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台常駐北京記者斯特凡 拉加德 （Stéphane Lagarde ）在莫言榮獲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前往莫言的老家山東高密，採訪了莫言和他的家人 。莫言談到自己獲得諾貝爾獎的感受，以及將來的創作打算。莫言告訴本台記者他小時候經常聽到村裡老人和家裡長輩講的故事給他許多創作靈感。
法廣：請問您怎麼知道自己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
莫言：瑞典學院常務秘書給我打電話時我說，第一，我聽到這個消息很驚奇，全世界有這麼多優秀的作家怎麼會輪到我的頭上呢？第二，很惶恐。
法廣：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會給您帶來什麼改變嗎？
莫言：我從自己的良心來判斷，該我發言我就會發言。不該我發言，我不願意發言，自然我就懶得去說話了。得了這個諾獎和沒得這個諾獎不會改變我的風格，也不會改變我整個的寫作風格。我過去怎麼寫，將來可能還會怎麼寫。我生活中過去是什麼樣的人，將來還會是什麼樣的人。
法廣：莫言您將來寫作的打算是什麼呢？
莫言：我的野心一開始就是想寫高密東北鄉，寫農村會講故事的老人。我還是一個兒童時經常去聽他們講故事，小的時候無意聽到的故事，等我拿起筆來寫作的時候就成為我的素材。我早期的小說《透明的紅蘿卜》描寫一個在橋樑工地上當小工的這麼一個小孩，那麼這就是根據我自己的親身經驗，後來我拿起筆來寫作，把個人的經驗變成了小說的素材。
法廣：您經常記筆記嗎？
莫言：我從來不記筆記，我想能夠記住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東西，如果有的東西沒有記住忘掉了就是沒有價值的東西。
莫言妻子杜勤蘭向本台表示：得這個獎像夢一樣，根本沒有想到。就覺得再努力還可能，沒想到今年能得獎，一聽這個消息他們就跑進來，一進門就與我擁抱起來，（他們）說嫂子恭喜恭喜。以後，縣裡領導來祝賀。
談到莫言的寫作，其妻杜勤蘭說：“當時寫《紅高粱》他採訪了人，（莫言）從小喜歡做筆記，他聽到的，看到的，朋友聚會啊，他就記點筆記。《蛙》裡面，他採訪他女兒王梅。王梅很厲害，她喜歡看書。”
莫言90歲高齡的父親說，莫言從小喜歡聽鄉間的傳說，故事。
莫言父親：他六歲時開始上學，上了四、五年他就不上（學）了。為什麼不上呢？那時候文化大革命，我是中農，貧農讓上學，中農就不讓上學。莫言是個好兒子，他逢年過節都回家，他每星期六都給我打電話。
莫言的父親講述了他的一個親身經歷
莫言父親：那是在1938年，國民黨撤走了，我們繼續和日本人打游擊戰，我們燒了日本人的三輛汽車。
莫言的大哥也向本台記者表示：“那是在發表他的處女作的時候，莫言用了這個筆名，他原名叫管謨業，莫言的意思是不說話。”
莫言大哥回憶說：“當莫言懂事的時候，（中國）已經開始公社化了，所有的土地啊，農具，牲畜，我們家的一頭牛和一頭驢都充公了，那時候是不堪回首。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家十三口一起吃飯，看見飯上全是菜，野菜紮嘴巴，非常苦，一點用玉米面煮的糊糊，我星期六回家，這麼大的碗，我喝八碗，還不飽，最後看見桌子、椅子、板凳恨不得都去吃，永遠吃不飽，肚子脹得很大也不飽，因為沒有油水。饑餓和孤獨的童年讓莫言充滿幻想，另外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前，階級鬥爭非常尖銳，農村的人與人的關係不像過去那麼融洽，我巴不得你窮死，你巴不得我窮死，稍微有頭腦的人都想離開這裡。”
最後，莫言大哥講述了一個非常讓他感到內疚的事情：“那時候，我在上海上大學，上海一月革命奪權。67年我回來探親，把造反派印的傳單和小報帶回來，莫言看了。當時農村造反的風氣不大，莫言要保衛毛主席，要革命啊！然後莫言就把功課表撕了，說我們不做奴隸，然後領着同伴去串聯，到膠州的一個招待所住了一晚，把被子尿濕了，他跑了，回來後被開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