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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詰蒼:在靈與肉的歡愉中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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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著名的亞洲古藝術博物館國立吉美博物館一個獨立的展廳里正在展出兩件妖嬈的當代作品。一部分是器物,一部分是紙本水墨。器物是由法國國立瓷窯塞弗爾在最近剛剛完成的,在淡粉紅、淡瓷綠、 潤紫作為胎色的瓷瓶上,半透明的乳液和體液一般的浮雕一樣的繪畫,把人與人、人與動物在春宮裡的嬉戲和體能,在情色里的歡愉和舒坦,在寫實和寫意的交配中,用絕代工藝暗渡陳倉,在眾目睽睽下,讓當代禁忌成為有權力建設禁忌、維護禁忌、傳承禁忌的系統不自覺地成為破除禁忌積極分子, 成功地讓藝術把禁忌放在沒辦法兩次踏進的同一條河流的形態里,把人和禁忌的關係鬥智鬥勇地辯證了。

Le 11e jour de Yang Jiechang au Musée Guimet
Le 11e jour de Yang Jiechang au Musée Guimet © Galerie Jeanne Bucher Ja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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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的作者是楊詰蒼,就像當年畢加索從西班牙,夏加爾從白俄羅斯移民法國,三十多年前他辭去了廣州美院國畫講師的工作,拿着他去敦煌臨摹的圖本,之後拿着德國護照,定居巴黎。他好像對藝術本身的虛幻還不放心,為這次在吉美博物館的這件器物作品冠名“十一日談”,取材薄伽丘的十日談,以14世紀佛羅倫薩作家的傳世威望,加持自己的驚世駭俗。

在獨立展廳里展出的繪畫部分是21米長的巨幅長卷,也叫十一日談,器物作品是根據這幅圖做出來的。畫作以康熙年間中國文人畫技法的範本芥子園畫譜的圖形作為大背景的結構,在這個黃賓虹,齊白石,潘天壽,傅抱石學畫的模本里,在千萬人膜拜的藝術信仰里,楊詰蒼名正言順地打開了性愛枷鎖,讓芥子園的婆娑春風一般地撫慰,讓文藝復興的文化叫醒人的天性,讓珍貴的材料和技法衝破禁忌。一般來說,製造禁忌的人群不是拿禁忌來約束自己的。十一日談的作者的出神入化,首先讓有本錢消費高級文藝的禁忌製造者以身作則,公開地為禁忌破例。

這就是楊詰蒼的藝術創作里的一貫的精神。吉美博物館為11日談的器物作品和紙本水墨作品單獨安排展廳完整地把用藝術當矛,用文化當盾的離經叛道, 和當初樹立禁忌的人在他們追求集體共識的過程一樣,面對到精神生活里來取經的普羅大眾,芸芸眾生,體面,莊重,潤物細無聲地把禁忌給破除了。

11日談只是楊詰蒼這次展覽里的一個部分, 這不是全貌。只不過當我們談到藝術的精神的時候,這個專門的展廳把叩問禁忌,質疑禁忌的精神潛移默化地呈現出來。這部分的展覽明確,到位地把楊詰蒼藝術工作的核心展示給大家。

吉美博物館對楊詰蒼的其他作品的展示更多地放在了如何表現博物館的館藏,讓當代藝術家作品以呼應的方式為古美術博物館現階段的工作增色上面。

比方說,吉美博物館收藏了不少精道的唐代佛教造像,收藏了巨幅藏傳佛教的唐卡; 美術館館長索菲馬佳流就把佛教造像附近原來放唐卡的位置給楊詰蒼的巨幅水墨作品千層墨展覽。所謂千層墨,就是藝術家象行為表演一樣,打破包括芥子園圖譜在內的中國畫水墨的構圖,筆觸,色彩,平衡,細節等等千百年來的審美經驗形成的條條框框,用堆積的水墨與紙本交織成反禁忌的機理,在破釜沉舟當中找到新的美感,在1989年巴黎馬爾丹策展的大地魔術師大展中和現代藝術,觀念藝術對話。 但是當作品出現在館長指定的位置出現的時候,它完全沒有11談在單獨空間里的那種原汁原味的張力,而是以當代作品的簡潔的表象與唐代佛像的三維造型和單色石頭紋理形成對應,給原來的敦煌展廳一種色彩上的新鮮感。拿着千層墨,以這種新鮮感為吉美博物館增色, 但這種增色型的對話把千層墨的反禁忌的精神淡化到雲里霧裡去了。

比如吉美敦煌館的門外留了一個位置給楊詰蒼的一副大型生日自畫像。在這幅自畫像中,作者把自己想象成政教合一體系裡的精神領袖,取名威尼斯雙年展西藏館。在當今早已政教分離的政治體系中,在反過來把政治理念宗教化的集權做法里,政教合一這種老式政體和他們的傳承當然被培養成集體共識里的禁忌。楊詰蒼不是政教合一的臣民,但他是禁忌的質疑者,在反禁忌的藝術游戲裡,他若無其事地搬出有的沒的吳道子崇拜,實際上心安理得地繼續他在廣義上反思想壟斷的鬥智鬥勇。 可惜的是,美術館預留給策展人楊天娜和藝術家楊詰蒼的展出位置,給觀眾看到的不是反禁忌,而是當代畫作和敦煌畫作之間人物造型和水墨線條筆法的某種表面的呼應, 希望讓觀眾從中看到古美術和新美術之間的推陳出新。

實際上,古美術博物館的藏品無論作品的品相是不是完整,人們對作品的認識還是很局部的,很支離破碎的: 有的搞不清楚藏品在歷史上的功能是什麼,有的搞不清楚它在產生的年代是放在哪裡用的,等等。而楊詰蒼的作品卻是完整的, 我們知道藝術家拿作品來做什麼,不僅有技術的,也有藝術的,不僅有藝術的,也有文化的,不僅有文化的,更有現實的。有世界觀,有文化觀,是文人的質疑,是知識分子的美學。拿完整的精神,與支離破碎的局部,來做技術性預留空間里的對話,這是需要很高的自信的。

但是我還是提醒自己要有悲憫心,試試用反方律師的辦法來善解人意。正好阿拉伯世界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裡的朋友寄來王爾德的小說“道林格雷的畫像”里的一段話分享。小說里的人物Basil Hallward 直愣愣地看着Harry 說,每一幅帶着感情的畫像, 實際上是畫家在畫自己,不是在畫眼前被畫的人。被畫的人只是剛好坐在那兒,畫家表現的不是他,在畫布上,表現的是畫家自己。所以我用 Basil Hallward 的道理來看索菲馬佳流為古美術和新美術的對話做的安排,她做了楊詰蒼的展覽,表現的是她的古美術。

但第10屆 Ducumenta  的藝術總監,蓬皮杜的副館長凱瑟琳大衛沒有那麼委婉。索菲馬佳流問她怎麼看這次的展覽安排。凱瑟琳大衛雖然喜歡11日談那個專門的空間,但還是直言不諱,說其他的安排都是本位主義炒冷飯的基本盤,essentialiste。頓時,索菲馬佳流的臉象敦煌佛像一般凝固在那裡。

哎呀呀,事情都有不同面向,都是辯證的。 我讚賞楊詰蒼的破禁忌,也欣賞索菲馬佳流的 Basil Hallward 般的自愛說。慈悲讓我左右逢源,尤其遇到楊詰蒼讚不絕口的暗物質。於是思緒象天使一樣飛到了怛特羅式的畫面中去考察靈與肉的歡愉, 在歡愉中悲欣交集,撥亂反正。正好藏家 Levy 夫婦有一件舊藏, 寫的是英文  Everything is OK。 吉美博物館把它借來,楊詰蒼在上面又寫了一遍 Everything is OK,標語一樣打了出來 。 我把它看作皆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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