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促進中歐之間的交流，中歐雙方近日頻頻舉辦雙邊文化交流以及學術討論會，繼上個月由中國總理溫家寶親自主持開幕式的中歐首次文化峰會之後，本月十九日，中國駐歐盟大使宋哲主持了又一次中歐學術交流會。這次交流會的名稱叫做“跨越中歐認知的鴻溝”，會議由比利時列日孔子學院、馬達里亞加-歐洲基金會學院以及布魯日歐洲學院組辦，中國駐歐盟使團、歐盟委員會以及比利時歐盟輪值主席國協同贊助。按照中國官方媒體的介紹，來自中國、比利時、法國、荷蘭及英國各地的共17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並發表了演講， 220多 名來自歐洲各地的政治、商業及學術界人士旁聽了本次研討會並與專家學者互動。香港浸會大學國際關係研究系主任、法國漢學家高敬文應歐盟邀請參加了十九日的討論會，他在從比利時返回香港的途中，在巴黎接受了本台的專訪。
他首先向我們介紹了他對這次討論會的名稱“跨越中歐認知的鴻溝”的看法。他說：
高敬文：這一名稱是由中國駐歐盟使館的人提出來的。因為他們認為中國與歐盟之間存在問題的根本原因是雙方之間缺乏了解，是因為雙方之間有許多誤會。我實在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會這麼說。因為中國與歐盟之間的交往歷史上從來沒有象今天那麼密切。因為首先，中國越來越對外開放，去中國的外國人以及來西方的中國人也愈來愈多。當然，還有一些部門我們不知道，比如說中國的軍事方面，中國在這方面還是比較封閉的。其次，來歐洲的中國人也越來越多，他們到歐洲來旅遊，到歐洲來留學。所以問題不是不了解，而是中歐之間存在意識形態的問題。比如說，歐洲比較重視人權，比較重視民主。但是，我並不認為歐洲對中國存在偏見。你們只要看歐洲的報紙、歐洲的媒體關於中國的報道什麼都有，對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對上海這樣的經濟奇蹟，歐洲報道得都很多。大家都認為是很了不起的事。當然，也難免會有些批評，這是很正常的。
我個人覺得歐盟與中國之間的最大的問題是我們之間的對話不是社會與社會的對話，我們對話不是公民社會之間的直接對話。歐洲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的對話是很正常的，因為政府之間必須進行對話與交流。但是，我們作為歐洲的獨立學者，我們對面的對話對象是中國政府挑選出來的代表，他們只是替中國政府說話。這樣的對話就沒有任何意義。
中國駐歐盟大使宋哲在會前的講話中對中歐關係發展十分悲觀，他說中歐關係存在許多黑色的雲彩。他沒有說得很清楚原因是什麼。我覺得主要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當然，他也說到中國與歐盟在經貿方面的一些分歧。但是，主要還是意識形態方面的。他多次提出批評，這個批評我已經通過好多次，就是認為歐洲有些人存在冷戰思維。其實我覺得，如果冷戰思維的表現是限制人的自由的話，那麼，用冷戰思維的人應該在中國最多。然後，他還說有一批歐洲人以歐洲為中心，對民主與人權的看法是以歐洲為中心，對中國存在許多偏見。他們認為中國與歐盟之間改善關係的希望比較渺茫。因為，雙方在意識形態、世界觀以及政策等多個方面存在分歧。
我覺得中國政府這樣說的目的很明顯是在保護自己，避免西方的意識形態影響中國，是為了控制國內的局勢。
法廣：您剛才說，中國與西方的交流中，政府與政府之間的交流是很重要，但是也應該加強民間的交流。那麼，這次參加會議的中國代表都有哪些人呢？
高敬文：有一個復旦大學的學者叫王義桅的，他在中國駐歐盟使館做研究工作。他談了許多有關和諧概念的內容，他還做了一些研究，還把中國的和諧概念同古希臘以及古羅馬文化中類似和諧的觀念做比較。我覺得，這類論文沒有很大的意義，因為和目前的情況相比較相差得太遠了。好像今天的中國政府需要從一些傳統理論來尋找政權合法依據。但是，他們對這些傳統概念的解釋似乎很特別，同儒家原先的思想有很大的距離。
他的論文完全是為今天的中國目前的政策來尋找理論依據，他內容十分奇怪。這個人很明顯既不是哲學家，又不是歷史學家，對西方也沒有深入的了解。我不知道這種論文有什麼意義。
另外，有些論文倒是很有意義，一個是關於中國的第十二個五年計畫的介紹以及有關中國環保方面的介紹。
法廣：那麼，會上是否有人提出一些比較敏感的時事問題，比如說劉曉波？
高敬文：我當時就提出了劉曉波的問題，因為我認為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體現了歐洲精英文化，歐洲最重視的價值觀問題。
法廣：中方有人回答嗎？
高敬文：宋哲大使已經走了，沒有人回答我的問題。
法廣：您覺得這次會議有沒有起到加強中西方交流的目的？您從中方學者的講話中獲得了一個什麼樣的信息呢？您對會議有什麼感受？
高敬文：我的結論中歐之間就環保等議題可以討論，還可以討論得很深入，經濟問題也可以談，儘管中西方在人民幣彙率問題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是還是可以談。但是，只要涉及民主與人權等議題，那就沒什麼可談的了，因為談了也沒有用，中方代表只會重複中國政府的觀點。
感謝高敬文教授接受本台的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