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風雲變幻的世界格局，法國和歐洲如何找回失去的領導地位，以避免走向衰落？這是法國經濟學家和地緣政治學家（Pascal LOROT）先生在他的新書《世界大格局中的法國》一書中希望闡述的議題，書中提出的一體包括：如何讓法國重新回到國際舞台上？為什麼譴責統治精英們的失敗是正確的？我們如何才能制定一個共同的歐洲政策來處理移民潮問題？ 歐洲的環境地緣政策應該建立在什麼基礎上？歐洲和法國如何進入與矽谷的數字競爭？我們是否註定要被美國所支配？為了支持烏克蘭，我們是否應該與俄羅斯決裂？中國是西方的真正系統性對手嗎？等等，提出問題後，他也予以分析和回答，他在書中也提出了未來30年的所有主要地緣經濟利害關係， 面對未來三十年的重要挑戰，他認為即使法國正在經歷其歷史上最嚴重的危機之一，危及其身份和未來，但或許一切都沒有失去，但必須弘揚征服精神，放棄墨守成規。
法廣：您的書名為《世界大格局中的法國——為了新的領導地位》，您認為目前我們處於一個地緣政治前途未卜的時期，您對此真的很擔心嗎？
P. LOROT： 並不是真的擔心，但有必要意識到這一點。在很長的時間內，歐洲曾經在國際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今天，隨着眾多新興國家的出現——有中國但不僅僅只有中國，還有其他的各種各樣，非洲，中東，美洲的新興國際角色的出現，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國和歐洲在領導世界新國際秩序行動中的中角色分量減弱了，雖然沒有什麼必要擔心，但是要知道在目前國際社會呈現多極狀態中之際，大多數的歐洲國家領導人依然抱持着歐洲還是世界經濟和外交中心的觀點。我認為意識到危機這一點很重要，但採取行動也很重要，法國和歐洲應該採取措施展現出自己的特色，同時也讓我們的聲音在國際上能夠被聽到。
法廣：您在書中有關中國的篇章中，提出的問題是，中國是否為歐洲的系統性對手？這也是歐盟對與中國的關係三個定義之一，您如何看歐洲之間越來越複雜的關係？
P. LOROT：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國不僅在經濟上，也在政治上成為了強國，很少有人預測到中國會以這樣迅猛的的方式發展起來。在經濟上，中國是主角，甚至可以說是世界經濟火車頭，這就迫使歐洲不得不面對這個後果。中國幾十年來已經變成了世界工廠，一些歐洲企業現在為中國市場生產，這就建立了一種讓政府很難堪的依賴關係，尤其是貿易逆差額非常大。中國很大，中國市場也很大，所以要了解它，但找到貿易平衡關係當然有一定的難度，再加上最近中國不再掩飾其外交和國際地緣政治戰略的野心，同時也覬覦各大洲的能源，這也讓歐洲國家處於非常模糊不清和困難之中——他們不想對抗中國，而更希望找到合適的方法以便讓中國的崛起在國際舞台上以和平的，聰明的方式呈現，讓其能夠遵守歐洲人認為的利益。但能做到這一點十分困難，也 讓人難以理解，比如在商業領域，雙方是合作關心，但是時有戒心的合作。如今中國在商業和金融領域已經非常強大，在戰略領域，我們也在思考中國是否已經變成了對手，中國進入國際舞台上，是否獲得支持？如何獲得，從中期看，這些已經構成了威脅，正如一些人將其稱為系統性的威脅那樣。
法廣： 法國和歐洲之前在很長時間內都沒有看到中國的不斷崛起帶來的威脅嗎？
P. LOROT：商業上看，中國憑藉其市場讓歐洲的企業產生了依賴，好壞參半。但中國成為國際上有影響力的軍事和戰略角色的崛起是最近才發生的事，經濟崛起要追溯到上世界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在三十年的時間內，中國擁有了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戰略崛起大約有十幾年的時間，包括大大提高其核能力，話語也變得更據進攻性，更加強勢，有時甚至非常咄咄逼人，具有侵略性，這就讓歐洲人感到十分震驚，歐洲人和美國人不同，美國人的邏輯是要保護他們自身的利益，未來和中國發生衝突可能性的觀念已經形成，至少比歐洲人意識到並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的戰略對手要早，但事情發生得很快，他們在五年前意識到之後，就一年年地在加強。
法廣：面對這樣的情形，法國和歐洲有沒有能夠使用的工具來予以應對？歐洲在這個問題上也沒有跟隨美國的腳步，跟中國發生正面交鋒，您在書中提出什麼樣的方案嗎？
P. LOROT：我認為，法國不會直接引導這個或那個國家應該採取的政策，但是法國實際上也是僅有的幾個擁核大國之一，同時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個身份可能有助於更有力的進行權力平衡，也可以做什麼來找到一個公平的平衡，滿足世界大國的野心和利益。所以並不是要限制誰或反對什麼，而是要找到對話的渠道，以便讓中國的崛起不會對國際秩序的平衡形成威脅，而不是進行更危險的對抗，
法廣：除了中國以外，在國際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還有美國，俄羅斯，您在書的前言中提出的觀點是：在烏克蘭危機劍拔弩張之際，您認為從歐洲的利益上看，應該和俄羅斯對話。如何理解？
P. LOROT： 我的觀點非常明確，法國和歐洲都在北約的框架下，與美國結盟的北約在蘇聯時期的作用已經被歷史證實了，但是，法國和歐洲是否必須跟隨美國的戰略視野呢？我們可以是盟友，但也可以 有利益 分歧，面對俄羅斯，我不認為歐洲的利益與美國相同，排除利益衝突的邏輯 。歐洲有一個東方的鄰居，這就是俄羅斯，所以我們必須和俄羅斯對話，我們可以有分歧，但並不是因為有分歧就不對話，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一些歐洲國家相對靠近美國的政策， 這就導致衝突，我不認為這樣做符合歐洲的利益，俄羅斯是一個大國，應該和它進行對話來找到避免會發生衝突的戰略，以及地緣政治議題的解決方式。所以，雖然法國和歐洲都在北約的框架中，但是不能總是跟隨美國的野心，我們必須和我們東邊的的鄰居俄羅斯進行平靜的對話，法國和歐洲和俄羅斯有很多領域都有相似的文化價值 ，因此需要加強對話，持續性的對話。
法廣：歐盟的外交事務負責人博雷利最近說：歐洲是經濟巨人，政治侏儒和軍事蛀，您同意這個觀點嗎？
P. LOROT : 並不是博雷爾發明了這種說法，二三十年來我們一直都這麼說的，一些人，尤其是法國希望有一天能夠讓這個經濟巨人同時也擁有可以自己運作的政治和外交的實力 ，但這並不是所有的歐盟國家共同分享的願景，一些國家更願意在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下，法國的立場應該說是介於兩者之間，當然我們和美國有盟友的關係，但是法國也希望可以歐洲更加自主，擁有自主的外交和地緣政策，但很清楚的是，這一點並不為一些歐盟國家和美國認可。
法廣：作為地緣政治學家，您如何看愈演愈烈的烏克蘭危機的根源？
P. LOROT ： 我認為這場危機是二三十年來，歐洲和俄羅斯之間互相不理解造成的後果，上世紀九十年代，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先後擔任總統時，錯過了很多機會，歐盟曾經有機會讓正在進行民主改革的俄羅斯進入歐洲整體，但是確實收到了一些包括來自美國的阻力，因此沒有成功， 但是俄羅斯看到由美國主導的北約一點點地接近了他的邊境，包括波羅的海國家，波蘭等，同時，北約和歐盟進一步的行動讓俄羅斯越來越弱。
據我的觀察，對俄羅斯而言，他們感到來自邊境的威脅越來越大，越來越真實，發出過警告，但是北約卻聽不進去，而今天在俄羅斯，他們很擔心看到北約——也就是美國在其邊境。最關鍵的說法是，北約可能會將烏克蘭納入其中的前景，就會將北約置於俄羅斯世界的歷史性的、地緣政治和文化的對抗中， 而這是莫斯科和俄羅斯人不願意接受的，這是他們的紅線，這也就解釋了2014年，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被街頭運動推翻後，克里米亞俄羅斯吞併，烏克蘭東部的兩個省份宣布獨立。而2014年以來，烏克蘭就以西方與 俄羅斯之間的緩衝帶面目出現，這是一個局勢非常不穩定的緩衝帶，而俄羅斯也決心永遠不讓烏克蘭加入北約組織，否則局勢就會令他們擔憂，有些人甚至說這就形成系統性的風險，甚至會威脅到俄羅斯的存在。
法廣：您如何看在這個危機的處理中，歐盟給人的感覺是被邊緣化了，在烏克蘭問題上不僅有分歧，而且沒有分量？
P. LOROT： 烏克蘭的危機與歐洲有關，與歐洲的未來安全息息相關，但是歐洲不是被一點點邊緣化，而是完全被邊緣化，儘管與北約有對話，但是北約不是歐洲，儘管也有美國國務卿與法國德國等外長對話，但是歐洲並不在談判桌上，今天我們的對話是在兩個過去的強國——美國和俄羅斯之間進行的，他們討論的是歐洲的未來，但是歐洲人卻不能參與進來，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但是歐盟內部也並非所有國家都這樣認為，一些國家認為這種情況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比如東歐的國家，波蘭，波羅的海國家可能因為沒有法國或歐洲那樣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他們可能會更加介意不被邀請參與談判中。
法國和德國是俄羅斯的經濟夥伴，也是歐洲建設和歐洲平衡的主要國家，他們也希望參加到美俄談判中來，因為美俄談判的內容或許關係到歐洲大陸未來的安全結構，法國和德國希望參與其中，他們非常希望能參加談判，但很困難，原因是俄羅斯認為唯一一個值得談判的，唯一一個能夠決定的國家就是美國。
法廣：您的書名為，為了((法國）新的領導地位，法國還有回春之力嗎？
P. LOROT： 我認為法國有能力繼續扮演國際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但它首先必須重新獲得經濟和工業的自主，經濟實力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也是內部 社會凝聚力的要素，由於工廠外遷搬遷等原因，導致法國失去了主要的工業資產優勢，但是這次冠狀病毒流行病讓我們意識到可以重新獲得工業主權的要素，另外，法國也可以採取主動性，讓法國和歐洲的政策與國際緊張局勢不同，我認為法國應該和其南部的鄰居非洲結盟，或許也可以與俄羅斯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包括高加索，中亞等地區，不要捲入中國與美國的對抗，讓歐洲成為美國這中國之間的第三個戰略軸心，結合與非洲，中亞，歐盟與俄羅斯。
非常感謝Pascal Lorot先生接受法廣專訪。
Pascal Lorot先生的新書《世界大格局中的法國——為了新的領導地位》 《 La France dans le grand jeu mondial --- pour un nouveau leade》 （Herman 出版社出版發行），他也是法國智庫 L‘institut Choiseul 的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