留下了什麼”這個問題從各個層面予以介紹和分析，並認為，歐美之間歧見主要集中在英國脫歐，北約前途和經貿三大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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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二戰後，美國和歐洲之間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圍繞着對有利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和自由貿易的承諾奠定了戰後的國際秩序，跨大西洋關係網絡，在包括北約組織（NATO）、經合發展組織（OECD）和世貿組織（WTO）的基礎上， 實現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在政治，軍事，經濟和社會領域的高水準的雙邊互動。
但是，2020年對於大西洋兩岸都是決定性的。 在美國方面，總統大選將顯示在反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政治方面的“特朗普效應”，這是美國政治中的“過去式”還是更深層次的趨勢有待進一步觀察。 在歐洲方面，英國將於2020年1月31日正式脫歐，因為不再有英國的反對票，這可能會導致聯盟成員國之間的合作加深，特別是在安全和國防領域，
儘管歐美之間延續了70年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過去也曾在在國際安全，貿易爭端和外交緊張等問題上發生過多次風風雨雨，但這種基於基本價值理念的關係經住了歷史的考驗。特朗普總統的“美國優先”外交政策可以說對它是一次真正的檢驗。因為特朗普強調的是，無論國際準則和政治傳統如何，追求美國國家利益都是最終目標，總結為口號就是“美國優先”，這與其前任奧巴馬（Barack Obama）更具包容性的願景大相徑庭，儘管奧巴馬也曾期望在新的多極世界重樹美國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與前任總統不同，特朗普也拒絕了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礎，這體現在他對多邊組織的輕視態度，對傳統盟友的深深不信任以及對商業聯盟的重商主義觀點等方面。
在此背景下，如何看特朗普的任期對歐美關係的的影響呢？ 2018年10月，《外交事務》雜誌發表了一項調查結果為這個問題把脈，其調查對象是涉及跨大西洋關係領域的專家，結果顯示，專家們在“跨大西洋聯盟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損害嗎？”這個問題上沒有達成共識。 然而，大多數受訪者聲稱，特朗普總統的過失和破壞性言論，在貿易，北約，美國撤出伊朗核協議和巴黎氣候協議等有關的單方面和有爭議的行動造成了嚴重損害。
確實，特朗普激怒歐洲人的推文，演講和外交政策決定的清單很長。其中三個主要分歧領域值得回顧和分析：英國脫歐，北約和貿易。
歐美分歧始於對英國脫歐的態度
華盛頓與布魯塞爾之間的首次摩擦之一是早在2016年出現的，當時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稱讚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是“巨大勝利”，聲稱英國選民行使了其“神聖權利”。 “恢復他們的獨立並重新控制他們的國家，邊界和經濟。英國前首相特蕾莎·梅是第一位與白宮新任總統會晤的外國領導人，特朗普承諾，一旦英國離開歐盟，美國將與英國談判一項自由貿易協定。即使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2019年4月宣稱，如果英國脫歐削弱北愛爾蘭和平協議，國會將阻止與英國的任何貿易協議，但一些美國官員，如前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表示，英國脫歐的投票不僅鋪平了特朗普通向白宮之路，也為更廣泛的反建制派的全球反抗開闢道路，從而讓特朗普的“使美國再次偉大”的呼籲具有合法性。
支持英國脫歐也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對歐洲的懷疑態度。與美國的傳統戰略背道而馳。因為他的前任都堅信，和平，穩定和繁榮的歐洲對促進美國利益和美國安全至關重要，並在此的信念的基礎上，支持並鼓勵歐盟的一體化和擴大進程。一些觀察家認為，特朗普對英國脫歐的一再支持是解散歐盟的“大計畫”的一部分，共和黨保守派認為這是一個有競爭性的意識形態計畫，或可讓歐洲成為一個潛在的有力競爭對手。與此同時，一些分析人士稱，英國退出歐盟將削弱美國的影響力，因為華盛頓將失去其最好的捍衛者和堅定的盟友。
那麼，歐洲失去了美國支持的歐洲會坐以待斃嗎？答案又是否定的。因為特朗普的戰略和英國脫歐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後果，至少促使歐洲加強了在安全和國防領域的合作。英國公投結果僅幾天後，歐盟在2016年6月發布了全球外交與安全政策全球戰略（EUGS），強調必須實現“戰略自主”的戰略自主權。從這個角度來看，英國退歐，再加上特朗普的衝擊，可能導致歐盟在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CSDP）框架內深化軍事一體化項目，歐盟委員會在2017年6月發布的有關歐洲國防未來的文件中也坦承，“過去兩年取得了比過去60年更多的成果”。
特朗普對北約造成“生存威脅”激勵歐洲提升自衛能力
在北約問題上，特朗普的批評比他的任何前任都走得更遠。
在總統競選期間，他就稱其北約“過時”，因為它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做得還不夠。成為總統後，他表明他準備使美國的承諾以相互防禦《華盛頓條約》第5條的承諾為條件。他強調，這將取決於歐洲盟國是否“履行了對我們的金融義務” ，更確切地說，取決於歐洲國家是否實現了對北約制定的須支付GDP2％為國防支出的目標。
評論認為，儘管美國與其歐洲盟國之間公平分擔負擔的問題與聯盟本身一樣古老，但除了特朗普，還沒有其他美國總統能威脅如果盟國沒有增加其安全支出就要從歐洲撤軍。
與此同時，儘管特朗普通過承認北約在反恐鬥爭中的重要性修改了認為北約“過時”的觀點，但他堅持並直言不諱地批評盟友還沒有達到國防開支2％的門檻。
2017年5月，特朗普首次出席的北約峰會，在出席布魯塞爾北約新總部大樓落成儀式沒有給其他27個盟友留一點情面，直接開口催會費，指責23個北約成員國未能實現分攤軍費的目標，這對美國人不公平。站在場下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馬克龍面面相覷，場面非常尷尬，或許從此留下芥蒂。
而紐約時報更驚人報道，在2018年，特朗普私下提出了美國撤出北約的可能性，但當時的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James Mattis）和前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嚴重地批評了這個想法。他們倆都強調，美國退出同盟將大大降低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力，這將損害美國利益。同樣，國會已經採取措施制止這一舉動。 2019年1月，眾議院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一項兩黨法，即《北約支持法》，以禁止美國未經參議院批准退出聯盟。
一些分析聲稱，特朗普對北約管理的交易方式對聯盟構成了“生存威脅”，其原因不是特朗普有時保持不一致的政治立場，而更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信念。在他的世界觀中，政治被視為談判的過程，目的是確保以最佳方式優先考慮和保護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但以共同利益，目標和價值觀為名義在大西洋兩岸接受的軍事失衡已成為特朗普無法接受的。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結論，歐洲變得迫切需要通過加強自身的防禦能力來減少對美國的安全依賴。 同時，支持聯盟的國防和安全舉措符合美國的利益。 這可能會導致發展和提供相互增強的能力，這對雙方都將是有益的，尤其是在英國退歐後，北約80％的國防支出將來自非歐洲盟國。 歐洲北約國家的軍事能力將大大降低
在歐盟方面，這意味着歐洲領導人應更加決心實現其國防和安全目標。 法國總統在最近接受《經濟學人》採訪時的講話。 在美國放棄歐洲項目，與中國以及俄羅斯和土耳其等獨裁政權對峙的風險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根據馬克龍的觀點，歐洲必須開始思考並採取行動， 既是經濟力量，又是戰略力量，是“軍事主權”（...）他說：“如果我們不醒來，就存在很大的風險，即從長遠來看，我們將在地緣政治上消失， 或者至少我們不再是命運的主人”。
貿易戰：多邊主義還是單邊主義？
與奧巴馬政府不同，奧巴馬政府強調多邊體系的重要性以及旨在消除國家間關稅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協議（TTIP）的談判過程，聯合和聯盟，特朗普政府採取了根本不同的方法，即單方面，重商主義和交易性方法。
首先，特朗普政府將世界貿易體系定義為“嚴重缺陷”，並基於“過時和不平衡的貿易協定”，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該協定降低了經濟增長，美國市場的競爭，從而損害了美國工人和企業。此外，由於世界貿易組織在結束多輪貿易談判中遇到的困難，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組織）規定的國際貿易法被認為是“有缺陷的”並且無效。
特朗普政府公開宣布其最終目標是重新平衡所有美國貿易關係，以便更好地為美國利益服務。實施該戰略還包括將美國從對美國不利的貿易協定中撤出，例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特朗普認為貿易更多地基於“針鋒相對”類型的協議，而不是通常基於規則的多邊貿易體系。對他來說，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只是表明貿易夥伴沒有遵循相同的規則。美國總統表示，重新平衡美國貿易赤字的解決方案在於對某些產品建立高關稅，因為這種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戰略應該保護美國工業並振興美國經濟。 。
為了重新平衡，他發起了貿易戰。根據他的推文， “貿易戰是好事，容易取勝” ，他指出，“美國在與幾乎所有國家的貿易中損失數十億美元。其中，美國與歐盟國家的貿易逆差在2018年為1690億美元，與2017年相比增長11.8％，與2008年相比增長77.1％。部分原因是美國對德國的貿易逆差，幾乎占歐盟順差總額的三分之二。
實際上，特朗普政府發動的貿易戰最初是針對中國的，因為中國在技術，知識產權和創新轉讓方面的政策被認為是“不合理的”或“歧視性的”，旨在“阻礙或限制中國的貿易”。在這樣做時，它不僅拒絕了WTO仲裁，而且拒絕了基於規則的多邊貿易爭端解決的基本原則，這與美國以前的政府明顯不同。特朗普（Donald Trump）採取了另一種方法，即國家安全，來證明對鋼鐵和鋁進口採取的一系列關稅措施是合理的。這些關稅影響了包括歐盟在內的美國幾個貿易夥伴。為了回應美國的關稅，歐盟對某些美國產品徵收了報復性關稅。
一旦引發，聯盟和美國之間的貿易戰將有可能變成互惠關稅的螺旋上升，正如有關波音-空中客車事件的最新動態所顯示的那樣。特朗普政府對歐盟與美國之間貿易關係的行動造成的損害是否無法彌補？文章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歐洲聯盟和美國之間的貿易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貿易流，並且它們是主要的貿易和投資夥伴，另外，雙邊合作夥伴之間的商品和服務貿易總額在2018年達到1.3萬億美元。
因此，跨大西洋經濟高度一體化，可以抵禦某些貿易衝擊。 然而，當前聯盟與美國之間貿易摩擦的結果不僅取決於特朗普的行動，還取決於歐洲。 前歐盟貿易專員塞西莉亞·馬爾姆斯特羅姆（CeciliaMalmström）在2018年7月19日的重要講話中斷言，歐盟“別無選擇，只能對美國的行動作出反應”。
文章認為，歐洲要解決與美國之間的貿易爭端的最壞情況是，像其他一些國家一樣，決定對出口美國市場的“自願限制”（配額）。
基辛格 ：美國需要歐洲人的智力和情感投入以採用新的世界觀
面對諸多問題與挑戰，拜登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改善？某些歐洲人的期望，將美國的新政府視為和諧與創新時代的開始是否過於天真呢？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最近在接受德國 « 世界報 »的採訪時指出，想象美國政府的最終改變足以消除歐洲人最近所面臨的所有頭痛的問題，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如果美國政府發生變化，新政府將密切關注歐美之間的分歧，以便將方法衝突與實質衝突區分開來。但是，必須避免認為和諧將被視為理所當然。和諧將需要在歐洲和美國方面保持僵化和共同的對話願望。
基辛格說，他想提醒他的歐洲朋友，美國需要他們的智力和情感投入，以採用新的世界觀。
基辛格認為，在北約成立之初，他對意識形態對手產生了普遍的恐懼，因此鍛造了自己的政治思想。當前的問題已不再是歐洲的外部邊界，而現在的局勢已不再適合這種立場。他倡議歐美必須在中美關係上採取共同立場。在與中國的世界平衡問題上採取獨立的政治路線不會使歐洲受益。使其成為歐亞大陸的一種延伸，對歐洲的未來也沒有任何意思。延續數百年的共同價值觀既符合歐洲的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