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調地把失而復得的北齊佛首從台灣送回中國大陸，也讓政治界和普通民眾對星雲大師的佛光山版的臨濟宗佛教流派的作為和建樹以及他創建的佛光山跨國團隊與當代國際和地區問題的兼容度再一次聚焦。星雲大師在國際和中國的佛教實踐的佛教實踐中扶貧和安定人心等政治界關切的特點對佛光山在中國大陸的拓展提供了積極的論證支持，但90高齡的老和尚的身體狀況和接班人不明朗的現實又使這種拓展的前途讓人謹慎樂觀。如果說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具有開創性的政治智慧的話，那麼因地制宜地改變規則，通過改革佛教進而改革社會的弘法特點很可能在對星雲大師新傳統的教條化的繼承中衰落。也許高瞻遠矚的星雲大師對他的佛學系統和建構確實有長遠的、可持續的規畫，他知道未來自己不在的時候，天生具有精神領袖特質的人在哪裡，可以自在地、遊刃有餘、灑脫地把佛光山執行機器開動起來，用很吸引人的方法來發展人本的佛教、 社會的佛教、世界的佛教的人在哪裡。
藏於河北省靈壽縣幽居寺遺址中北齊皇族高叡敬造的釋迦尼佛像二十年前被人砍下的頭顱經過拍賣市場資本的洗禮之後被敬奉到開創高雄佛光山的星雲大師那裡。在揚州出生，現年90歲的老和尚星雲大師2月26日又把佛首無償交到北京政府手裡，請政府把佛首送回到河北。
在中國執政團隊開動所有輿論機器，希望把全民的信仰集中在執政黨當屆的領導班子上的時刻，把佛首從台灣送到北京這個動作，給中南海提供機會從不同的角度再次考察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對特殊政治環境下的中國社會的意義。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資本主義歷史積累的矛盾再次爆發的陰霾讓人們對世界格局隨時可能發生的突變越來越擔心。恐怖襲擊和社會秩序遭到衝擊的背景是財富分配的嚴重失衡。越來越多的財富集中在極少數金融和產業巨頭手裡，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失學失業。同時，部分輿論很表面化地把伊斯蘭教指認為破壞秩序的源頭。
在中國，如果我們仔細讀一下報紙，我們可以很容易發現，在掌握中國最高機密的官員令計畫被懲治，他的弟弟令完成選擇滯留美國的同時，中國的股市巧合般地狂跌，債務評級下降，房市在政策的支持下像當初股市下跌前那樣牛氣衝天。在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王保安也遭到調查的時刻，就像飛機的機長宣布即將進入顛簸天氣那樣，主管經濟的李克強總理也預告中國經濟未來還是會有小幅的、短期的波動。“炎黃春秋”雜誌三月份應時應景地刊載前文化部長、作家王蒙評價毛澤東的一篇舊文，說 “與經濟建設經濟工作上的屢屢受挫成為鮮明對比的是，意識形態上、理論上、文藝上、精神層面上，所有的主席發動的鬥爭都是百戰百勝、所向無敵、絕對冠軍、無往而不利。。。這也是失之桑榆 經濟，補之東隅 文化與革命” 。在這種形勢面前，當屆最高執政團隊要民眾像系好安全帶那樣在各方面嚴於律己。換句話說，北京正在盡一切努力在經濟下行的壓力持續加大的階段尋求社會穩定和執政平穩。
在兩岸關係上，離當選總統蔡英文就任還有兩個月，以去中國化和去民國化為目的的廢除中華民國締造者孫中山的國父地位的爭論在台灣沸沸揚揚。北京當下有更緊迫的經濟和執政平穩的議題要處理，面對台灣的國父地位的爭論，只請國台辦發言人出面，淡淡地回應說，兩岸同胞要高度警惕。
在國際和台海地區的這種政治環境中，高調地把失而復得的北齊佛首從台灣送回大陸，也讓政治界和普通民眾對星雲大師的佛光山版的臨濟宗佛教流派的作為和建樹以及他創建的佛光山跨國團隊與當代國際和地區問題的兼容度再一次聚焦。
我們注意到，經濟發達國家的旅行者被政治平衡遭到破壞的阿拉伯國家的武裝造反集團報復性地在鏡頭前割下頭顱。此起彼伏的恐怖襲擊嚴重衝擊法國和比利時等前殖民國家的社會秩序和穩定。
星雲大師領導的佛光山用象徵手法把砍斷的佛頭接回去，正好和國際上恐怖人士散布的宣傳圖像針鋒相對， 和平的寓意不言而喻。
在扶貧與弘法的結合方面，無論在南美還是在亞洲或是在非洲，無論在巴西還是在菲律賓甚至南非，佛光山的法師們一個點一個點地建寺廟，為失學兒童和青年提供免費教育、開展體育活動、組織文藝演出。讓一個一個脫序的社團甚至混亂的社會重新回到秩序的軌道上來。當地政府的政治標語和口號不管用，佛光山的寺廟就用翻譯過、解釋過的星雲版的釋迦摩尼的佛法讓年輕人懂得建立社會秩序的道理和方法，讓信心，信仰和儀式來訓練年輕人，讓他們在鼓勵聲中，在前所未有的進步中看到生活的希望。
在歐洲，海外都監院院長滿謙法師以佛光山的歐洲總部法華禪寺為樣板，把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神職人員和信徒請進門，一起慶祝新年、一起辦音樂會、一起為連續幾屆的地方政府的公共決策提供建設性意見，從而更突出各宗教在維護社會融合和社會秩序上的基礎性貢獻，讓人們間接地體會：到用宗教差異來解釋國際上財富分配引起的紛爭其實是一個誤區。也讓人們直觀地發現來自佛光山的人間佛教在維護社會安定上的號召力和領導力。
在中國大陸，佛光山最近幾年在二、三線城市，像宜興和南京，一個接一個地建寺。在一線城市，像北京和上海，積極地開設文教中心。在中青年高僧中，星雲大師放手讓弟子覺培法師和妙士法師釋放出自己的敏感和理性，抓住中國大陸在經濟新常態中需要加強社會穩定的脈搏，讓佛教思想通過祭祀等宗教活動，通過讀書會等文化活動，開發被股市和房市激蕩得抓狂的民眾那塊可以被佛安撫的鎮定的空間，從另一個角度發現在信仰支持的集體環境中怡然自得的樂趣。
在兩岸關係上，星雲大師在蔡英文選前拜訪佛光山在佛教界拼能見度時既禮貌地給她面子，同意會面；之後又用佛首回歸的場合在北京國家博物館高調錶態，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國人；凡是有陽光照到的地方，就有中國人；這許多的炎黃子孫，他們都非常的愛國。他通過弟子如常法師建立佛光山與中國大陸的美術館聯盟，在台灣去國父像的聲浪中，把中國大陸的一級文物請到佛光山展出，把中國表演藝術中的國粹請到佛光山表演，通過佛光山的廟宇讓台灣社會看到台灣當代文化的組成和起源中割不斷的中國傳承。
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法師在兩會期間提出，“十三五”時期中國欠發達地區要脫貧，宗教界要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作用。其實在扶貧這方面的實踐，佛光山在南美和亞洲與非洲發展中國家已經有所建樹。佛光山在中國大陸一些大中城市發展的廟宇和文教中心也許能夠起到平台的接力作用，把在國際上通過文藝和體育扶助貧困青少年的經驗帶到中國各地，具體明確地呼應學誠法師的號召。
學誠法師也提到，佛教界要深入挖掘、詮釋宗教教義教規中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內容，為時代發展、社會進步提供更多富有積極意義的靈感和創意。其實，這就是說佛教要走出去，為社會形勢量身定作佛法工具，讓佛教適應當下的政治時空。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從把中國社會在經濟出現顛簸的情況下，通過文化媒介，讓信眾在學佛的進程中能夠從浮躁和焦慮中解脫出來，更有信心地樂觀地面對生活和精神上地追求，這是把信眾請進來，讓他們在修佛中體會和諧和穩定的社會利益，讓佛教成為中國執政團隊在解決財富分配遊戲規則改革，思考政治前途時或許能用得上的起鎮定作用的安定力量。這種請進來的做法是用佛教的道理改造人間，和學誠法師佛教走出去的工具論不同，但互補。
北京對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在促進台海關係的意義上是肯定的，但是對佛光山在中國一線城市建寺仍然持遲疑態度，上海，北京這些城市目前只限於建立受到嚴格規範的文教中心。
但如果說星雲大師在國際和中國的佛教實踐在扶貧和安定人心等政治界關切的領域對佛光山在中國大陸的拓展提供積極的論證支持的話，他的身體狀況和接班人不明朗的現實又使這種拓展的前途讓人謹慎樂觀。
年輕的時候，星雲大師個子高挑偉岸，說話精準而溫潤，怕他弘法太辛苦，大家閨秀穿着高跟鞋為他四處宣傳。他的風格、他的個性、他的豁達、他的溫暖使政界吳鴻麟、吳伯雄和吳志揚一家三代與星雲大師結下了不解之緣，榮辱與共。富商李決和，慈莊法師和慧傳法師一家三代都出家成為他臨濟宗弟子。
輪椅上護送佛首的星雲大師今年90歲，嚴重的糖尿病讓他幾乎失明，這從他的書法作品一筆字顫抖地向抽象演變可以清楚地感覺出來。他不忌諱說自己已經殘廢了。
很早他就在像培養觀音的手那樣開發弟子的潛能。
心培和尚在不到四十歲時就開始兩任宗長的領導實踐。他的繼任心保和尚在美國西來寺歷練多年之後，在長老慈容法師、慈惠法師、慈莊法師的信任和注目下，擔負起佛光山住持和宗長掌舵的責任。都監院院長慧傳法師以大總管的身份讓弘法與台灣社會的現實結合起來。他在屏東大學對聽眾說，在團體中生活，必須慈悲柔和、和諧相處，找到自己的價值和意義，不必爭老大，隨緣隨份。他以人本的佛教和社會的佛教來平息屏東大學兩校合並後面對的尷尬。高雄的妙樂法師更是被培養成南台灣社會各階層領袖與佛光山對接的協調人。
星雲大師在北京國家博物館當眾稱讚博物館學出身的如常法師出色的工作能力。他把阿根廷長大的覺培法師推到博鰲論壇，與世界強人，與包括李克強在內的中國領導人交流，熟蘊兩岸政治文化， 把覺培法師培養成進入中南海視線的高僧。他也把在中國大陸領導弘法的宜興大覺寺都監妙士法師培養成能和江澤民對答如流的成熟的左膀右臂。
星雲大師把組織和領導力極高的本土比丘尼滿謙法師長期派駐海外各國，接連建寺，發展信徒，與各地政商界與宗教界廣泛結緣，拓展人間佛教的世界性，建立一個越來越受各國政府和社會歡迎和期待的佛光山海外網絡，星雲大師稱她是佛光山重要的領導人。星雲大師把在長年在巴西扶貧辦學，甚至受邀給當地警官上佛學課的覺誠法師招回亞洲，到以遜尼派伊斯蘭教為國教的馬來西亞，到新加坡這樣其他佛教流派已經很豐富的地區當總住持；他把教育院院長永光法師派到菲律賓當總住持，推動音樂劇佛佗傳在亞洲各地的上演；把滿潤法師派到日本，讓人間佛教在日本佛教文化中獨樹一幟，開花結果。
但這些弟子們都和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總會長、台灣國民黨籍的政治家趙麗雲一個觀點，像星雲大師這樣有超凡脫俗的人格魅力的精神領袖可遇不可求，也許500年只能遇到一個。他們現在異口同聲的說法是：星雲大師之後，未來的佛光山可能需要集體創作、集體領導、集體決策。
如果說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的特點就是具有開創性的政治智慧的話，那麼因地制宜地改變規則，通過改革佛教進而改革社會的弘法特點很可能在對星雲大師新傳統的教條化的繼承中衰落。這種假設的、但可以預見的教條和衰落至少會為佛光山與中國大陸國情的進一步兼容和結合，在中國的進一步拓展帶來合理的疑問。
也許佛光山永遠不會出現台灣政界立法院那樣或是商界長榮集團那樣的民主體制下的轟轟烈烈。
也許高瞻遠矚的星雲大師對他的佛學系統和建構確實有長遠的、可持續的規畫，他比誰都知道對他的繼承不僅是制度性的，體制性的，更是具有高度創造性地對佛法與時俱進的演繹和因地制宜的開拓。也許他知道未來自己不在的時候，天生具有精神領袖特質的人在哪裡，可以自在地、遊刃有餘、灑脫地把佛光山執行機器開動起來，用很吸引人的方法來發展人本的佛教、 社會的佛教、世界的佛教的人在哪裡。
北齊佛首回歸的大張旗鼓也把社會的視線帶到了佛光山的政治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