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9日，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正式掛牌成立，對內統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即“總台”，對外統稱“中國之聲”。中國之聲由原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三台合並而成，是中共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結果。中國之聲由國務院直屬，主要職責為“宣傳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統籌組織重大宣傳報道，引導社會熱點，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中國之聲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媒體平台。
美國智庫非洲戰略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保羅·南圖亞在近日發表的一片題為《中國打造非洲媒體空間戰略》的長文中指出：中宣部通過全球最大的媒體平台“中國之聲”監督中國宣傳，中國之聲將新聞媒體整合為一個單一的載體，其主要任務就是“奪取話語權”，即奪取“發言權和被傾聽權”。
文章特別指出，資金是“爭奪話語權”的關鍵。中國媒體集團為許多因設備簡陋、工資低廉和預算緊張而苦苦掙紮的非洲媒體提供財務支持，以期他們用“正面報道中國”予以回報。為了強化中國的聲音，中宣部提供免費內容，與政府和私營廣播公司簽署內容共享協議，支付豐厚的補貼，提供最先進的設備，收購有影響力的媒體集團股份，並提供中國頂級的內容。
訓練有素的肯尼亞記者鮑勃·韋克薩（Bob Wekesa）將自己視為中國的“免費代言人”。 這意味着非洲記者似乎無窮無盡地前往中國進行免費旅行，在那裡他們接受一流的待遇和導遊，同時被灌輸正面的中國形象和體驗。韋克薩表示，“中國老師不會直接告訴你要親中，但如果你足夠敏銳，就會明白，他們期望你做一些不言而喻的事情作為回報。”
中共在媒體發展、媒體攻勢和敘事管理方面的政策架構是多方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PLA)也參與其中，將認知宣傳戰與陸、空、海等其他戰爭種類相提並論。中國國防大學政治學院軍事宣傳教研室資深教育家段文嶺和劉家麗表示，中國的媒體戰是一個“塑造目標受眾認知、定義和傳播的宏觀框架”。用習近平話說，就是“讀者在哪裡，觀眾在哪裡，宣傳報道就必須把觸角伸到哪裡。”
每五年舉行一次的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定期通過決議，以加強中國的國際交流、提高“中華文化的全球吸引力”和“構建對外話語體系”。這些內容由中央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領導小組（中央宣傳思想領導小組）轉化為政策。中央宣傳思想領導小組是由高級政策制定者組成的小團隊，負責協調整個政府和政黨的政策實施。中央宣傳思想領導小組（CLG）控制着中共和中國政府的所有宣傳和信息發布。該委員會由蔡奇領導，他是中國最高領導機構、七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第五位成員。他還是中央辦公廳主任和總書記（習近平）辦公室主任。蔡奇的代理人是中宣部部長李書磊。中央宣傳思想領導小組由高層人物領導的事實，凸顯了中共對國際媒體運作的重視。他們的職責範圍包括中共宣傳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以及中共統戰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國際政治協商會議等其他政黨機構。這些部門都在不同的非洲國家開展業務。
肯尼亞提供了中國如何鞏固其在非洲話語權的相關案例研究。2006年，新華社在內羅畢設立非洲總部——這是北京以外最大的分社——緊隨其後的是中國國際電視台、中國日報和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它們在內羅畢高檔郊區韋斯特蘭的同一棟大樓里工作。從那裡，他們以多種當地語言向非洲其他地區傳輸內容。
中共打造非洲媒體的努力是通過一系列戰略（包括虛假信息傳播策略）多方位地控制信息流。這些策略相輔相成。中共用來影響媒體報道的方法往往是不透明的，並且違反非洲記者的職業道德，比如人為地傳播虛假信息誤導受眾，特別是在社交網絡的匿名對話中。這些媒體和虛假信息策略經常結合使用，通過多種媒介扭曲非洲的信息生態系統。比如，中國駐非洲外交官在Facebook上分享中共官媒新華社文章，文章將立刻由大量虛假賬戶轉發，以擴大網絡影響力。在津巴布韋，中共散布虛假信息，聲稱有陰謀破壞政府權威，成為政權鎮壓記者和民間社會的借口。中共對非洲媒體空間的投資影響了信息和主要敘事的獲取。
不過，中國媒體在普及中國治理模式方面並不太成功。非洲晴雨表民意調查顯示，非洲人並不認同中國共產黨對國家、政府、軍隊和社會絕對管控的模式。相反，71% 的非洲人認為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存在形式。81%的人反對一黨專政，80%的人反對獨裁統治，82%的人反對軍政權。儘管中國的影響力在非洲保持高位，達63%，但《非洲晴雨表》發現，自1999年以來，中國在非洲的受歡迎程度絲毫沒有削弱非洲人民對民主和問責制的強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