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95歲高齡老人生病住院，實在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不過，當這位老人是納爾遜-曼德拉時，一切又將不同。當全世界都為之祈禱時，法新社駐南非記者 Jean Liou想起了曼德拉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對手 南非前總統德克勒克。在作者看來，這兩個人“被歷史連接在一起，卻從不是朋友”。
“敵對的兄弟”
當曼德拉病重時，全世界的關注紛至沓來，尤其是同為諾貝爾得主的奧巴馬和達賴喇嘛等人也送上祝福。但很長時間內，其中缺少一個重要的聲音，那就是和他分享1993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德克勒克。雖然“德克勒克基金會”的負責人表示，這位白人前總統已經通過私人渠道給曼德拉帶去問候，之所以低調，是不想再引發沒有必要的爭論。
但是德克勒克本人最終還是打破了沉默，最近他在出席加蓬的一次經濟論壇時表示：“這是一位極其傑出的人物，是的，我為他本人和他的家庭祈禱。”
德克勒克並不諱言可能出現的不幸結果，近年來他已經提到過曼德拉身後的南非前景。這一次他表示，即便曼德拉離去，仍然留下了“至關重要的遺產”（héritage fondamentalement important）。他同時也強調，必須把“曼德拉的遺產”和“曼德拉本人”區分開來。在他看來，即使曼德拉離世，南非也不會出現危機，反而會更加彰顯出曼德拉遺產的重要性。而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以他為榜樣，延續他的政治遺產，也就是堅持協商和解的重要性。
這兩位聯手促成南非從種族隔離制度向民主制度轉型的偉大人物，彼此之間的關係卻不是能輕易形容的。最後一任白人總統從未真正成為第一位黑人總統的朋友，相反，德克勒克創造了一個別出心裁的說法 “敵對的兄弟”（frère ennemi）。
兄弟之間有惺惺相惜的一面。在分享1993年諾貝爾和平獎時，曼德拉讚揚德克勒克“有勇氣承認種族隔離制度給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可怕的錯誤，並且有必要的遠見來理解並接受這一點，即所有南非人必須通過協商來共同決定他們的未來。”
反過來，2008年德克勒克也曾經評價曼德拉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並向後者的“堅定、寬恕和謙恭”表達敬意，此外他還讚揚了曼德拉的“原則與堅韌”，以及“睿智和對人性的體察”。
但是這對“敵對兄弟”之間並沒有變成一團和氣。在2012年，面對南非人民對曼德拉的普遍尊崇，德克勒克卻表示“我並不同意把曼德拉生平描述成一部使徒傳”，這引發了激烈的論戰。他還進一步聲稱，曼德拉並不是今天廣泛讚頌的那樣，是一個聖潔而仁慈的人物，相反，曼德拉曾經是“粗暴”和“偏頗”的。
協力走出歷史的泥沼
當1989年德克勒克成為南非總統時，他以立場保守而著稱，尤其在此前擔任教育部長時極力支持大學內的種族隔離。但是他很快就意識到，面對國際譴責、經濟制裁和文化體育活動抵制，尤其是南非國內此起彼伏的反抗，這套自1948年以來施行的種族隔離制度註定無法再維持下去了。他在1990年2月表示，談判協商的時刻到來了，由此，反種族隔離的運動得以合法化，包括曼德拉在內的政治犯獲得釋放。而那時，曼德拉已經在監獄中服刑27年。
儘管此後的政治協商過程充滿火藥味，但德克勒克事後在回顧當年的“解凍”決定時，仍然深感慶幸避免了一場災難，防止讓這個國家陷於萬劫不復境地。同樣幸運的是，在監獄中度過27年歲月的曼德拉，也並沒有讓復仇的念頭支配自己，相反，他轉而傾向於支持協商談判達成和解。
曼德拉和德克勒克都知道如何去研究他們的對手，以便更好地和對方討價還價。但他們同樣也都很驚訝地發現，自從第一次會面起，他們都能夠傾聽對方的想法。兩個人都是實用主義者，他們心裡都清楚，不管是自己還是對手，都沒有失敗的本錢，必須盡全力避免內戰的局面。
德克勒克回憶說，“有時候我們之間存在重大分歧，甚至彼此惡語相向，但是當危機臨頭，我們也總能成功地超越爭議，找到解決辦法。”
當曼德拉當選為南非第一任黑人總統時，儘管心裡並不情願，但德克勒克還是擔任了兩年副總統，以確保轉型能夠順利進行。而一旦南非新憲法通過，他就辭去了職務。德克勒克於1997年退出政壇，但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會還在致力於保衛白人 尤其是當年荷蘭殖民者的後裔 的權益。
今天，他們已經不是政治對手了。儘管德克勒克透露，當兩人都退休之後，也會到彼此家裡作客。但他們的關係也從來沒有真正熱絡起來。
我們從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身上學到什麼？
全球媒體聚焦曼德拉的病情，並熱衷於盤點他的政治遺產，看上去多少有點“未蓋棺就定論”的諷刺。但在這個問題上，或許德克勒克是對的，應當把曼德拉的政治遺產和曼德拉本人區分開。在經歷過漫長而艱苦的“光輝歲月”之後，曼德拉已經成為全世界的道義偶像。作為人類政治文明進步的一尊里程碑，他已經被載入史冊。
但是這尊偶像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博弈彷彿一場足球賽，如果只有前鋒怒射，而門將呆若木雞，或惱羞成怒拒絕承認進球，都很難說得上是精彩比賽。南非的政治轉型之所以成為人類政治文明的經典案例，正是因為博弈雙方攻防都堪稱精彩。雖然曼德拉領導的非國大最終獲勝，但德克勒克和他的黨派也充分展現了政治遠見、氣度和智慧。當意識到歷史大勢所趨時，不戀棧，不弄權，在竭力維護自身正當利益的前提下，完成一次悲壯的謝幕。
後一種抉擇並不輕鬆。相反，掌握權力的人往往傾向於走向極端，動用一切資源維持“穩定”、維護自己的權力。這就是為什麼在更多情況下，失敗者會以齊奧塞斯庫、薩達姆、卡紮菲的面目出現。相比眾多身敗名裂的獨裁者，像德克勒克這樣全身而退，反而是政治文明進化史上的特殊個案。
從某種程度上說，如果把南非的轉型和美國南北戰爭相對比，二者的核心議題都是黑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把曼德拉比作南非版的林肯的話（當然前者運氣更好），那麼不妨說，德克勒克就是南非版的羅伯特-李將軍。作為“失敗者”，卻能夠得到雙方一致的尊敬與理解，這在人類歷史上難能可貴的。
在新舊力量發生劇烈衝突的歷史關頭，新興力量冒險犯難，的確需要極大的勇氣，即便不成功，也往往環繞着殉道者的光芒；但另一方面，舊勢力審時度勢、順應潮流，創造共贏局面，或者至少避免最壞結局，這同樣需要高超的智慧和擔當。當歷史最終證明前者的正確時，會給予他們極大的榮光；後者往往被籠罩在前者的陰影之下。但在解決政治死結的時候，後者卻往往是不可或缺的。
當“勝利者”吸引全世界為之祈禱的時候，回顧“失敗者”如何與之相反相成，或許別有一番獨特的意義。對於習慣於鬥爭到“你死我活”地步的中國人來說，無論是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具體操作技術，還是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身上體現的妥協精神，都是當前亟待借鑒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