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文化背景迥異，但上海與巴黎之間有一種特殊的情愫。法國人對這座東方城市有着種種想象，而上海的法國老區所承載的歷史痕跡也常常讓今天的上海人遐想連連。第34屆巴黎國際書展選擇上海作為主賓城市，我們有幸採訪中國著名作家王安憶女士，對照巴黎的上海想象，講述上海作家的上海故事。
第34屆巴黎國際書展3月21起在巴黎凡爾賽門展覽館拉開帷幕。今年巴黎書展邀請阿根廷為主賓國，也同時邀請上海為本屆書展的主賓城市。17名上海作家、五十多家中國出版商趕來參展。
法國人看上海：領會上海比領會北京容易
法廣：王安憶女士，您好，感謝您來法廣直播間，參加我們的節目。
今年是法中兩國建交50周年。本屆書展的選擇了上海作為主賓城市。不過，上海與法國、尤其是與巴黎之間有一種特殊的情愫，而這種情愫遠不止50年的歷史。巴黎國際書展的總策展人貝特朗-莫里塞(Bertrand Maurisset)向我們介紹了為什麼選擇上海作為主賓城市，而不是北京，或者另外一座中國城市：
貝特朗-莫里塞：很簡單，２００４年書展已經邀請過中國為主賓國，而上海是一座很有特點的城市，有一種雙重性，一方面，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摩天大樓給人印象深刻，但是，這也是一座生活宜人的城市，那裡有法國老區，上海和巴黎有一種相似相近之處，北京就沒有。我去參觀過上海，也籌畫組織了上海代表團來參展。對於一個巴黎人來說，站在上海外灘，置身巴黎風格的昔日法租界，會有一種文化衝擊的震蕩，北京與巴黎沒有相像的地方，但在上海，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巴黎特色。當然，這只是一個遊客的瞬時印象。但從歷史上看，上海一直是很吸引法國人的城市。在法國人的上海想象中，首先，這是一座巨人般的城市，但同時，領會這座城市的歷史、這座城市的過去，要比領會北京容易，北京有着上千年歷史，有自己的符號，外國人很難深入其中，對於巴黎人來說，理解上海比理解北京容易，至少，我個人這樣認為。
而且，各種文化產業、奢侈品產業都在上海發展，從經濟上講這座城市地位越來越重要，這一點，我們從海港的繁忙，銀行業、拍賣行、當代藝術畫廊的興盛就可以看出來；那裡有很多作家，有很多出色的書店……所以，邀請北京是顯而易見的選擇，但我覺得邀請上海則更引人去探尋究竟，而且，上海既是一個觀光之地，也是一個文化之地，法國人應該會喜歡。
所以，是一種文化渴望和對一座似曾相識的城市的認可等不同因素的組合讓我們選擇了上海。這不是一項政治選擇，而是文化選擇，其實可以說是一種由渴望驅動的選擇。
法廣：從文學的角度來看，上海文學是否也有與中國其他地方文學的不同之處呢？
貝特朗-莫里塞：上海文學都市色彩更濃，有些作家有時候也不為有關當局欣賞。對此，我不想妄加評論，但比如棉棉就寫了一些很有都市色彩、有些放縱、偏離主流的作品，而在其他地方、其他城市的文學中就未必能找到這類作品。上海有一種書寫這座城市、書寫這裡的生活的慾望，而在北京，人們首先感受的是歷史。上海文學作品更都市化，有些偏離中心，人們可以感覺到那裡的生活沒有那麼沉重的歷史痕跡，它更面向未來，我不是想說北京不面向未來，而是說身處北京的時候，歷史感非常強烈。在上海，一切都很快，百米之外，已經是另外一番景象。這種千變萬化很吸引人，它也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上海有一個名副其實的出版業，今年還首次舉辦兒童書展，法國出版商也去參展……所有這些彙聚在一起，本屆巴黎書展邀請上海就變成了一個很好的選擇。
上海人看巴黎：上海人對巴黎的嚮往總是和消費有關
法廣：上海過去被比作東方的巴黎。上海人如何看巴黎呢？上海人對法國、對巴黎是否也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剛才莫里塞先生說，巴黎人在上海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上海人身在巴黎是否也有並不陌生的感覺？
王安憶：怎麼說呢……應該說巴黎一直是上海的一種嚮往罷，是上海市井階層的一種嚮往，象徵著現代，象徵一種時尚，象徵著很多很多物質，很多消費，很多時髦，上海人，上海的市民階層對巴黎的嚮往有一些傳統的因素，也有一些當代的因素，但總之是和消費有關的。
法廣 : 在您看來，作為本屆書展特邀嘉賓的上海文學相對於中國其他地方文學，有什麼特殊之處？莫里塞先生在談到上海文學的時候，提到上海作品“更都市化”，有些偏離中心。您是否這樣認為？
王安憶：當然，上海在中國範圍里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因為在1949年以後，我們的城市都是按照一種生產型的規模在發展，但即便是在那個時代，上海還一直保持着消費型城市（的特色），這恐怕是和它的出身有關係，因為它是近代外國資本進入以後產生的城市，也是由法國、英國等來塑造出的、他們想象當中的東方城市，這可以說是它（上海）的背景、來源，這就使得上海顯得十分特殊，比如，在整個中國範圍內，鄉土文學可能比較佔主流，而上海，即便是在100年前，它就已經更是一種都會文化，魯迅批評它是洋場文化。
上海的本土性：一個難解的題目
法廣：90年代，上海文壇出現一種懷舊文學，您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長恨歌》更是其中最有影響，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這些懷舊文學以對上海繁華過去的記憶與這種過去引發的種種想象交織，形成了上海文學的一種本土特色；如今中國社會人員流動性越來越大，城市越來越開放，城市化發展越來越快、越來越廣，在這種背景下，上海文學的這種本土特色是否也面對壓力？
王安憶：上海這座城市往往會給人一種誤會。比如，剛才那位先生說到上海人比較好理解。其實上海人是很難理解的。您剛才提到懷舊文學，這種說法很有趣。其中其實有一種悖論。上海其實歷史非常短，說懷舊，它最多懷舊一百年，就已經到頭了。可是它偏偏要去懷舊。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因為這裡變化非常快，真是瞬息萬變，面對這種瞬息萬變，一個作家，一個知識分子，可能正是要找到它不變的東西，而這種不變的東西可能就是那位先生以為好理解、其實並不容易理解的東西，也就是剛才您說到的本土性。
什麼是上海的本土性？這是一個難解的題目。這是因為上海的本土性不是那麼鮮明，它的文化非常混淆，歷史非常短促，變化的周期非常短，它是這樣一座城市，所以，找到他本來的性格的確十分困難。
上海女性的很獨立，也就很堅強
法廣：今年巴黎書展的主題之一是女性文學。有人注意到上海作協成員中有不少女性，在年輕一代作家中，更是女作家居多，您怎麼解釋這種現象？
王安憶：上海文化圈的確很特殊，女性很多。一是在上海這座城市，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肯定比其他邊緣腹地更高，機會更多，這裡的女性也相對獨立得多。另外，我覺得，在這座城市，男性的能力可能更多地傾注到了一些實際的工作中，比如金融、IT、管理、理工等等，就把這部分文學的東西留給了女性，而女性天生比較敏感，比較富於感情，所以上海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女性作家。
法廣：女性文學有多種定義，比較通常的看法認為這是由女性作家寫作的女人故事。從您的觀察，從女性故事的角度講，今天的上海女性故事和《長恨歌》中王琦瑤的故事還有多少共性？當今上海女性的精彩故事是什麼呢？
王安憶：我覺得上海女性好像始終保持着一種力量，表面看起來她們是溫柔、時尚、嫵媚的，但是，在內里，上海的女性其實是很彪悍的，我覺得到今天為止，仍然是這樣。我想這可能和她們的處境有關，我剛才說她們很獨立，獨立的女性必須是堅強的。
作協不必為作家完全負責
法廣：您是中國作協副主席，是上海作協主席。作協多年代表着一個體制，一個框架，而作家創作、寫作需要更自由開放的空間，更何況，當今社會商業化的發展也對文學創作形成壓力，近些年，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作家不再在意加入作協。在新時代下，作協與作家的關係是否也需要調整？您希望作協對文學創作發揮怎樣的作用、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王安憶：對於作家協會這個組織，外方可能有很多誤解。我們其實就是一個民間團體，是一個作家之間的聯誼組織，沒有什麼逼迫性，願意參加就參加，不願意參加也可以不參加，這恰恰說明我們現在政治上的進步和開放。在三十年前、四十年前，這幾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時候），作家協會是一個行政機構，需要管理作家，要對作家進行一些限制，但目前，我們和作家的關係比較鬆散，是有彈性的，彼此都是自願的。我個人覺得，作家協會不必為作家完全負責任，可以由大家自由選擇。
法廣：這次上海代表團有17位作家，能否介紹一下這些作家都有哪些代表性？
王安憶：這次代表團的組成一是根據年齡，二是根據性別，我們希望能比較全面地反映上海的文學狀況。比如，這次代表團中邀請了趙麗宏先生，他是八十年代起步的詩人，上海這個地方不太出詩人，這可能和它的科學發展、和它的經濟發展有關，詩歌創作在上海比較薄弱；還有一名成員是兒童文學作家秦文君，兒童書籍現在已經變成一種出版潮流，秦文君多少年來一直都在從事兒童文學創作；代表團中還有女作家陳丹燕，她多年來一直致力於上海歷史的書寫，今年上海又是巴黎書展的主賓城市，陳丹燕正好可以向我們介紹她的寫作與這座城市的關係；還有作家小白，應該說他是比較後起的作家，雖然並不十分年輕，但他才開始寫作不久，可好像一開始寫作，作品就很驚人，他最新的小說叫《租界》。一提到租界，人們就會想到上海。從出版角度看，這部作品一經完成，很快就賣出了多種文字的版權，從書的實際內容來看，他也涉及了大家常常涉及的母題，但他使用的方式不同，他以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角度和認識，來重新編織這段歷史，他把上海租界的歷史寫成各種力量的角鬥，有點像把革命幫會化，很有意思。這是我自己比較注意的一個作者。
法廣：也是更年輕的一代對上海歷史的另一種解讀……
王安憶：對。可能對他來講，歷史不是最重要的，小說是重要的。
謝謝王安憶女士接受法廣中文部的直播採訪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