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中國藝術家在西方學習了繪畫技巧和表達方式後，往往在創作技法和風格逐漸成熟以後，反而會在回頭去尋找與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有關的東西，這當然不是說他們要去進行山水和工筆畫的創作，但是會尋找自己血液里流淌的中國文化和元素，在畫面構圖，空間處理以及意境的表達上都會或多或少透露出中國文化的精髓。今天的文化與藝術節目邀請到的藝術家詩藍在二十多年的藝術之路就一直不斷尋找自己，尋找生命意義，而目前找到的最合適自己的藝術表達方式還是與中國水墨有關。
詩藍：我是1984年到法國的，到法國來以後，最初的藝術教育是油畫。後來到意大利繼續學油畫，在倫敦中央聖馬丁美術與藝術學院進修美術學的研究生，從藝術表達上看，這個學院是非常前衛的。
在學完之後，我2003年第一次在法國與美協做藝術沙龍時，我送上去的是一個純油畫，完全是西方傳統風格的作品，只不過畫中的人物是一個中國人，當時一個老教授面對我的作品就提醒我 這位老師當時也是80多歲了 他說，“詩藍，你的畫當然不錯，但是你畫的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畫，是西方的畫。我建議你走出西方的傳統，去畫你的血液中真正流淌的東西。去畫和你自己時代有關的內容。”
2003年時，他說的這番話對我的啟發就很大，從2004年開始，我就開始轉向所謂的“現代或當代水墨畫”，或叫“實驗水墨”，這是在80年代後期誕生的，在90年代發展起來，一直到現在延續下來的一個新的藝術風格。
法廣：將現代水墨和光結合起來是你自己獨創的藝術方式嗎？
詩藍：去年底在盧浮宮卡魯塞爾廳展出的作品《光，影，燈》實際上是2012年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就做過這個展覽，當時是為了慶祝法國著名的漢學家謝閣蘭的《碑》這本書出版100周年，中國和法國為此做了一個展覽，實際上謝閣蘭最後一次到中國是1908年，他當時被西安的碑林吸引住了，給他帶來了很多文學方面的創意。我這次的作品實際上是碑林的一些碑帖，這當然是為了表達對中國的書法藝術美的讚賞和紀念，刻出來以後，我希望這些碑帖能放光。因為碑的石頭是很重的。我想表達的意念就是：中國持續了千年的文化傳統還在放光，那麼我就想到把它放在燈影的碑上，從裡面往外面發光。
法廣：你從油畫到中國現代水墨畫的轉變過程中，是否感到更加得心應手的感覺？
詩藍：實際上，從美學和對美的追求問題上，從西方的油畫轉到東方的水墨畫，同時又把東方的水墨畫推向當代藝術的語言，對我個人來說，這是很讓我激動的一件事情。從個人的經歷上來講，我從90年代開始和家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居住過，在日本，印尼和卡塔爾都呆過，我自己又在倫敦和意大利學習過，但是不管走過多少地方，自己血液里流淌的東西還是那些，不會丟掉的。比如說，在印度尼西亞，有很多花，非常美，但是我的作品基本上還都是黑與白，都是水墨。
簡單的說，中國當代藝術差不多已經有30多年的歷史，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北京的圓明園有一群藝術家在那裡開始搞，但是我們要仔細分析一下就發現，中國當代藝術最顯眼的有兩個流派：一個是(政治)波普藝術，另一個是非常前衛的一種，就是象法國的藝術家杜尚，就是完全進入了概念藝術這種方式。基本上這兩種方式在國際上是很有名的。
但實際上，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開始，這場運動就變得越來越大，有很多藝術家都在不同的道路上朝一個方向走，就是說如何將中國藝術的傳統審美藝術精髓帶回到當代藝術里，讓世界認識中國的藝術。我們走的路也很不同，比如，當代水墨畫里有純抽象的，有些是新工筆畫，還有別的各種各樣的水墨表達方式。
我把自己的這種水墨稱為“印象水墨”，這並不是因為法國的印象派，而主要是出於原來是學油畫出身，現在又回到油畫當中，畫作能給大家帶來一種水墨的印象，但是實際上我繪畫的方式和材料都是東西方混合的狀態。
法廣：從油畫轉變到中國水墨是一個轉變，但在您的生活中還有另一個不小的變化，您曾經讀過政治學和哲學，後來成為畫家，政治學和哲學領域的學習對您的繪畫有沒有影響？
詩藍：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實際上我從小就一直認為自己的一生要完全獻給藝術，從來就沒想到過要去做其他的職業。
但是因為我出生在1961年，正好趕上文革的結尾時期，但是小時候還是目睹文革給中國人帶來的創傷。80年代初又出現了傷痕文學，這寫都是異化和 人道這些東西在哲學上的思考，在藝術里的風潮，到了1983年，又受到反對精神污染這樣一種風潮的衝擊，所以這些事情對我們這些當時20歲左右的年輕人來說打擊還是很大的。在文革時期禁讀的書也被商務印書館重新發行，我們當時都是擠進商務印書館的書店去買書，哪怕是讀完的書也一定要買回家裡，因為大家都覺得在這些書里可能可以找到指路的明燈。所以從當時的那種狀況下出來的年輕人到了歐洲以後，首先第一就是帶着一個巨大的問號，走進巴黎索邦大學，或者是巴黎政治學院這樣的課堂，目的就是解決這個大問號，給這個問號找到一個答案。
我有兩幅代表作品，第一幅叫“在地平線之外”這是一個海灘的畫面，在海灘的右下方有一個問號。很多人就從藝術角度看這幅畫，問我問什麼在很舒適，很平衡的海灘上畫上一個很突出的大問號，但是我覺得這個“問號”就是我的人生或藝術探索的結晶。如果沒有這個“問號”我可能也就到不了法國，這個“問號”本來是對一個政治體制提出的疑問以及這個體制對人造成的傷害，是從這個角度來提出這個問號。但是我在巴黎的大學學習過程中，尤其是在索邦大學哲學院學習時，這個“問號”就從政治平面提升到社會學平面，再到哲學，最後達到精神，宗教的平面，問題就成為“我們從哪裡來？向哪裡去？宇宙是什麼？我們就是站在宇宙中的一塊大石頭上，這塊大石頭也在不斷地運動和變化，實際上這個“問號”就在不斷地將我往上推。
也就是說在不同的階段，問號後的問題也不一樣。目前我確實覺得已經達到精神惡化哲學的層次了。
另外一幅畫是我自認為在這20多年的藝術探索路上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叫《命運進行曲》，這幅作品現在實在法國駐中國大使館的接待大廳里。我的作品很幸運地與畫壇前輩趙無極和朱德群的畫一起出現。《命運進行曲》的畫面實際上可以說是樹或者說是人的靈魂都在朝一個方向前進，有一種透視的關係，一起朝地平線方向在走，這個方向是運動的。
很有意思的是，大使館是一個外交場所，有很多明星，政界要員，那些有權有勢有地位的人都在這裡晃來晃去，還有授勳章的儀式等，也就是說很多官方的照片都是在我的這幅畫前照的。但是實際上，在這個社會和世界上，無論一個人有多少錢，多有名，多有權勢，但是實際上最後都不可抗拒地被命運吸進去。這就讓我想起十七世紀荷蘭的繪畫傳統，畫面上經常會出現人的骷髏，就是說人在世界上不管有多麼輝煌和燦爛，最後都將擁有一個同樣的結局。
法廣：就是說您已經將哲學的思想和繪畫藝術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今後有哪些展覽計畫？
詩藍：目前已經定下來的展覽有九月份在波爾多美術館的一個群展，12月份在巴黎盧浮宮的卡魯塞爾宮還會有一個法國美術協會的沙龍，當然在之前經常會有一些 其他的展覽。
感謝詩藍接受法廣的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