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教科文於5月5號和6號兩天在巴黎總部舉行“世界新聞自由日”活動，關注目前世界上的記者遭到迫害，甚至殺害等現象，並討論言論自由和媒體自由在人來未來持續性發展計畫中的重要性等問題。並在會議結束時發表聲明，強調言論自由的普世性價值，也就是說只有擁有了言論，信息以及媒體的自由，才能保證健康的政治管理，讓經濟發展得以持久。
法廣在會議現場採訪到與會的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總監陳婉瑩教授 ，她談到中國和香港的媒體自由情況，她首先介紹了這次“世界新聞自由日”的主題：
陳婉瑩：這個會議很有意思，一方面是世界新聞自由日，官方數據有80多個國家的400多人登記參加。這一此會議的焦點是“2015年後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方案”。聯合國的“千禧年發展計畫”即將於2015年結束，目前由一個聯合國任命的高層次委員會作了一個報告，報告中提出在2015年後發展的目標，在12個大項目裡面有一項就是要求改進管治，提高政府管治的效力和功能。在這一點上，就提到要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以及民眾獲得信息的權利。現在這個文件由聯合國任命31個代表組成的高級專家組，主席是利比里亞總統，印度尼西亞總統和英國首相卡梅倫，中國也有代表參加，所以我覺得很有意義，因為中國也確認了這個文件，當然這個文件能不能成為聯合國正式的文件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這次是在一個比較國際化的範疇里來探討新聞和言論自由的問題。
法廣：在會議上，有人提到因為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而中國的言論自由和媒體自由狀況受關注的程度就會比較低，您如何看這個問題呢？
陳婉瑩：中國記者的處境還是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不能說經濟發展的快，就不受國際社會的關注，因為不少國際團體，媒體團體等還是又一定的報道，尤其是現在因為互聯網的出現，諮詢和信息的流動都十分快，中國國內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都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傳出去。但是我想在全世界的範圍內，記者被抓，被殺的情況都有發生，中國也有。所以在會議上我也提到，國際社會如果真的有決心，能夠進一步協調的話，是可以做一點事情，能夠對記者受到迫害，或被抓的情況找出一些辦法，也就是說要採取一些集體的行動。比如在埃及，現在大家都在關注半島電視台的幾個記者被抓，而且已經被關了一段時間，國際上現在也在談這件事情，但是為什麼不去動員國際力量，對此情況進行交涉和討論呢？所以，如果國際上的媒體和團體進行協調的話，還是可以做點事情出來的。
法廣：所以在會議發表宣言，做最後討論的時候，也有人提到說國際社會目前處於一種說得多，能做的少的狀況中，所以才導致目前的這種局面。
陳婉瑩：是有這樣的說法，但是聯合國是一個很大的組織，而且非常官方，聯合國有它的程序，我覺得也不能對聯合國有太大的期望，但是它能夠有一個所有成員國的共同“立場”出來，也已經很了不起了。其次就是不同國家關心媒體的團體和個人如何將這些比較虛的文件和聲明“解放”出來，跟不同地方的現實結合的問題。
因為聯合國有其合法性，它能通過一個文件，確認一個文件也不容易，這也不是某個國家說了算的問題，這些都是無數的妥協和博弈的結果，所以也可以說，這也是聯合國具有的合法性的作用，也有它的地位。所以我覺得也還是可以在聯合國的框架下來推動新聞的發展和進步。
大家都確認在打擊腐敗的過程中也需要媒體的監督，需要透明化 ，媒體也需要一定的空間才能提高記者的水平，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因素是互為因果關係的。對中國也好，對其他的國家也好，如何發揮媒體在社會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正能量，把媒體作為一個夥伴，而不是對頭人，這是一個整體思路的問題。
法廣：您如何看香港回歸以後的媒體狀況？
陳婉瑩：我覺得香港人也對此有憂慮，前段時間，香港《明報》的前總編輯劉進圖遭到歹徒的攻擊後受傷，現在還在復原中，這引起大家的關注和激憤，也紛紛要求香港政府來破案，雖然人是抓到了，但背後的原因也要查明，因為應該是背後有人主使的，所以我們要求香港政府徹底破案。
對於香港的新聞自由，有一定的憂慮，但是我覺得如何利用香港的空間問題也很重要，因為事情都是相對的，相對這兩天在這個會議上聽到的情況，香港還是一個比較開放的社會，民眾有一種反彈的力量，如果我們習慣的新聞自由，對香港的核心價值有一定威脅的話，大家還是會團結起來，發出聲音。來自政治，市場和技術革命的壓力的確存在，香港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目前與大陸的經濟如此密切，很多媒體老闆在內地都有生意，這是很現實的事情，所以我跟願意比較正面地去看如何扶植正面的媒體，以及如何在結構上加強我們媒體的領域。
法廣：香港可以舉行紀念六四的活動，但在中國大陸卻連開個六四討論會都不可以，所以能不能說香港目前還是中國兩岸三地的一塊言論自由的“綠洲？
陳婉瑩；所以這也是我們一定逃捍衛這塊“綠洲”的原因，香港目前是能討論包括六四和其他一些敏感問題的地方。我希望國家政府也看到香港的開放對國內的發展有促進的作用，因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法制和健康發展是整個中國健康發展的一部分，所以這不是對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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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1926年的國際記者聯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記者組織，目前在100多個國家擁有60萬名成員，這一組織的宗旨是保護和強化記者的人權和自由，吉姆∙布梅爾哈先生 目前擔任該組織的主席，他在會議期間也接受了法廣專訪。
他指出，國際記者聯盟這個組織在中國目前沒有代表機構，但通過香港記者聯盟對中國記者的狀況給予一定的關注，當中國出現攻擊記者，記者遭到不公待遇的時候，也通過香港記者聯盟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
他說： “我們也從事一些行動，但這些行動還不夠有效。最近，在一些外國駐中國的記者 被中國驅逐的時候，我們也做了一定的工作，比如和中國的外交官接觸等，也給中國政府寫了信，但中國政府連根本沒有回信。當然，一些國際組織也在高度關注中國發生的事情，有時也會提出一些尖銳的問題，甚至希望中國政府作出一定的改變，這些都是我們做的事情，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什麼效果，而且即使有些效果，也都是細小的，沒有什麼重要性。”
對與中國經濟發展與政府對言論，新聞自由的禁錮之間的矛盾現象，他也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說：“這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對一個經濟不發達的窮國，如果他們需要國際社會的緊急援助，國際社會就會向這些國家明確提出有關人權方面的要求。但對中國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中國的經濟很發達，所以就擁有所謂的“高傲“的權利，國際上的經濟強國就不大能要求中國如何如何，當然國際社會也可以要求中國在一些問題上作出改變，但效果不是很明顯，所以對中國來說就比較困難。”
“還不能確定中國經濟是否真的有說的那麼好。的確，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經濟強國，但是還有別的方面的問題，比如說工人的權利，這很重要。因為，一方面世界輿論普遍認為中國成為一個強國，但另一方面，人們也知道經濟的強大建立在對一些公民人權的剝奪基礎上，比如他們沒有罷工的權利，不能擁有獨立的組織，而這些從另一方面看也幫助中國維持經濟發展。”
去年11月2號這一天，從非洲國家馬里傳來噩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兩名特派記者遭到殺害，這一事件震驚國際社會，至今為止都還沒有找到兇手。而五年來，世界上上平均每個星期都有一名記者遭到殺害，還有無數記者因為自己的職業活動受到恐嚇和威脅，聯合國也高度重視，譴責對記者的迫害，並將每年11月2這一天定為“保護記者日“，那麼聯合國究竟會採取何種行動來保護記者，從而保護民眾的知情權呢？
吉姆∙布梅爾哈先生說：“具體地說，就是要將殺害記者而得不到法律懲罰這一現象加以重視，因為；現在世界上殺害記者的事幾乎隨時都會發生，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都是發生在有戰爭衝突的地區，但實際情況甚至並不僅僅是這樣，因為大部分被殺害的記者都不是在有衝突的地方。儘管有國際公約要求各國政府對記者負責，但一些政府並不致力於保護記者，而且90%殺害記者的兇手都沒有得到法律懲罰，如果不進行調查，不抓住兇手，也就意味着記者的命算不了什麼。所以聯合國有這樣一個“保護記者日”來討論這個問題就十分重要，現在有不少超這方面努力的舉措，我們希望世界上的記者能在這一天不僅僅想起法廣的這兩名殉職的記者，而應該想到所有的記者。
感謝陳婉瑩教授和吉姆∙布梅爾哈先生先生接受法廣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