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近期正在亞洲進行訪問，他於周五（11月11日）出席了在柬埔寨首都金邊召開的東盟峰會。這是自2017年以來美國總統首次出席東盟峰會，拜登接下來還將在多場東南亞地區峰會上亮相。泰國學者認為，由於國際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華盛頓當局推動“美國再次領導世界”的外交政策前方困難重重。
泰國詩納卡寧大學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協會副主席巴披（Prapee Apichartsakon）近期發表分析文章指出：在“美國必須再次領導世界”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的外交政策框架中，包括了必須贏過中國的部分，亞洲太平洋地區因此成為了美國霸權回歸的重點領域之一。然而，隨着世界已經改變了樣貌，美國的“霸權回歸之路”並不像以往那麼順暢。
文章內容稱，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對全球的主導作用不可否認。但今非昔比，國際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就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形象進行觀察，在冷戰時期或 2000 年初期美國確實能夠主導世界。冷戰時期世界格局被蘇聯和美國兩股等級力量所瓜分。當時的國際背景是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唯一進行的較量，即意識形態的較量。兩個陣營均選擇保障安全的維度，分別秉持自由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共產制度，各自尋求支持者和拉攏盟友，例如，當時東南亞地區的泰國將共產主義視為對美國的共同威脅。
美國對蘇聯形象的刻畫是負面的，是一種可怕的、惡毒的或道義上的威脅。這種使美國式自由民主合法化的心理學效應，在那個時代更有助於確立美國在自由民主世界領袖的地位，當時拉攏崇尚自由民主的國家當盟友難度並不大。
冷戰結束後蘇聯解體，國際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美國成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以美國為主導致力於維護自由世界秩序的一系列規則產生，涵蓋了全球貨幣秩序、政治、和平、人權等領域，當時美國的主導作用突出，規則易於實施，盟友樂於接受。亞太地區國家同樣都看到了美國大哥的光輝形象。
然而，學界多次討論過同一問題---冷戰後美國真的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嗎？原因是有日本和歐盟的存在，讓美國面臨著來自次級強權的挑戰和制衡，因此各方懷疑，那一時期是否該視為一個多極時代？儘管如此，這一時期美國還擁有足夠能力保持自己的主導地位。
21 世紀初美國總統小布什（George Bush）任內修改了對外政策，將反對恐怖主義視為全球安全議題，並第二任期內變得更加咄咄逼人，先後針對伊拉克、敘利亞等中東國家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爭，不再依賴以聯合國為主等國際機制，這種情形延續到後來美國派兵阿富汗，由此引起了許多國家對國際道德或違反國際法的質疑。值得注意的是，正值美國主導全球作用持續下降之際，隨之而來是中國超級大國的崛起。
美國民主黨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上台後試圖挽救美國的不良形象。如同拜登（Joe Biden）現在努力做的那樣，試圖重新獲得世界領導地位。但當特朗普（Donald Trump）轉向採取“美國優先政策”後，外界再度審視美國的“世界領袖”形象已經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清晰。
特朗普時代的美國不僅將自己與世界事務進行切割，轉而只關注國內議程，而且四處退群拒絕參與國際間多邊合作。美國當時的外交政策給外界留下了“不可預測”的混亂印象。例如：暗殺伊朗軍事人物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宣布與中國進行貿易戰等等，包括因極右翼思想而分裂和混亂的美國社會，都導致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的形象大打折扣。
美國總統拜登2020 年底贏得大選，隨後宣布“美國重新領導世界”的外交政策願景，被視為美國有意重新回歸世界領導寶座的“宣言”。這表明特朗普時代的“美國優先”政策已被“美國再次領導世界”的外交政策所取代。華盛頓因此致力於恢復世界秩序和國際談判，通過自由民主價值觀和人權議題建立國際聯盟，關鍵是保障其外交政策能夠為美國公民帶來安全與繁榮。而美國前任總統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 (America First) 政策背離世界，開啟了一個“終結的開端”。關鍵問題是美國將自身抽離世界的兩年期間，國際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華盛頓將如何華麗轉身如其所願地重新扮演世界領導的角色呢？
處在過渡時期的拜登並沒有從“美國優先”政策急轉彎回到“美國再次領導世界”，拜登推出側重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for middle class），透過外交成功打造經濟果實並讓美國人獲得實質利益。一方面原因也是為了安撫特朗普的選民，畢竟拜登領導下的美國要再次強大，首當其衝離不開美國人民的支持。
通常情況下，一個政府所制訂的外交政策，在國內選舉時並不足以吸引大量投票。人們更加關心切身實際的衣食溫飽問題。美國民眾並不喜歡華盛頓政府參與國際政治或大量干預其他國家的問題，比如越南戰爭，絕大多數美國人民不同意政府在戰爭上花費這麼多錢。
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 COVID 19）導致全球經濟形勢陷入低迷，美國內部分歧依然嚴峻，再像冷戰時期那樣通過投資援助其他國家進行發展建設的聯盟方式，恐怕很難得心應手。
誠然，為了貫徹執行“美國再次強大”的政策，拜登政府正試圖推動各項法律。例如支持國內產業的生產和研究投資，這涉及到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拜登宣布的另一項外交政策原則是推進國際談判和世界秩序的談判，強化與盟國合作共同應對全球威脅。
美國也試圖在各種合作框架下重新在談判中發揮主導作用，極力逆轉特朗普對外政策的“退群效應”。但具體成效有待評估，這是一道擺在拜等面前的難題。當今世界問題比以往複雜得多，更多的競爭在新的領域內展開，經濟問題，防疫問題、環境惡化問題，在多個國際合作框架下，美國必須先邁進門檻才能開展競爭。
此外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是影響美國國際信譽的人道主義問題。今年初又一場涉及人道主義危機的俄烏戰爭爆發，背後是美國的國際信譽成本，與此同時美國內部政治鬥爭仍然混亂而且日益尖銳。在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中，拜登領導下的美國試圖恢復其作為世界領袖的角色，反而令被其視為競爭對手的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獲得了更多角色。美國的話語權遭遇到更多挑戰，這讓在全球範圍內重塑美國形象變得不是那麼容易。
拜登也極力提出民主和人權問題，但中美之間的競爭早已並非意識形態的較量。舉例去年美國主辦的民主峰會，當時包括泰國、新加坡在內的諸多國家不在受邀國名單內。這被視為是美國有意像冷戰時期那樣努力畫分陣營的一次嘗試。
特朗普和拜登似乎在外交事務上的態度完全不同，各自發展外交方向，國內政策也有所不同。但民主黨和共和黨人秉持（兩黨）一致的觀點認為：中國是一個威脅。
美國的另一項外交政策是試圖通過印太戰略（Indo‐Pacific）重返亞洲。但“回歸民主價值觀”與當前國際環境下傾向於獨裁政府的東南亞國家同盟合作關係顯得格格不入，過去所採取的施壓辦法顯然不奏效。與此同時，在中國影響力漸長的情形下，東南亞地區現在對美國所持有的民主價值觀產生了懷疑，美國在國際上是否真的關心這些價值觀，抑或是僅僅當作刁難的理由？為此，多數學者認為美國更加關心的並非民主價值理念的發展，而是自身形象和影響力的塑造。
東南亞國家多數承認民主與人權是良好的普世價值，但不贊同將意識形態問題當作國際外交政策的工具，原因是將會減弱外交靈活性，摧毀部分合作領域，國與國之間將在非敵既友的對視中加劇地區緊張局勢。
在此之前，特朗普時期的美國對東南亞幾乎從未真正感興趣，如今在拜登主張恢復多邊主義的政策驅動下，美國將會嘗試採取策略來尋找盟友。必須承認，美國目前在某些領域仍然處於領先地位。但東南亞國家對公平對待的外交政策有了更高的訴求，像緬甸或泰國等東盟國家對調整對美國的立場和政策仍然不感興趣。至於美國推出結構鬆散的“印太經濟合作框架”，目前還不足以讓美國具備重返亞洲抗衡中國的影響力，面對中國-老撾建設高鐵這樣的實質性利益挑戰，美國重返亞洲的道路無疑更加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