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被美國«時代周刊»認為是史上最糟糕的一年，不管是否同意這一觀點，毫無疑問，新冠疫情在2020年已經造成了人類巨大的損失，破化了全球幾乎所有人的生活秩序，也導致國際局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地緣政治上看， 2020年可謂驚濤駭浪，暗波洶湧，發生了很多對未來影響巨大的變化。
本次國際縱橫節目中，請流亡美國的異見人士，政治學者王軍濤先生談談他對2020年歐美國際地緣政治的看法。
法廣：從地緣政治整體上看，您如何評價2020年？
王軍濤：其實我覺得今年倒不是最糟糕的一年。當然疫情到來的時候會讓人類陷入一個比較大的危機之中，在這一年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新冠大流行確實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另一方面，我也覺得這場疫情讓人類在過去一段時間各個地方面臨的危機和問題被疫情掩蓋、推遲或者暫時押後了，比如在歐洲和美國都是這樣的。
第二，我覺得在人類過去三十年的發展中，還是積累了很多財富，而且在技術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更新，在應對各種各樣的問題上也積累了一些資源，現在全球化進程發展的很快，再加上疫情的壓力的話，人類還在社會組織和管理觀念等等領域還沒有做好準備或做出調整來應對這些危機問題。
法廣：能否具體解釋一下有哪些問題被壓下來了？
王軍濤：各方面都有。比如說在歐洲，之前比較頭疼的就有移民問題，除此之外，當時中美的關係在急劇惡化時也需要歐洲選邊站隊，但是現在各國壓倒性的任務是應對疫情的時候，其他的問題就變得相對不是那麼重要了。
再以美國為例，特朗普總統上來之後，很多問題都在急劇的分化，比如移民問題，經貿戰的問題……
但因為疫情的出現讓其他的問題都靠邊了，最大的問題就是抗擊疫情，還是美國要繼續保持正常的生產秩序和生活物資來源更重要。從最近的這場選戰來講，假如沒有這場疫情的話，會圍繞着移民問題以及特朗普上台之後的其他一些提出的問題開打。也有一些人認為，如果沒有疫情的話，特朗普可以連任。但據我觀察，特朗普上台後招致最大反對的問題，包括奧巴馬的醫保等可以激化出很多政敵的問題，實際上由於疫情出現都暫時靠邊了。我覺得特朗普總統在最後一輪的競選期間獲得不少支持者的原因，就是他強調不能在控制疫情時因控制手段帶來的問題比病疫更加致命，他認為，如果美國經濟繼續這樣停擺，帶來的問題可能要比控制疫情還要多。
同時，美國處理北韓和伊朗問題進程都被疫情給押後了。本來這些疫情應該會在今年就會大爆發，而且會成為美國大選中一個比較爭論激烈的話題。
法廣：雖然這些問題被壓得下來，但是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一直都是世界地緣政治中比較重要，而且可以說是很突出的一個議題。從高科技，貿易，外交和人權等多個領域看，由於疫情和總統大選等因素，今年美中關係還是處於一種激化的狀態，
王軍濤：我覺得大選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看。第一段是在大選日，也就是11月3號之前，應該說特朗普總統還繼續採取他過去的方式，也就是要和中國簽署貿易協議——其實特朗普總統的目的就是要一個貿易協定，如果不同意這個協定就會採取極限施壓，讓美國的各個部門把會和中國衝突的問題都拿出來對中國施壓。那我們曾經也看到聯邦調查局、司法部長、國務卿都在朝這方面做。美國在極限施壓的過程中就發現了他們過去被忽略了，或者壓下來的一些和中國關係中的存在的致命安全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思想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對於特朗普來說，如果中國能夠執行貿易協定的話，其他都好辦，但是中國沒有答應他，在壓力持續的情況下疫情又出現了。我覺得如果沒有這場疫情的話，中美兩國的關係會被迫急劇冷下來。因為疫情出現了兩國在經濟等各方面的接觸變少了，壓力事實上就已經弱化了了。我認為，特朗普總統的極限施壓，他對貿易協定達成也有時間表，並且希望在大選之前達成他認為的歷史上最好的貿易協定，都會讓中美兩國衝突進一步激化，因為中國政府不會答應這個可能會造成他的政權顛覆的貿易協議。
比如在信息產業領域，對美國來說，信息產業是錢的問題，我們知道馬雲或馬化騰的企業都是中國最大的科技產業，也是最賺錢的，美國那些巨無霸的大企業實際上也都集中在信息高科技領域。如果中國不開放信息產業的話，美國就會認為這是不公平的，但是對中國來說，信息產業是一個致命的安全問題，一旦就會對政體造成安全威脅，尤其是習近平的獨裁安全也無法得到保障。而這樣的話，中美兩國就會大打出手，美國會採取進一步的各種方式：從南海到台灣海峽的軍事領域，一直到科技和金融都會有衝突。但是疫情出來後，現在還看不出來中國是因為疫情的問題無法進一步談貿易協定，不能如期去購買美國的產品，還是他真的就不想這麼做了......而事實上中美兩國關係事實上已經降溫後，美國已經把一些問題給緩下來了。
剩下的問題在國務卿蓬佩奧的領導下——這可能還不是總統的意思——-聯邦調查局、（前）司法部長巴爾他們在極限施壓的專業運作中發現了這些問題，即使沒有中美貿易戰也不得不去解決，於是他們就開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推進一些部署。
我們也可以看到特朗普後來對中國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認為中國在疫情爆發的初期不負責任，讓疫情蔓延到美國，進而導致了他所有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措施無法出台了。他本來希望在大選年解決這些問題，同時安排好與各國的雙邊關係，讓他可以拿一個亮麗的執政成績單再次贏得大選。但是疫情的到來就打亂了，在他本來就很煩亂之際，又出現了中國的“戰狼”，不僅不認錯，還把（疫情）責任推到了美國。當國務卿的顧問余茂春將這些信息迅速傳給蓬佩奧後，蓬佩奧馬上給了特朗普就引發總統的的震怒，於是就開始對中國發威，這是11月3號以前的局面。
11月3號大選結果出來以後，我認為特朗普又有了另外一個態度。因為11月3號之後誰都明白特朗普輸了選舉，共和黨內的多數的議員和重要的政治家們都知道他輸了，但是他們說如果特朗普堅持要去做什麼（司法程序），他們就陪着他，但是這些都沒有什麼希望。我們可以看到將近有50個案子進入了法院，但很多案子在沒有審就被法官駁回了，而且，這些法官並不都是民主黨的人士，有些還是特朗普自己任命的。比如，像德州的這個案子，由特朗普任命的三個大法官都做出了不受理這個案子的決定。這個結果出來之後，除了中美關係，美國內政也進入了一個美國憲政最危險的時間。研究美國憲法的人都知道美國憲法最大的“漏洞”就是在11月3號大選之後到1月20號新總統任職這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即將交權的現任總統有很大的權利，假如是出於惡意的話可以為新總統製造很多的麻煩。
有些美國人批評特朗普總統，說他是個很自私的人——我認為自私不自私到可以放下不談——但是他不一定是沒有施政抱負的人，他是有施政想法的。特別是像蓬佩奧以及所謂的“四劍客”等政客對中美關係是有自己想法的。他們可能會在離任結束的時候，讓他們任期內的一些做法變得讓白等上台後不可逆轉，他們可能會採取冒險的方式做一些讓大家瞠目結舌非常規的做法，讓中美關係或者美國在其他的方面變得無法回到過去，這是下一步需要觀察的。所以說在11月3號之前和之後對特朗普總統來說，無論是對華政策，還是內政外交方面都有類似的問題。
從地緣政治上看，可以說特朗普執政期間有幾個外交領域的危機性問題，一個就是中美關係，或者說中美貿易戰。中美貿易戰在中美關係之中是一個“灰犀牛”，另外還有牽扯到中東的局勢的與伊朗的關係，以及與北韓的關係。相對而言，美國和歐洲、加拿大、墨西哥還有日本的關係就顯得相對比較簡單了，這些國家有壓力，但可以說還是“自己人”吧，但是和北韓，伊朗和中國如果按照他的這個方式是無法搞定的，如果矛盾被激化了，可能會對美國未來的安全造成比較大的危險和風險，這些都會成為未來國際地緣政治問題上的高危的問題。
法廣：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各國經濟生活繼續受到重創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2月24日至25日召開民主生活會上，表示在泰山壓頂的艱難局勢中，依然得以取得輝煌的成就。您認為中國過真是在全球因疫情依然哀鴻一片時唯有這邊風景獨好嗎？
王軍濤：中國、前蘇聯和朝鮮這些國家的經濟和歐洲以及美國無法進行比較，原因在於美國和歐洲的所有問題都是公開的，所以從解決問題的角度看，後者的問題比較好解決，因為所有問題的受害者都可以公開喊出來，通過選票或者是國內的一場政治或社會危機去解決。比如在法國。如果青年人不高興，就會通過上街遊行抗議把不滿表達和表現出來，這樣就會給執政者帶來很大的挑戰，讓他們全力以赴去解決問題，這些國家比較好辦。但是中國和前蘇聯這樣的國家，他們如果有這方面的問題的話，外邊其實並不會知道，好像他們是在快速的解決問題，但是從中期和長期看，他們製造了更大的問題，只是這些問題給暫時壓下來了，給中長期發展帶來致命的威脅。按照這個思路來看中國的話，我認為中國遠遠沒有解脫危機。
第一個方面，可以看到習近平中美貿易戰和這場疫情之前的發展戰略，中美貿易戰和疫情也不一樣。在疫情之中的時候，蓬佩奧國務卿和他率領的“四劍客”往前推動了許多對中國進行圍捕的戰略。在這一點上，習近平已經發現他之前要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向國際上發展受阻，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都被堵死了，所以他現在必須要進行收縮。
最近中國倒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斬獲，就是簽署了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在和東南亞的自由貿易發展基礎上，也把日本和韓國、新西蘭澳大利亞都拉進來了，形成一個很大的自由貿易區。雖然有這個斬獲，但是他也知道太平洋的路已經被堵死了，而且無論新西蘭、澳大利亞、日本還是韓國最後都還是會和美國站在一起，台灣就更不用說了。
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就提出了雙循環的戰略：內循環為主外循環為輔。這就是說明他要大幅度地修正中國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鄧小平的政策就是以開放帶動改革，再促進經濟增長，主要是通過面對太平洋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開放，向這個體系要資金，要市場以及其他各種發展的資源和動力。如果現在這條路被堵死之後，就遠遠不是一個沒有市場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發展的基本動力面的消失，這樣的話中國就需要發展內循環，一帶一路也要向從東邊向西邊移動，這是一個很大的調整，意味着中國從某種程度上說要回到海防和閉關鎖國。
我認為這是第一個習近平要面對的在經濟上的大挑戰。他在經濟上計畫採取“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現在都無法進行了，本來是要通過“一帶一路”來予以消化，但是現在又必須往回縮，所以我認為他要在經濟上做出的很大的調整，包括“西遷”等等都是在做這方面的探索。
第二，由於現在美國的壓力，跟中國在各個方面較量，現在他已經把國家的安全，尤其是個人獨裁安全放到了首位。這樣會在內政上採取進一步的緊縮，就會造成國內的精英集團進一步對他的不滿和反叛。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實際上是為了打擊黨內的其他集團，建立自己的獨裁，掃黑是重新確立共產黨對社會的控制。這樣就會導致黨內的進一步反彈，在中美鬥爭的背景下，他要確保自己的安全，因此就要進一步打壓這些獨立的力量，這就會導致反彈。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可以看到任志強、許章潤和蔡霞事件都是表明前些年還在和共產黨合作的力量，現在已經因為習近平以獨裁安全為主的政策打壓把他們逼反了。
法廣：你如何看在這樣的背景下，去年一年在亞太地區發生的變化？一方面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簽署了全球最大的自貿區協議，另外一方面，中國的一些鄰國，包括印度和澳大利亞都開始對中國進行強烈的反彈，這是一個很矛盾的現象嗎？是否會對中國形成了一個包圍圈？
王軍濤：這一點實際上很難說。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最“狡猾”的地方就是在亞洲地區，一些國家又想佔便宜又不想吃虧。實際上他們在中美兩國以及過去的俄美蘇關係上都希望兩頭通吃又不想付任何代價。日本因為和美國打交道，可能好一些，但是最近披露的材料也顯示，每一次在中美關係（變壞）或西方世界在與中國發生問題的時候，日本都是最後才加入，而且也是因為最後由美國命令才加入的。
亞洲國家對亞洲事物的理解比較複雜，比西方人對這個地區的理解更為複雜，所以我們就看到了兩個相向的現象，經貿上各國都在加強和中國的合作，所以中國的經貿也恢復地比較快。實際上，亞洲國家一直在和中國進行貿易上的交流，在和中國的政治上關係中，我認為可能澳大利亞（和中國較勁）是真心的，印度都很難說，印度也非常“狡猾”。日本是在周旋，韓國更是在應付，這一點和歐洲很像，實際上歐洲也是讓美國承擔鷹派的角色，歐洲在中間扮演的既是免費搭車者，同時也可以扮演鴿派的角色享受鴿派的好處。其實亞洲很多國家也是這樣的，因為美國人比較簡單，他們實力雄厚很粗曠，但是亞洲地區的那些國家就不會像美國這樣去處理地區問題，如果出事的話，他們要付出直接的代價。所以說五眼聯盟的國家就會比較真實，其他國家就不一定。
印度與中國的關係之間都還有三個情節，妨礙了和中國的進一步合作。首先就是兩國都希望在這個地區當強權，印度希望主宰南亞，但是中國不希望他這樣做，原因很簡單，因為巴基斯坦是中國的盟友。第二，就是印度和中國之間還有算不完的帳，除了邊界衝突，還有爭奪南亞的問題，印度如果希望發展的話，他就需要向東南亞這邊發展，爭取這個地區的經濟主導權，所以就導致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
但同時在軍事問題上，隨着中國在海上的擴張，亞洲國家會感到壓力，希望在軍事上和美國結盟。實際上奧巴馬當時重返亞太也是這些國家要求的。他們一方面要和中國發展關係，希望自己獲得利益，另外一方面也不想讓中國對他們的安全造成威脅，希望藉助美國的力量去壓制和遏制中國，不希望在中國在政治上欺負和霸凌，這是他們的一個策略。日本可能不是這樣的，因為日本是一個本身就有實力的國家，但是美國並不會讓他發展。
感謝王軍濤先生接受法廣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