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盲人赤腳律師陳光誠在幾經戲劇性波折，於4月22日從被地方官員軟禁、縝密看守的山東師鼓村老家逃脫出來，逃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避難後，又自動走出大使館、進入醫院治療逃亡時受傷的腳。在中美幾度外交角力下，最終獲得中國的放行，於五月19日成功攜家帶眷飛抵達紐約，暫時在美國念書並休養生息。
為求達具體效果而經常采低調行事策略、暗中營救民主異議人士的維權組織“公民力量”團體，此次自然也是“營救陳光誠”的功臣之一。
“公民力量”負責人楊建利博士在他過去推動民主及營救異議人士過程中，經常有別出心裁、創意造勢的活動，如：茉莉花散步活動、為XXX走路活動、人人都是馮正虎、（營救陳光誠）戴墨鏡行動等等。
就在陳光誠出逃進入美國使館後，本台記者因丹麥人權獎事與獲獎人楊建利聯絡，當時他向記者表示“的確，最近正忙着營救陳光誠”。為了不妨礙正在進行中的營救工作，記者不便過早挖掘其營救行動細節。
現今陳光誠夫婦與兩個孩子已平安抵達美國，安頓就緒，在本次特別節目中，本台就為大家採訪楊建利博士。請他向本台談談“營救陳光誠”的經過，介紹公民力量組織在營救過程中與另一位救援者美國對華援助協傅希秋牧師的關係，及楊建利本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作具體工作。
楊建利博士：公民力量團體一直對陳光誠事件非常關注，參與幫助救援陳光誠好多年了，尤其在2010年，他應該是刑滿釋放，但中國政府直接把他放在家裡，把他的妻子及兩個孩子強行軟禁起來。所以在這以後，我就在聯合國做他的案件，做過一些呼籲，當然也受到中國政府在聯合國的代表的抵制。
後來，有國內的朋友與我們一起合作，來對陳光誠進行救援，比如，我們有時派人去看他，但是有些人遇到很大的麻煩，有的甚至受到監禁，毆打。之後，當我們知道，陳光誠在2011年3月受到毆打後，我們公民力量團體就把這個案子再一次國際化。
當時我們選擇了陳光誠案件的最主要的責任者李群。李群是當年判陳光誠時候的臨沂市的市委書記，現在他是青島市市委書記，據說，他的企圖心很強，希望做山東的副省長，或省長之類的。我們就抓住這麼一個人權侵害者，在國際上使用國際的槓桿，對他施加壓力。當時我們做了一個“限制李群進行國際旅行”的方案，是由公民力量發起的，以我的名義寫信給法國、英國、美國、德國、瑞典…等，人們所能想象到的世界民主國家的外交部，我都發了信，請求他們，如果李群申請該國公務或旅行簽證，請他們不要發放簽證給李群，我告訴他們為什麼：因為李群在陳光誠的案件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後來，大部分的國家都給我回信了，說他們會密切關注。那麼這個事情有反饋到中國去，於是大家都覺得很振奮，關於李群的事情於是在全國傳得很厲害。而李群當時在美國的New Haven市做過實習，他說做過市長助理。但因為我們做了李群的事情以後，有人就非常關注李群在美國做了些什麼事。他們在New Haven市裡查不到他的資料，詢問市長助理，對方說沒有這個人，並說，沒有一個中國人為市長當助理。我們把這個消息捅出去後，中國老是打假的方舟子就開始打假，說李群寫了一本書，自詡在美國做市長，這本書裡面有太多假東西，方舟子就打假。這樣子，就創造了一個個案。個案內容就是：你是人權侵害者，我們就把你挑出來，要你不要把責任推給政府，你也不要把責任推給政策，你要負的責任，就要你自己負。所以從我們做了此案後，一年多來，沒看到他到那個國家去。而那個時候，我有陳光誠家人的授權，我也向記者們說，如果李群到美國來，我就可以有權起訴他，代表陳光誠的家人起訴他。這是一個我們公民力量幫陳光誠做的比較具體的事。當然，我們也參與了發動全世界帶墨鏡的行動，為推動事情而貼車貼等等的活動，這些“公民力量”都介入參與。
至於陳光誠此次的逃脫，他逃脫到了北京以後，我就已經知道他逃到北京，藏在北京，因有國內的救援者給我打了電話，告訴我，關於陳光誠事情的經過，並說，目前他人在北京，需要通知美國國務院，因為美國政府正有代表團要去中國，與中國進行戰略經濟對話。那麼，我就把這消息通知了美國國務院，然後，那邊就開始討論關於救援的活動。那麼，我這邊也密切地與國務院聯絡，與一名負責人權方面的官員、高級顧問聯絡，他是給國務卿做人權方面的顧問，他隨着代表團去中國，他是負責人權方面的事務。而我打電話給他時，他人正在深圳，我很驚訝問他，你怎麼在深圳呢？他告訴我是參加了這個代表團，當時的情況是這樣。之後，他們就開始緊急動員起來。
事後，陳光誠在北京的朋友也與其他在國外的救援者聯繫，比如傅希秋等人，然後大家就一起在國際上為陳光誠做救援活動。後來就發生了很多戲劇性的變化，媒體可能都知道了。
最早我知道的消息，以及介入此事的時候，並沒有規畫陳光誠進入美國大使館的這一項行動。那時到了很後來，我知道有曾金燕，胡佳的太太提出這項建議，說在北京藏着幹嘛，還是進美國大使館吧！當時我與美國國務院聯繫的時候，沒有提出這項要求，只是說，希望包括希拉里國務卿在內的參加戰略經濟對話的美國代表團，能夠去看望陳光誠，因為我們有救援人的電話號碼，請代表團的人直接打電話給救援人，就可以找到在北京的陳光誠。我們當時是希望用如此高調的方式，使得陳光誠的案子再一次得到國際的關注，然後能夠改善他在中國的狀況， 讓他以後可以在中國做一個自由人，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當時我們想，這可能是一個很大的突破，而當時他自己的意願也是這樣。可是後來發生了變故。
曾金燕建議他進美國大使館以後，就由北京的救援者與大使館聯繫。大使館人員於是同意帶他進去。然後，後面戲劇性的變化，媒體都知道了，就沒有什麼更多的秘密細節了。
目前，美國國務院也逐漸透露出更多的信息來：當時因為陳光誠堅持不願離開中國，要求見到家人，要求學，這些要求，美國政府就比較據實的堅定的與中國政府談判，都談成了。談成後，他離開大使館以後，那幾個小時當中，可說一天一夜所發生的巨大變化，相信媒體都關注到了。
事情會發生變化，應該說是技術方面出現了問題，中美雙方沒有一方故意要毀約，也沒有一方要故意把它造成這種狀況。只是後來陳光誠突然發現自己陷入孤立，找救援找不着，然後又接到一些朋友的電話。而中美雙方剛剛談判完，雙方的許諾是可以實行的，而且是可信的。就在這個時候，陳光誠突然一下子掉入了孤立中，然後又接受了一些好意朋友的電話，而大家其實都是出於好心的建議，加上他太太袁偉靜那邊也有消息來，說受到威脅等等的，他一下子進入到一個極度的恐懼中，這種恐懼使他決定要離開中國。所以，他就把這要求告訴了美國大使館及海外的救援者。海外的救援者如史密斯議員及傅希秋牧師等人，在開聽證會的時候，對美國國務院做了一些批評。這些批評可能誇大了些，再經過整個媒體報道出來，好像變成美國政府拋棄了陳光誠，根本不管他，把他像燙手的山芋一樣扔出去，這讓美國國務院感到很委屈。現在，慢慢透露出的一些消息，也說明了他們很委屈。事實上，他們是非常認真、做了很大的承諾，而且做了很大的努力把這個事情談成。在陳光誠逐一發生變化後，美國政府馬上又與中國政府重新開啟談判。那時，希拉里已經到了北京，提出要重啟談判。開始時，中國政府不願意重談，後來希拉里非常堅定地向中方說，這件事非得重談不可，所以最後中美雙方又再重談。中國政府實際上也是按照美國政府及陳光誠的要求，同意了這些條件，才有陳光誠後來能夠順利來到美國。
在這事件中，有很多東西是值得琢磨。首先，我覺得美國政府在此事件中的表現，是應該得到讚揚，他們能夠在第一時間知道消息以後，就願意伸出援手，甚至在北京的救援者提到要把陳光誠送到大使館時，他們主要的官員願意出去，親自把陳光誠帶進使館裡。第二，美國政府以希拉里為主要領導的團隊，實際上是完全按照陳光誠的意願來與中國政府展開了艱難談判，談了兩輪，兩輪都是按照陳光誠的意願。尤其在第二輪，等於說，美國感到有點不好意思，但還是談成了。後來，希拉里及一些其他美國外交官說：“我們處理陳光誠的案件是按照兩個原則，一是美國的人權原則，另一個是陳光誠的意願。”他們講得這兩條都是很對的。
在這事件中，我們也看到中國中央政府在其中的尷尬角色。第一，他是知情的，他也要對陳光誠長期以來受迫害負有責任，但是畢竟他不是直接的施害者，不能負全部的責任。這個時候，他又要裝作是一個沒有責任者，但又裝不出來，很顯然他知道這事，而且負有責任，所以這時中國的角色就非常尷尬。面對這個尷尬，他為了避免由最高層來尷尬，就是指部長這一級，所以在國務委員這一級，基本上就把這問題解決了，甚至都沒動到部長這一級，在副部長這一級的交談中，基本上就把這個原則給定下來了。所以他們是倉促的同意美方和陳光誠提出的條件。因為這個壓力很大，如果中方不同意的話，將會在最高層，再把這個案子公開地進行交涉，那麼這時中國政府領導人的臉面就非常難堪了，因為他負有責任，因為這個案子太糟糕了、很難看，中方高層不能說：“我一點都不知道”，也不能說，不負有責任，他也不能說：“陳光誠是個罪犯”，因根本說不出口，因他畢竟還是要面子！所以中國政府在面臨這個情況下，就在非常快的時間裡，雖然外界看到的是，報紙上那些非常嚴厲的措辭，在前面談判的人也好像立場非常強硬；實際上在背後，已經把所有的可讓步的可能性都談好、做到了，就是為了要避免這種尷尬。所以，在這個地方，中國政府所表現的靈活性，應該給予關注，而且給予一定的歡迎。這也說明了一點：中國政府在一定的壓力之下，是可以做出一定的讓步。
另外，楊建利博士也向本台強調，此次發生陳光誠事件的那段時間，因剛好碰上他在很早之前就定好的一些活動要來往歐洲，人不在美國，如：前往丹麥接受頒贈人權獎，所以他當時與傅希秋牧師商量如何營救陳光誠，兩人做了很多行動，也與美國朋友一起協調、協作定調，他請傅希秋作本次營救行動的主導，他本人則加以配合。
楊建利博士認為此次傅希秋、史密斯議員，以及一些救援者，大家都做了很優秀的工作；一些對國務院的批評是說過了頭。楊建利也與出力救援的美國孔傑榮教授對話、協調一些事情，如：陳光誠的讀書、發言定調等等。楊建利當時給陳光誠的建議是“自由是雙層”的口號，也就是說，陳光誠在美國自由，希望將來他也可以自由回到中國。所以考慮到未來還可以回到中國的可能，那麼說話就得有理性。他並建議陳光誠不要介入美國的兩黨政治。因為目前很多美國政治家想要陳光誠做“反墮胎”的象徵性人物。楊建利認為，但美國的反墮胎與中國的反墮胎實際上是兩個層次的問題，聽上去似乎是一回事，事實上是不一樣的議題。自主選擇墮胎與被動墮胎是不一樣的，計畫生育及被迫墮胎的人權問題是不一樣的。所以他建議陳光誠“不要介入政治”，先安定一段時間。而這些，陳光誠最近似乎做得很不錯。
楊建利說，陳光誠現在生活安定，正集中精力學習英語，學校替他安排了一個家教老師，他學什麼，太太袁偉靜就學什麼，因為他是盲人比較有生活上和學習上的不方便，袁偉靜能協助他的學習及工作，兩個小孩也在附近找到學校，進校入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