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盲人維權赤腳律師陳光誠與去年2012年4月逃到美國大使館，藉着幾經波折地點美國後，最近開始不斷在美國及歐洲，甚至亞洲台灣各地或受邀演說，或接受人權獎，或發表新書。本次特別節目本台（法廣）邀請矢志充分利用自己海外資源人脈協助支援中國人權民主良心犯、受難者的紐約維權團體“公民力量”負責人楊建利博士，來談談他如何籌畫推助民主維權人士陳光誠等人展開國際社會活動。
楊建利首先談到了他如何在去年陳光誠還沒能順利離開中國，自己在奧斯陸領人權獎時就答應論壇主辦方陳光誠將受邀出席今年的第五屆奧斯陸自由論壇。他也說明此次陳光誠獲得英國議會威斯敏斯特人權獎的過程，以及英國籍歐盟委員會及傅希秋牧師的協助。楊建利並詳細敘述了在何種機緣下運作、協助陳光誠今年六月前往台灣訪問的過程。
另外，楊建利博士於今年5月11日獲得2013年度哈佛肯尼迪學院校友成就獎。以下是他在受獎典禮中不忘為中國民主人權發聲的演講詞，由段潮代為翻譯成中文。
校友們，尊敬的來賓和親愛的朋友們，
下午好。這是非常美好的一天！感謝你們授予我這個獎項。這不是對我個人的表彰，而是對為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人權和民主而吶喊的聲音的認可，正如你們頒獎通告所講，這種聲音“必須得到認可並加以放大”。
我懷著深切的感激接受這個獎項。在六四屠殺的餘波之中，作為一名倖存者，我決心全身心投入中國的民主事業。當我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我認識到自己知識匱乏，需要深入地學習民主的本質及其相關知識和實踐。很幸運，我被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錄取了，它是我心目中學習這些知識的聖地，它執著於思想也致力於行動，它營造一種發人深省的氛圍，促使人們拷問“我們能做什麼” ，以尋求解決這個時代最棘手問題的答案。
我非常感謝肯尼迪學院。它給我提供了絕佳的學習環境，但更重要的是，我在這裡結識了像Richard Zeckhauser教授和David King 教授這樣博學、有智慧而又正直的老師，我所渴慕的個人品質在他們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
在這裡，我也認識了一些被同樣的理想所激勵的同學，例如Jared Genser，他今天已是一名傑出的國際人權律師，當我在中國坐牢的時候，他作為我在美國的律師為我爭取自由。目前，Jared和我在為世界各地的良心犯爭取自由的工作上密切合作，是人權工作的一對好搭檔。
我在中國經受牢獄之災的五年之中，超過百位哈佛大學的教授向中國領導人請願，要求釋放我。其中包括哈佛大學校長Larry Summers教授，肯尼迪學院的兩任院長Joseph Nye教授和David Ellwood教授。後來我又得知，很多為了我的自由孜孜不倦工作的美國行政和立法部門的官員也是肯尼迪學院的校友。我從心底里感激你們。
今天，我懷著深深的謙卑接受這個獎項。我在這裡呼吸著瀰漫著這個偉大國度的自由空氣。自由不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優勢，我在這裡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憑藉一己之力而為。我有能力做的那些事情，之所以做了，就是因為我站在了那些根本都沒有機會享有這樣的自由優勢的同胞們的肩膀之上。
你看不見他們，但他們今天與我同在。在我左邊是劉曉波，他是零八憲章等公民行動的主要推手，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這個時刻他正在獄中熬度中國政府判處的11年刑期；在我右邊是王炳章，中國海外民運的創始人，被中國政府判處終身監禁，單獨關押已長達11年之久。在我後面是趙常青、丁家喜、高智晟、哈達、努爾莫哈提•亞辛、劉賢斌、陳衛、楊天水、頓珠旺青、陳樹慶、朱虞夫，譚作人... 這個名單還可以一直列下去。他們和平善良，是服務於社會的好公民、卻被中國政府視為顛覆分子而被監禁。再後面，就是成千上萬的普通中國百姓，他們每天用卑微的生命頑強地反抗著腐敗不公、法治缺失、權貴肆虐橫行的中國現實。今天，我懷著謙卑的心情為我的這些同胞接受這份榮譽。
這個成就獎促使我去審視我們到底取得了哪些成績。平心而論，我們做了很多很多。但是這個成就獎提醒我們，我們尚沒有成就目標，與其說它是獎賞不如說是鞭策，鞭策我們繼續前行努力完成前面尚未完成的艱難路程。同時，我把這個獎項看作是世界範圍的哈佛大家庭繼續支持我們事業的信號。哈佛的校訓是Veritas 即“真相”和“真理”。沒有任何一所大學，特別是哈佛，應該對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的黑暗的真相視若不見避而不談。我們必須為了人權和民主而並肩作戰，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不是因為它們是看似美好的抽象概念，而是因為它們是實現文明社會和世界和平秩序的最堅實基礎。
最後，我想與你們分享一位偉人的一段話：“任何行動計畫都有風險和代價，無所事事縱然舒適，但它所帶來的長期風險和代價比起行動要大得多。”這句話是肯尼迪所說的，這所偉大的學院也是由他的名字來命名的。
面對中國，我們今天在行動上的疑遲和懈怠越多，明天世界付出的代價就會越大。
謝謝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