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十月一日，中國迎來中共建政70周年紀念。70年前，毛澤東站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此後，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之路。過去的70年，無論在政治領域、還是在經濟領域，中國的確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何評價這些變化？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政治學教授夏明先生向我們闡述了他的看法。
法廣：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建政70周年，可謂是一個十分重大的日子。從49年建政之初開始，中共始終強調的就是“新中國”中的一個“新”字。您認為，這個“新”字的實際意義何在？
夏明：針對新中國的說法，現在有很多爭議。許多人認為：“新”，就應該有一種價值判斷。“新”總歸比“舊”好。因此目前許多人在反思中共建政70周年的時候認為，這70年，恐怕並不是變得更好，所以很多人不願意使用“新”字。
但是我覺得這個“新”字還是有着其特殊的含義。如果我們拋開它的價值判斷，“新”與“舊”，不存在“新”一定比“舊”好。就像《新約全書》與《舊約全書》，不存在新約跟舊約有一種好壞的對比。我們提出“新”中國的概念並進行分析的話，我認為有幾個價值可以認識。第一，中國畢竟在過去-從1840年到1949年-陷入某種混亂。中國的政治精英的確沒有很好地把中國整合起來。面對全球化、現代化衝擊，尤其在全球的帝國主義在帝國主義的階段，中國當然面對着一個很大的挑戰。而且是在不斷地失敗中忍受着屈辱。因此無論是國民黨、還是中國共產黨，都想找到一種整合的方式，讓中國人集體能夠變得有力量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與國民黨的兩黨較量中，最後是國民黨輸了，共產黨總體來講是贏了。國民黨建立了中華民國，而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裡邊確實有着“新”“舊”差別。其中的新舊差別並不表明共產黨完全是以暴政獲得政權的。共產黨有軍事上的勝利，但是共產黨也有理念上的感召。畢竟我們看到在國共兩黨衝突的過程中，許多的民主黨派最後是投向共產黨。所以共產黨是給中國人、尤其是給民主黨派有承諾，表示要建立新中國、一個民主的國家。毛澤東當時是做過此一承諾的。而且說得很清楚。是一個有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是美國四大自由的民主。因此我相信毛澤東在當時奪權的過程中，還是想建立一個“新”的國家，他認為是一個有普選的民主的國家。當然我們看到毛澤東最後違背了這一承諾，沒有兌現（這個承諾）。
但是從專制主義的角度來看，也有着其中的“新”。因為毛澤東建立的專制主義到現在已經存在了70年，在人類歷史上，（中國）現在成為世界上一個最強大的極權主義國家。它的強大超過了前蘇聯。從經濟、軍事和控制的人口來看，它當然比前蘇聯更具有威脅。所以我們看到，“新”中國的“新”，還有一個在極權主義的路徑上，它又是一個全“新”的模式。
法廣：中共建政的最初五年，經歷了一系列重大事件，這些事件對中共執政體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夏明：亞里士多德說：肇始之初一個微小的變化，就會在以後帶來很大差異。所以我們看到，中共建政5年的時候，它給整個治理體系奠定了它的基礎。因此這5年就如同科學上的“分形理論”，看到一個板塊就會發現，大的世界基本上是以小的板塊的規律在不斷地重複的。我們看中共建政的最初5年，尤其是以它開始鎮壓反革命、因為它在經濟上進行土改，政治上建立它的新秩序，鎮壓反革命，最後進行合作化，畫分階級成分，同時為它以後的公私合營改造等等奠定了道路。同時頒布憲法，整個極權、公安、專制體制、控制體系就這樣建立。
因此不難看到，最初5年，中國共產黨是以一個高度的軍事化的極權主義體系，對它剛剛統治的百姓進行強烈的、紀律的嚴懲，想把他們變成統治下的非常配合、合作、服從的民眾。最初的5年，中共通過以“人民”對待“敵人”的方式，征服了中國人。而且這種征服是以一種暴力征服為主的，同時加以洗腦。這種征服是為以後的中國共產黨一黨獨霸、不斷地加強自己的權力、同時利用當時的朝鮮戰爭、用帝國主義、外國的入侵在進行愛國主義宣傳。因此不難看到，最初的5年，（中共）所有的這些辦法，其實以後都在不斷地（得到）重複。包括今天，中國已經進入了中共建政最初5年的相似性。我們不難看出，中共會用同樣的辦法來加強它的極權體制。因此我認為：如果我們來描述最初的5年，它的政權跟人民的敵對的矛盾、敵對的關係，我想今天中國很多的矛盾，從政權的角度來說，更多變成一種敵對的矛盾，對我們理解今天中國政權的實質和走向有非常大的意義。
法廣：70年間，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尤其是57年的反右鬥爭，以及66年爆發的文革），在中共的執政過程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夏明：中國整個的極權專制體制，被一些人稱作“運動型的極權主義”。這點與蘇聯有點不一樣。因為蘇聯更多的是一種官僚式的極權主義。它沒有動員像中國這樣的、如此多的群眾的、底層群眾的參與、通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來實行國家的政策。因為畢竟毛澤東有一種超凡的魅力，有一種如同農民領袖的魅力。所以毛澤東喜歡用一種民眾的方式、通過他是皇帝、超凡魅力的領袖直接跨過官僚體制，直接跨過程序，用他的話說是“無法無天”，“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以這樣的方式來治理中國。這一點與蘇聯經典的專制主義是不同的。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因為毛澤東善於運用運動、善於操控人民，所以在他的整個治理過程中，他不斷地去折騰（國家），通過運動去清洗他的敵人。最後把自己變成一個神，所有的人都怕他。他的每一個政治運動都有目的。我剛才講到，中共建政的最初5年，他是消滅他的敵人。後來反右，消滅他的盟友。最後進入到文革，他就開始消滅他的戰友。文革中，他就開始吞噬自己的子女，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因此不難看出，毛澤東最後變成二十世紀專制主義最高的一個惡人，正是通過政治運動來進行的。而這種政治運動給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甚至中國人的心理都帶來了非常大的負面影響。其中有一個就是：因為有政治運動，所以不斷地洗腦，因為不斷地洗腦，整個中國的人群就出現了國家的、全民性的精神的疾病。因此我覺得，政治運動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起了非常惡劣的作用。如果今天習近平還想用政治運動來治國的話，我們將看到，這給中國帶來的傷害將是無窮的。
法廣：70年後的今天，中國強調“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社會今天的繁榮”。您如何解讀這種說法？
夏明：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在過去70年，起了兩個好的作用。第一，就是我所說的，1949年以後，它把中國在過去100年不斷的混亂中、不斷地內爭中、一片散沙狀態整合了起來。讓中國人可以有集體行動的基礎。這是很大的一個成就。另外一點，就是在1979年開始以後，中共意識到在毛治下的一系列錯誤，鄧小平決定給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進行某種鬆綁。尤其在經濟上進行權力下放。鼓勵私有的經濟的發展和私人的創新。所以我覺得這兩點大概是中共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的發展做出的兩個貢獻。
但是至於中國今天的繁榮，是不是就因為沒有中共，中國就不可能有繁榮？我認為答案如下：第一，可以台灣為例。其實在1950年至2000年，台灣整個經濟增長的平均增長率在全世界一直是名列第一的。不是第二，而是第一。因此不難看出，台灣早於大陸起飛，它是四小龍裡面的一部分，台灣從一個發展中國家已經變成一個發達國家。事實上台灣是一個實際的獨立的國家，國民黨在台灣也可以幫助台灣人成就到一個發達國家的這麼一種經濟狀態。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在它執政的70年，其實給中國人帶來了許多創傷和損失。如果沒有這些創傷和損失，中國人會有更大的成就。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反右，還是文革，對中國知識精英的傷害，還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知識精英大量的流失、腦力外流，其實都是對中國的一個傷害。包括89年的鎮壓，犧牲了一代人，傷害了一代人。此外，從1949年以後到如今，中國的整個生產效率、尤其是農業的總生產效率，其實根據很多的經濟研究，在58年以後到78年左右，基本上是全面地下降。這些對經濟的損失，如果不會出現政治上的干擾，不會出現政治上的悲劇的話，中國這些經濟的增長在50年代到70年代二十多年的時間內，就不會損失，同時也不會有幾千萬人餓死。
另外，中國人在過去30年的成就，主要是因為中國人沒有政權的束縛、打壓，中國人的創造力自我地爆發出來了。所以如果說中共有它的貢獻的話，它的貢獻就在於：中共不去搗亂了，中共不去搞亂中國的發展。因此如果中共要說它有什麼貢獻的話，就在於它沒有去傷害中國人的創造性、它沒有去壓抑中國人的創造性。但是可惜今天我們看到，中共以為它給中國帶來了繁榮，以為它養活了中國人。它沒有意識到：其實中國人給中國帶來了繁榮是因為中國人的汗水、中國人的辛勞。只要中共不要把政策搞亂，不要把制度搞亂，不要去干涉中國人自己尋找活路的話，中國其實就可以繁榮。今天中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以為它給中國帶來了繁榮。相反，它想用更多地政治上的干預，繼續要把中國帶成“中興國家”、“更偉大的國家”。我覺得這一點是緣木求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