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近期台海緊張局勢升級，台灣海峽的安全和穩定逐漸演變成受到國際關注的首要地緣政治話題之一。不僅美歐等國的各界人士就聲援台海穩定發聲，台海問題在印太地區內諸如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也成為了一個被拿到檯面上進行探討和辯論的公共政治話題。我們將在本期的節目中為您介紹在澳洲國內執政的聯盟黨和在野的工黨主要人物近日就對外政策和台海一旦有事，澳大利亞是否應呼應美國盟友保衛台灣的討論。
澳大利亞工黨籍前總理保羅·基廷(Paul Keating)11月10日在澳洲國家新聞俱樂部參加對話時提出，不要捲入台灣問題上的軍事衝突，他認為台灣不是澳大利亞的重要利益。他還批評莫里森政府通過三邊安全協議（奧庫斯協議，AUKUS）計畫購買8艘核動力潛艇來對抗中國，就像“往山上扔一把牙籤”。基廷的這一爭議性發言曝光後，《澳大利亞人報》周末版12日刊登了對澳洲國防部長彼得·達頓（Peter Dutton）的專訪。
達頓在採訪中表示，作為防長他目前關注的重點是澳洲的國防重組。他有很多事項需要處理，包括澳洲士兵在阿富汗戰爭期間是否犯下戰爭罪行的《布雷頓報告》、澳洲軍隊從阿富汗撤軍的善後和跟進落實奧庫斯協議。達頓指出，他的戰略願景是為“我們自己地區的衝突威脅”做好準備，並應對一個自信的中國。
達頓說，“（中國）已經非常清楚他們進入台灣的意圖，我們需要確保有高度的準備，通過我們的能力有更大的威懾感，這就是我認為我們把我們的國家放在一個實力地位的方法。”他續稱，“我的工作是讓組織（澳洲國防部）進入這種心態。”當記者問及，“如果中國尋求以武力收回台灣，澳大利亞是否應該參與戰爭以試圖阻止這種情況發生？”對此，達頓回答說，“如果美國選擇採取一項行動，我們不支持美國的行動，那是難以想象的。”他補充說，“我們應該對此非常坦率和誠實，在不預先承諾的情況下審視所有的事實和情況，也許在某些情況下我們不會採取這種選擇，（但）我無法想象這些情況。”
同樣就老前輩基廷的發言， 澳大利亞工黨現任領袖安東尼·阿爾巴內塞 （ Anthony Albanese ）11日在受訪時拒絕直接對他提出批評。但阿爾巴內塞明確表示，不同意基廷對澳大利亞目前面臨的戰略環境的評估。他說，“中國已經改變了姿態--這就是事實。”阿爾巴內塞說，“他們更向前傾斜。澳大利亞為我們自己的價值觀發聲是正確的。例如，中國是在對澳大利亞進口產品的態度上發生了變化的國家，而澳大利亞的企業正在遭受損失。”阿爾巴內塞告訴記者，作為一位受人尊敬的前領導人，他總是聽從基廷的意見，“但工黨決定了我們未來的政策”。他說，“而這是一項基於原則的政策，但也基於認識到我們在2021年的位置。”
阿爾巴內塞強調，工黨的政策需要認識到“我們在2021年的位置”，包括“美國和中國的戰略競爭時代”。他說，同意美國拜登政府的觀點，“我們需要的是沒有災難的競爭”，這就需要接觸，但這也需要承認中國在對外姿態上的變化。阿爾巴內塞指出，工黨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三個原則之上，“我們與美國的聯盟，在我們地區的參與和對多邊論壇的支持。”隨着明年5月澳大利亞聯邦議會選舉的臨近，尋求繼續執政的現任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和他的聯盟黨同僚則根據基廷的發言抨擊工黨在處理澳洲國家安全問題方面態度軟弱。近兩年不斷受到疫情壓力的莫里森向澳大利亞民眾喊話稱，“在這些國家安全問題上，你真的不能相信他們（工黨）。”
黃英賢：澳大利亞所面臨的許多挑戰是沒有先例的
為了回應來自莫里森等人的批評，並向澳洲民眾闡述若工黨勝選後的外交政策主張，工黨影子內閣外交部長黃英賢（Penny Wong）23日在澳洲國立大學國家安全學院發表了題為“擴大澳大利亞的實力和影響力”的主題演講。黃英賢在開場白中說，“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促進澳洲的利益和價值觀--確保我們的安全、我們的經濟實力，並為更好地塑造世界。”她說，“我們必須建立我們希望的地區和世界：一個繁榮、和平、主權受到尊重的世界。我們必須擴大我們的選擇和選項，以便能夠在不升級為衝突的情況下處理分歧。”
黃英賢說，“我們應該採取行動，創造和保護全球公共產品，使我們的價值觀得以體現，並使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所有國家受益。”她強調，“為了在這方面取得成功，我們必須擴大澳大利亞的實力和影響力。”黃英賢說，“這一點很少有如此重要的時候。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澳大利亞的許多挑戰是沒有先例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我們還沒有聽說過如此令人困擾的情況的彙合。”
黃英賢提及，“民族主義擡頭，多邊主義瓦解，大國競爭，新出現的新冠病毒菌種，一個不斷變暖的星球。還有一個更加自信的中國。我們必須面對這個現實：我們的地區正在被重塑。”她指出，“這一代政治領導人在這種重塑中負有責任。保護澳大利亞當下和未來幾十年的利益。確保下一代人的機會與上一代人為我們創造的機會一樣好。”
黃英賢說，“我們的利益不會僅僅通過一系列單獨的交易和買賣來推進。相反，我們地區--以及國際體系本身的特點、結構和屬性正在被爭奪。我們正處於一場爭奪影響力的競賽中，你可以說是一場競賽。最大限度地提高我們的影響力意味着我們需要使用我們擁有的所有工具。”她表示，“軍事能力固然十分重要。當我提到軍事能力時，我指的是實際的、真正的能力--而不是公告。”
黃英賢補充說，“但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這些。我們需要部署國家權力的所有方面--戰略、外交、社會、經濟。”她說，“澳大利亞的權力和影響力的擴大是建立在一個不斷增長的、有復原力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她續稱，“我們的大部分財富來自於我們出口的市場，但提高復原力不僅僅是為了使市場更加多樣化，儘管這很重要。世界的需求在不斷變化，而我們所提供的產品也需要隨之變化，以保持我們的經濟實力。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通過成為一個可再生能源超級大國來加強我們經濟的復原力，這符合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
黃英賢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有一個‘澳大利亞製造’的未來，加強我們對供應鏈失敗和其他經濟衝擊的復原力。”她說，“但我今天講話的重點是，我們如何需要更好地理解並更好地發揮外交政策的作用；外交政策必須與國家權力的其他要素合作才能成功--在這方面，整體大於部分之和。”黃英賢提到，“國防軍總司令安格斯·坎貝爾將軍（Angus Campbell）觀察到，澳大利亞國防軍作為一種硬實力的工具，最能塑造我們的環境並阻止違背我們利益的行為：‘當國防軍與國家力量的所有其他要素，特別是與我們的外交部門合作時--我們在世界範圍內的持久存在’。”
黃英賢：最能引起澳大利亞人共鳴的例子就是貿易
黃英賢說，“這不是一個將遏制衝突的硬實力和做善事的軟實力分開的問題。因為我們地區所面臨的大多數挑戰都不屬於動能軍事衝突。它們中的許多都屬於灰色地帶。”她談到，“最能引起澳大利亞人共鳴的例子就是貿易--其日益成為地緣戰略競爭的一個載體。”黃英賢說，“經濟脅迫和網絡入侵正在被部署，以追求戰略結果並破壞商定的規則。而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對包括能源、水和魚類資源在內的自然資源開採規範的蔑視，使生計和地區穩定面臨風險。這些都是單靠軍事力量無法阻擋的威脅。”
黃英賢說，“事實上，正如國防軍總司令所言：‘混淆、回應或破壞這些行為的最佳方式是成為一支合作、能力建設和區域內共同利益的力量和影響’。”她說，“因此，外交政策不僅僅是一個拍照的舞台，而是實現我們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工具。我還想說，如果我們正在尋求保護和促進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它是一個令人不安的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工具。”
黃英賢表示，“今天我想和大家討論的是，擴大我們的實力和影響力的三個驅動器，這將是工黨外交政策的核心：第一是向該地區和世界展示現代的澳大利亞。第二是培養基於信任的真正夥伴關係。第三是提高我們駕馭國際關係的能力，包括在灰色地帶。”
黃英賢稍後在談及促進多邊主義、區域和聯盟關係的重要性時談到，“我們擴大影響力的動力將貫穿工黨外交政策的所有三個核心領域：多邊主義、本地區和我們與美國的聯盟。”她指出，“我們參與的最核心的多邊集團之一是東盟。這不僅僅是因為東盟作為一個實體的核心地位，而且也是因為我們的地理現實。工黨理解這一點，我們認為澳大利亞可以也應該做得更多，以證明我們有能力與東盟領導人建立信任和一致。”
黃英賢說，“正如我們在支持奧庫斯協議夥伴關係時明確表示的那樣，與我們的傳統夥伴的這種接觸必須是在更多的區域性接觸之外的。”她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上台後）將任命一位東盟特使--一位在該地區受到尊重的巡迴高級別代表，以補充我們的外交網絡，並與（東盟）各國首都建立密切的關係”。黃英賢說，“東南亞國家已經明確表示，他們不想在大國之間做出選擇--但他們希望在該地區的重塑過程中行使自己的權力。這就是為什麼我和其他許多人主張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不斷升級的戰略競爭中找到一個沉降點--一個對本地區有利的、堅持道路規則的沉降點 。”
黃英賢：在台灣問題上發生衝突其後果對人類來說將是災難性的
黃英賢說，“拜登總統已經認識到負責任地管理這種競爭的重要性，並認識到有必要設置‘常識性護欄’，以確保競爭不會轉向衝突。因此，我們歡迎有關美國和中國已經同意有必要在核和戰略穩定問題上進行接觸的報道--除了他們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之外。”她說，“兩個大國之間清晰和一致的溝通和‘護欄’對於管理我們周邊地區越來越多的潛在爆發點至關重要。”黃英賢強調，“對我們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繁榮的最大風險是台灣的衝突風險。即便如此，這不是一個僅限於我們地區的風險。在台灣問題上發生動能衝突，並有可能升級，其後果對人類來說將是災難性的。”
黃英賢表示，“這就是為什麼歷屆澳大利亞、美國和區域內政府都對兩岸關係採取了謹慎和清醒的態度。這並不是因為我們的前人都很軟弱或害怕。這是因為我們對利益進行了冷靜、清晰的評估。還因為需要支持台灣人民和維護地區穩定。”她說，“在澳大利亞，這種做法涉及到兩黨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採納，以及阻止單邊改變現狀的主張。這不僅僅是澳大利亞兩黨的立場，也是自卡特總統以來歷屆美國政府採取的方法，最近拜登總統也重申了這一點。（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在台灣問題上也刻意採取了戰略模糊的立場。”
黃英賢說，“在保持這種戰略模糊立場的同時，美國拒絕宣布對軍事衝突的明確立場，包括是否‘介入’一場由他人發動的戰爭。作為美國的盟友，澳大利亞採取了與他們一致的立場。這一戰略被正確地採納為最能避免衝突並使本地區生活在和平與繁榮中的途徑。”她接著說，“因此，當彼得·達頓談到澳大利亞不‘加入’台灣戰爭是‘不可想象的’時，他與澳大利亞和我們的主要盟友長期採取的戰略嚴重脫節。”
黃英賢說，“當然，真正的問題不是像他所建議的那樣，我們是否宣布我們的意圖，而是為什麼國防部長要加強戰爭，而不是努力維持長期的政策以維持現狀--正如台灣領導人蔡英文所主張的那樣。”她說，“達頓先生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他在‘衝突威脅’的背景下使用了‘不可想象’這樣的字眼--在他的前任秘書宣布戰爭的鼓聲已經敲響之後。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森先生沒有使用同樣的激烈語言，而是更緊密地堅持澳大利亞的傳統立場。”
黃英賢說，“這是我們從莫里森-喬伊斯政府在一系列領域看到的同樣的兩面派遊戲--比如在氣候變化方面，莫里森先生做出空洞的承諾，聽起來好像他很關心，而巴納比·喬伊斯（Barnaby Joyce ）則告訴你他們的真實想法。”她說，“在這裡，我們看到了莫里森先生和達頓先生之間同樣的動態，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在是否讓澳大利亞對一個超級大國開戰這樣嚴重的問題上玩政治遊戲。”
黃英賢稱，“據廣泛報道，莫里森政府希望將國家安全作為未來選舉的重點。放大對一個超級大國的戰爭前景是澳大利亞歷史上最危險的選舉策略。不負責任的政客們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抓住權力，他們採用的就是這種策略。”她說，“正如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 （輿論與外交政策項目主管）卡薩姆（Natasha Kassam）所指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說法長期以來一直是‘台灣唯一的選擇是統一或戰爭’。達頓先生放大了北京的宿命論，對澳大利亞人和台灣人都沒有好處。”
黃英賢：我們需要把政治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外
黃英賢說，“這是莫里斯-喬伊斯政府試圖利用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來獲取政治利益的一連串案例中最糟糕的一次。”她續稱，“最無恥的例子之一是，莫里森先生被問到一個關於法國總統說他是騙子的問題。他用一個新的謊言證明了這一點，他捏造了工黨領袖‘支持中國政府和其他一些人對我進行打擊’（的說法）。”
黃英賢說，“誠然，中國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兩國的關係也變得更難處理。但是，每當他遇到麻煩時，就拚命在中國（議題）上玩政治，這對加強莫里森先生在澳大利亞人或北京的權威毫無幫助。”她稱，“不過，根本的一點是，現在有大量的證據表明，莫里森先生的基本本能總是撒謊和指責他人。”
黃英賢說，“他謊稱自己排在隊列的最前面，在夏威夷謊稱自己在處理叢林大火，在電動汽車問題上撒謊，在強制接種疫苗上撒謊。他對自己犯的錯誤撒謊，比如把澳大利亞對台灣的立場說成是‘一國兩制’。他對其他人撒謊，比如向安東尼·阿爾巴內塞，甚至法國總統（撒謊）。然後他又說新的謊言來否認他的舊謊言。”
黃英賢說，“莫里森先生使他自己的話變得一文不值，澳大利亞人不能再相信他說的任何一個字。世界各國領導人也是如此，在他泄露私人短信後，他們再也不會相信他了。”她稱，“事實上，這些短信證明了馬克龍總統並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暴露了另一個謊言。莫里森先生不具備成為澳大利亞在世界上的利益監護人的品質。當他撒謊時，澳大利亞就輸了。”
演講最後，黃英賢提出，“澳大利亞的領導人們應該接受世界的現狀，並尋求將其塑造得更好。這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就像我們曾經需要的那樣。”她說，“為了擴大澳大利亞的實力和影響力，我們需要把政治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外。我們需要把目光投向當天的新聞之外。我們需要關注的不僅僅是公告--我們需要做的是整個工作。”
黃英賢說，“我們需要高瞻遠矚。我們需要將我們的國策的所有方面結合起來，以保護和促進我們的利益。我們需要提高我們在塑造世界結果所需的全部能力方面的表現--包括我們在灰色地帶航行的有效性。我們需要真正的夥伴關係，以信任為基礎。我們需要利用我們的人民尚未開發的巨大力量，向現代世界展示一個自信、統一、現代的澳大利亞。”
達頓：我們面臨著自二戰以來戰略環境的最重大變化
就在黃英賢發表工黨外交政策講話的3天後，達頓在澳洲國家新聞俱樂部同樣發表了有關澳大利亞國防和外交政策的演講。達頓在介紹了莫里森政府應對社會安全、恐怖主義、外國干涉和網絡攻擊所採取的相應措施後表示，“作為內閣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長期成員，我有幸成為政府的一員，這個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對這些威脅和更多的威脅作出反應和調整。我們在混亂和未知的領域開闢了一條道路，始終朝着和平與安全的方向前進。”
達頓說，“隨着區域環境的惡化，隨着烏雲的形成，這項任務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當今，我們面臨著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戰略環境的最重大變化。澳大利亞再次發現自己處於全球戰略競爭的中心區域。這個地區見證了擴軍的規模和野心，從歷史上看，這種擴軍很少與和平結果聯繫在一起。”他補充說，“以及一個緊張局勢繼續上升的地區，其方式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變得更加嚴重。我們必須問自己的問題是，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達頓說，“到現在我們都很熟悉中國政府經常聲稱其致力於和平、合作和發展。我們被告知，它希望維護和確保我們地區和世界的穩定和繁榮。中國政府告訴我們，將與其他國家合作，維護航行自由和海上航線的安全，並通過對話和協商和平解決領土爭端。”他說，“‘合作共贏’和‘進步’是中國政府常用的詞彙。然而，我們見證了言行之間、言辭與現實之間的嚴重脫節。”
達頓說，“澳大利亞人與印太地區和全世界的人民一起，目睹了中國政府從事的越來越令人震驚的活動。佔領、捏造和軍事化有爭議的領域，在南中國海建立20個前哨基地。拒絕海牙常設仲裁法院2016年關於同一海域歷史權利主張的裁決--這一裁決對仲裁裁決的所有締約國都有約束力，其中之一就是中國本身。派出越來越多的軍用飛機進入台灣的防空識別區。使用由民兵組成的漁船侵入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將國家安全法強加於香港，取消了‘一國兩制’框架的莊嚴國際承諾。在中國與印度的邊境以及與日本的東中國海地區加劇緊張局勢。”
達頓說，“出於政治目的，對澳大利亞的進口產品--如大麥、牛肉、煤炭、羊肉、龍蝦、木材和葡萄酒徵收關稅和禁令，破壞了對中國致力於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的集體信心。”他續稱，“捏造宣傳圖片，描繪一名澳大利亞士兵謀殺一名阿富汗兒童。發布了一份與澳大利亞的14項爭端的卷宗--一份暗示我們的國家應該避免做出主權決定和為自己的利益而行動的不滿清單。其國家安全部多次參與針對外國政府和商業機構的網絡活動--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多個國家在7月公開譴責了這些活動。”
達頓說，“令人遺憾的是，中國正在利用其日益增長的力量--在安全、貿易和經濟、媒體和互聯網方面以尊重為代價，迫使人們服從。”他稱，“隨着中國從事這些令人擔憂的活動，也迅速擴大了其軍隊的規模和能力。”達頓說，“當今，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海軍。約有355艘艦艇和潛艇。其海軍作戰部隊的規模在20年內增加了兩倍多。”他說，“在過去的四年中，中國平均每18個月就建造一支新的海軍艦隊，其噸位相當於整個澳大利亞皇家海軍艦隊。到2030年，中國海軍的艦艇數量預計將達到約460艘。”
達頓說，“中國還有兩支隸屬於其武裝部隊的艦隊--中國海警總隊在十年左右的時間裡從60艘1000噸級的船隻增加到130艘，而海上民兵在任何一天都會有300艘船隻在南沙群島活動。”他說，“僅中國海警總隊就擁有與一些東南亞國家海軍同等的能力和行動節奏。中國已經積累了2000多枚陸基彈道導彈和陸基巡航導彈，射程高達5500公里。”達頓說，“在未來十年，中國的核彈頭儲備--去年估計為200多枚--預計將達到700至1000枚彈頭。澳大利亞的每個主要城市，包括霍巴特，都在中國導彈的射程之內。”
達頓：澳大利亞的立場是明確的：必須避免衝突
達頓說，“澳大利亞人希望他們的政府能夠坦率地談論我們國家面臨的挑戰。不要像保羅·基廷幾周前在這裡所做的那樣，把他們置之度外，或者侮辱他們的智慧。”他說，“總理和我都說過，我們所處的時代有1930年代的影子。世界如果重蹈1930年代的覆轍將是愚蠢的。我們生活在高度緊張的時代，但本地區並沒有走上不可避免的衝突之路。”達頓說，“但只有當所有善意的國家一起確保我們盡最大努力避開懸崖峭壁的時候。如果衝突因誤解、誤判或敵對而發生，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災難性的。澳大利亞的立場是明確的：必須避免衝突。”
達頓說，“為了呼應前總理羅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的觀點：‘我們支持和平。我們尋求普遍和平的深沉靜水。我們渴望與我們的鄰國和平共處’。”他說，“澳大利亞歡迎中國作為本地區經濟大國的崛起。我們希望中國繼續在經濟上取得好成績。我們希望看到中國人民繼續繁榮。”達頓說，“就像生活在我國的65萬多中國出生的移民，以及120多萬把澳大利亞作為家園的中國血統的華裔。這些都是優秀的澳大利亞人，他們重視努力工作、家庭和法治，是我們最成功的移民故事之一。”
達頓說，“我們希望與中國建立富有成效的貿易夥伴關係 - 一個對我們兩國人民都有利的夥伴關係。我們仍然希望中國領導人有遠見地選擇這條道路；希望它走符合國際法的外交和談判的道路。”他說，“但是，中國快速的軍事擴張缺乏透明度，再加上脅迫性的行為模式，正在許多國家和大洋彼岸激起關注。”達頓說，“本地區如何能夠確信中國尋求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或者其領土野心是有限度的？”他說，“當中國用灰色地帶的網絡效應和經濟恫嚇來支持地區領導權的願望時，該國真正尋求與鄰國（包括澳大利亞）建立什麼樣的關係？”
達頓說，“當條件由一方決定時，能有真正的互利合作嗎？黃參議員會讓你們認為我不應該問任何這些問題，也不應該指責中國的行為。”他說，“在我看來，默許或綏靖是一種策略，最終會導致戰略上的不幸或更糟。只要看看中國是如何利用商定‘南海行為準則’的長期努力來擴大其對本地區的領土佔領和軍事化，並以東盟和本地區的安全為代價。”達頓說，“我相信我們應該指出那些破壞穩定和違背澳大利亞和本地區利益的行為。”
達頓說，“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澳大利亞人民期望他們的政府這樣做。但我們這樣做也是因為我們必須擴大因脅迫而沉默的聲音，這些聲音與我們一樣尋求和平與穩定。”他說，“還因為在發表意見時，我們為其他人提供了空間，讓他們也表達自己的關切。”達頓談到，“雖然目前的辯論是關於台灣的，但分析必須更加誠實。是的，行動會有可怕的代價，但分析也必須延伸到坐視不管的代價。如果台灣被攻佔，下一個肯定是尖閣諸島（釣魚島）。請不要依賴你們的想象力。”
達頓說，“中國政府再清楚不過了；不一定是他們的言辭，但肯定是他們的行動。我想說的是，我們的繁榮和安全所依賴的區域秩序將很快改變。”他說，“在沒有反壓力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成為印太地區國家們唯一的安全和經濟夥伴。這對我國和其他許多國家來說是一個危險的軍事和經濟狀況。”達頓說，“中國政府希望佔領其他國家嗎？ 根據我的判斷，不是這樣的。”
達頓說，“但他們確實將我們視為朝貢國們。而這種交出主權和放棄對國際法治的遵守，正是我國自聯邦以來一直反對的。它已經付出了巨大的人的生命的代價，任何重蹈1930年代覆轍的行為都將再次使我們的國家和更多人付出巨大的代價。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發言和被傾聽是必不可少的。”他說，“如果我們堅持我們所知道的是正確的，並且我們與偉大的朋友一起做，我們就會成功。”
達頓說，“任何明智的政府都知道，你不能把國家安全政策建立在一廂情願的想法上。它必須建立在客觀事實和對環境的誠實評估之上。面對侵略行為和巨大的不確定性，各國顯然會很自然地尋求加強自己的防禦和戰略聯盟。”他說，“奧庫斯協議--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之間強化的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就是這樣一個加強地區穩定的舉措。奧庫斯協議下的第一個重要公告意義重大--澳大利亞獲得了核動力潛艇。”
達頓說，“但是，奧庫斯協議還包括很多內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奧庫斯協議是一種基於深化我們三國在安全和國防能力以及我們的價值觀方面的合作關係。”他說，“奧庫斯協議將使我們能夠在我們三國之間更好地分享前沿的軍事技術和能力。它將使我們的研究人員、科學家、工業部門和國防部隊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它將看到我們最初在網絡能力、人工智能、量子技術和額外的海底能力方面進行合作。從長遠來看，存在着更廣泛合作的重要機會。”
達頓說，“奧庫斯協議夥伴關係不應該令人感到驚訝。在《2020年國防戰略更新》中，澳洲政府的態度非常明確。澳大利亞擁有一支高效的、可部署的、一體化的軍事力量。”他說，“但是，它沒有足夠的裝備來阻止對澳大利亞或其利益的攻擊，在一個更加嚴峻的戰略環境中。《國防戰略更新》強調了本屆政府的意圖，即澳大利亞對我們自己的安全承擔更大的責任，包括在威懾方面。”
達頓說，“正如《國防戰略更新》報告所指出的，我們的澳大利亞國防軍‘必須能夠從更遠的距離將潛在對手的部隊和基礎設施置於危險之中，從而影響他們對威脅澳大利亞利益的成本的計算’。正是這些能力可以對廣泛的威脅產生威懾作用，包括防止越來越多的脅迫性和灰色地帶的國家技術活動升級為常規衝突。”他說，“與我們的美國和英國盟友一起購置核動力潛艇的決定支持這一意圖。因此，這並不是總理去年宣布的戰略的改變。相反，是我們實施它所需要的工具的改變。”
達頓說，“奧庫斯協議不是一個尋求將議程強加給本地區其他國家的夥伴關係。相反，它是對更廣泛的夥伴關係網絡的補充，如東盟、‘五眼聯盟’、‘五國防務安排’、‘四方安全對話’（Quad）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安排，它們都致力於促進印太地區的主權、安全和穩定。”他說，“奧庫斯協議是政府為加強澳大利亞的防禦態勢所採取的決定框架的一部分。本屆政府在2013年上台時，國防開支處於193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約佔GDP的1.5%。我們已經把它提升到超過GDP的2%。事實上，它將繼續攀升。”
達頓：澳洲國防軍無法與一個大國的軍事力量正面競爭
在隨後對澳洲政府採取的一系列防務措施和政策加以介紹後，達頓說，“這種更堅定的做法符合公眾的期望，也符合因印太地區局勢惡化而產生的新的緊迫感，以及由此產生的迅速獲得國防能力的需要。”他說，“作為國防部長，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確保國防部繼續開展其核心業務上。為了突出這一重點。我們必須記住，澳大利亞國防軍首先是一支軍事力量。它是一支使澳大利亞在為地區穩定做出貢獻時能夠舉重若輕的力量。”
達頓說，“但沒有必要拐彎抹角。單獨的，我們的國防軍無法與一個大國的軍事力量正面競爭。因此，我們必須用強有力的實質性關係來補充國防能力。在志同道合的國家之間建立夥伴關係，專註於維護本地區和平的偉大事業，而不是民族主義的機會主義。”他說，“我們一直在雙邊層面上這樣做。與我們的太平洋鄰國、印太地區以及更遠的地方的國家，並通過五眼聯盟、東盟、‘五國防務安排’和北約等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志同道合的國家正在走到一起，成為互補性夥伴關係網絡的一部分。這是一個越來越強大、越來越有凝聚力的星群。”
達頓介紹說，“澳大利亞與印度尼西亞有着牢固的防務關係。這在我9月份與國防部長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的會晤中得到了證明。我們已經同意開展新的訓練舉措和業務活動，包括在網絡安全合作方面。”他續稱，“日本和澳大利亞不久將正式簽訂《互惠准入協議》，為先進的防務合作和在我們各自領土上部署部隊的簡化程序鋪平道路。這將是日本自1960年以來與一個國際夥伴達成的第一個此類協議。”
達頓說，“澳大利亞和印度也在加強其防務關係。在9月與辛格防長（Rajnath Singh）交談時，我向印度發出了邀請，希望他們參加未來的‘塔利斯曼軍刀’演習，印度的軍官們今年觀察了這次演習。澳大利亞還將強化其在新德里的國防外交代表，以促進海上安全方面的信息共享和協調。”他說，“本地區還有許多其他國家，我們也在與之進行密切的國防合作。新加坡、馬來西亞、大韓民國--僅舉幾例。與幾年前相比，歐洲對印太地區的興趣和參與也有所加強。”
達頓：歸根結底，地區穩定要求美國在地區內完全參與
達頓強調，“歸根結底，地區穩定要求美國在本地區完全參與。繼續保護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所創造的和平與繁榮--所有國家都從中受益。這正是美國正在做的事情。”他說，“2021年11月是美國在澳大利亞的‘部隊態勢倡議’的十周年。在過去的十年裡，我們看到美國在達爾文的輪換部隊從200人增長到2500多名海軍陸戰隊員。”他續指，“而且我們已經看到美國飛機在我們的領空中與澳大利亞皇家空軍進行演習。9月，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和我同意在這些舉措的基礎上繼續努力。”
達頓說，“通過加強美國的存在和新的聯合演習，改善我們的空中、海上、陸地和後勤合作。美國國防軍的每一種類型的飛機都會在某個時候循環經過澳大利亞。在未來幾個月，我將有更多關於聯盟合作的內容。”演講最後，達頓說，“女士們，先生們，澳大利亞人期望他們的政府在國家安全方面有所作為。因為當政府兌現承諾時，澳大利亞人就可以繼續他們的生活了。”
達頓說，“現在，在我們應對本地區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時，政府正在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國防部繼續開展其核心業務：威懾脅迫；防止衝突；維護和平；為地平線上或地平線下可能出現的任何情況做好準備”。他說，“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澳大利亞人可以確信，政府將採取行動來保護他們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