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新任外交部長黃英賢7月6日受邀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出席了由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舉辦的研討會活動，並發表了自她擔任外長以來首個針對東盟（ASEAN）和東南亞地區的政策講話。
黃英賢在題為“澳大利亞、東盟和東南亞”的講話中說：“回到新加坡總是令人高興，我曾多次訪問你們的國家，包括在擔任影子外長時。而作為澳大利亞的新任外交部長來到這裡，我感到非常榮幸。我今天有幸與你們的總理、副總理和外交部長，新加坡這裡以及本地區的領導人會面。我期待着在未來幾年與他們合作，加深我們國家之間的聯繫，並在該地區建立夥伴關係。這是一個我們共享的地區。這是一個我熟悉的地區。這是我是我出身的地區。上周我能夠以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的身份回到我出生的馬來西亞城市，這說明了現代澳大利亞的一些特徵。這也說明了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因為就其核心而言，外交政策是國家價值觀、國家利益和國家認同的體現。因此，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從我們是誰開始。”
黃英賢提到：“澳大利亞擁有2500萬人口，其中有100多萬人宣稱有東南亞血統。我的馬來西亞血統是澳大利亞目前至少有270個血統的人之一。而且，我並不是唯一一個在馬來西亞出生的（澳洲）政府成員！（澳洲議會中）新當選的議員來自越南、老撾、印度、斯里蘭卡、阿富汗和其他地方。原住民議員的人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那些在澳大利亞生活過的人不會對我們的議會更加反映我們的現代多元文化社會這一事實感到驚訝。在這個社會中，我們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海外出生，或者父母一方在海外出生。”
黃英賢說：“你們中那些在澳大利亞生活過的人也會知道一些關於澳大利亞人的普遍情況。我們是好奇和樂觀的人，對我們周圍的世界感興趣。我們尋求旅行、探索、參與和理解。我們重視開放、機會、公平和尊重。我們是一個為我們的多元化遺產感到自豪的國家，一個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聚集在一起的國家，一個與世界上如此多的人民有共同點的國家。我們不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前殖民地，而是堅定地處於全球活動和事業的中心，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區的一部分。”
就對於澳大利亞來說，為何東盟的存在非常重要，黃英賢表示：“我們共享一個地區，我們共享一個未來。我們的地區正在被重塑，我們必須共同駕馭這個變化的時期。這是因為儘管我們可能有分歧，但我們都同意，我們希望生活在一個穩定、繁榮和尊重主權的地區。在那裡，爭端以國際法和規範為指導，而不是以權力和規模為指導。一個和平和可預測的地區。在那裡，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可以合作、貿易和蓬勃發展。我們的關係以夥伴關係和尊重為基礎。一個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秩序。”
黃英賢補充說：“澳大利亞致力於實現東盟中心地位。今天，我想花一些時間來談談這對澳大利亞意味着什麼。東盟中心地位的第一個要素是地理。這聽起來可能很明顯，但還有更多的內容。我們的大陸以印度洋和太平洋為界，東南亞在它們之間，連接這兩大洋，處於中心位置。我們與世界的聯繫是由東南亞大陸的輪廓，通過其群島和島嶼的周圍形成的。在這個地區發生的事情，以及通過這個地區發生的事情，對澳大利亞的未來具有戰略上的重要性。”
黃英賢說：“東盟中心地位意味着我們將始終在你們的安全背景下思考我們的安全。我們深刻理解它們之間相互關聯的方式。我們認為，澳大利亞必須在亞洲而不是從亞洲尋找安全。而這首先意味着，聚焦東南亞。我們知道，在一個規則——無論是管理貿易、海洋領域、環境還是軍事接觸都是明確的、相互協商的和一貫遵守的世界中，我們將永遠過得更好。為此，我們需要繼續一起並與其他國家建立聯繫，以幫助形成支持我們集體利益的結果。”
黃英賢說：“東盟對於圍繞共同的目標建立一致性已經至關重要。每周，在東南亞的某個地方，澳大利亞人和他們的東盟同行正在利用我們廣泛的對話和論壇網絡，在從反恐到氣候變化，從能源到教育，從網絡威脅到植物檢疫標準等問題上，把我們的集體利益和目的編織在一起。我希望看到更多這樣的情況。作為一個將本質上不同的國家聚集在一起的區域組織，東盟已經幫助帶來了秩序、安全和繁榮。”
黃英賢說：“正如你們尊敬的（新加坡學者）同事考西坎（Bilahari Kausikan）所說：如果東盟不存在，我們將不得不發明一個非常像它的東西來維持和平。東盟用基於規則的方法來管理其不同成員國之間的關係是它的優勢之一。因為東盟將區域利益作為每個成員國的國家利益的一部分。而且，東盟吸引了所有區域大國與它作為一個實體和其成員國進行接觸。這是東盟的核心力量。這使東南亞地區團結起來。”
黃英賢說：“作為一個實體，東盟是不可缺少的。我認識到東盟在創建《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方面的深刻貢獻，以及東南亞國家影響《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進展的工作。這些協議幫助塑造了區域和全球秩序——我們今天的遺產。所有這些優勢：東盟對不同國家的代表，如何放大他們的聲音，平衡大國利益——共同構成了東盟掌握地區中心的方式。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東盟國防部長擴大會議都是這種區域參與的結構。不是為了解決所有的問題，而是為了給那些在該地區有合法利益的國家提供空間，以促進戰略平衡。所有尋求與該地區合作的國家都有責任與東盟並通過東盟進行建設性接觸——包括大國在內。”
就東南亞地區所面臨的挑戰，黃英賢說：“恕我直言，我想引出幾個當代對東盟中心地位的挑戰。首先是緬甸問題。緬甸的軍事政變逆轉了多年來該國在民主、經濟和發展方面的成果。而軍政權繼續對其人民實施可怕的暴力。澳大利亞敦促結束暴力，並開放人道主義援助的通道。我們呼籲釋放那些被不公正地拘留的人，包括澳大利亞教授特內爾（Sean Turnell）在內。我們呼籲進行包容性對話，以支持緬甸和平回歸民主。毫無疑問，緬甸的危機正在破壞區域安全和穩定。澳大利亞支持東盟試圖恢復對話，與緬甸的民主聲音接觸並結束暴力。我們強烈支持東盟緬甸問題特使的工作。我們呼籲該政權尊重東盟的作用，毫不拖延地執行東盟‘五點共識’。最近幾周，我在該地區就局勢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對緬甸軍方缺乏參與的挫敗感顯而易見。”
黃英賢強調：“另一場危機在更遠的地方發生，但對東盟和東南亞地區有直接影響。通過入侵烏克蘭，俄羅斯也在攻擊國際秩序的規範。入侵是無端的，是非法的，是不道德和不人道的。它給無辜者帶來了死亡和痛苦。它加劇了全球饑餓，破壞了糧食出口，提高了能源價格，增加了化肥成本，導致全球糧食價格飆升。俄羅斯對海港的封鎖擾亂了烏克蘭的生長季節和出口農產品的能力，這意味着數百萬噸的產品無法進入全球市場——對包括東南亞在內的許多國家的糧食安全造成了嚴重後果。”
黃英賢說：“我注意到，東南亞地區的許多人已經開始將這一事件視為不是什麼遙遠的衝突，而是對該地區友好合作條約的原則的危險打擊。我認識到新加坡對俄羅斯的制裁標誌着其支持這些原則的決心，以及八個東南亞國家決定在聯合國大會上與全球大多數國家一起譴責俄羅斯的入侵。我注意到柬埔寨首相洪森提出的歷史比較。”
黃英賢說：“俄羅斯的行動是一種斷言——‘強調即正義’。一個大國有權入侵和征服一個較小的鄰國，決定另一個國家是否能夠存在。我們都同意，這種行為絕不能被正常化。特別重要的是，在國際論壇上發揮領導作用的國家，以及對俄羅斯有影響力的國家，要發揮其影響力，結束這場戰爭。這包括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一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並與俄羅斯建立了‘沒有止境夥伴關係’。發揮這樣的影響力將對在我們自己的地區建立信心大有裨益。”
黃英賢說：“目前的情況讓人想起澳大利亞前總理基廷（Paul Keating）的一句名言，你們都知道他對東南亞地區有深厚的感情。許多年前，他曾設想過：‘隨着（中國）......逐步發揮更大的領導作用，其同時需要願意接受並尊重對其使用巨大力量的限制，因為大國接受這種限制是任何成功和持久的國際秩序的關鍵’。”
黃英賢補充說：“最近，你們的總理（李顯龍）觀察說：‘為了使其國際影響力超越......軍事力量，中國需要以克制和合法的方式發揮這種力量’。東南亞地區和世界現在正在關注北京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行動。但是，隨着其戰略拓展的加強，在其地區行動方面也是如此。李總理和基廷先生提到的那種克制將給該地區和世界帶來更大的信心。無論北京選擇展示什麼樣的領導力，我們都有自己的選擇，也有自己的作用需要發揮。”
黃英賢表示：“在一個由大國主導的舞台上，我們不僅僅是全球地緣政治大戲的配角。我們所有國家都有責任創造我們所渴望的那種地區：一個穩定、和平、繁榮和安全的地區。我們所有國家都應該共同努力，堅持我們的決心，維護支撐我們增長和穩定的規則和規範，這些規則和規範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無論大小。我們所有國家都應該努力實現本地區的戰略平衡。同樣，東盟處於這一當務之急的中心。”
就澳大利亞對東南亞地區的貢獻，黃英賢說：“澳大利亞有幸成為東盟的全面戰略夥伴，這使我們有更大的責任為這種平衡作出貢獻。我們正在這一夥伴關係下深化我們的合作，在共同關心的領域，如應對氣候變化、建立健康安全和推進《東盟印太展望》。澳大利亞長期以來一直為該地區的安全做出貢獻，包括通過我們歷史最悠久的地區安全機制——與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五國防務安排’（FPDA）。這些安排使澳大利亞與英國和新西蘭一起承諾，在馬來西亞或新加坡受到武裝襲擊時進行磋商。”
黃英賢說：“長期以來，作為區域安全合作不可或缺的支柱，我們正在通過這些安排擴大在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反恐和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我們與新加坡在雙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下共享的培訓、交流和情報合作的深度加強了這一點。我們與印度尼西亞擁有世界上最長的海上邊界，需要大量的合作——無論是在邊境保護、打擊跨國犯罪和人口販運方面，還是在管理我們共同的海洋資源方面。我們知道，解決我們的共同挑戰超越了我們的共同邊界。”
黃英賢說：“我國政府已經明確表示，我們打算加強與太平洋島國的國防、海事和經濟合作。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面——在整個印太地區努力建設我們想要的地區。我們將努力為我們在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合作牽線搭橋，以應對共同的挑戰。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多——我們可以尋求新的夥伴關係和安排，也有助於實現這些目標。我們認為四方安全對話（Quad）與東盟和其他區域架構一起工作，加強我們與東南亞國家的共同利益。這就是為什麼我國總理和我在當選後立即前往東京參加四國領導人峰會的原因。我們知道，與我們的盟友美國、日本和印度的密切協調給該地區帶來了真正的好處。諸如新冠疫苗，對氣候變化的協調行動，對基礎設施需求的回應，以及分享增強和透明的數據以提高整個印太地區的海洋領域意識等好處。”
黃英賢表示：“在《東盟印太展望》的原則指導下，我們將這些地區大國視為合作夥伴，幫助維持和建立我們所尋求的地區秩序。這種秩序是以戰略平衡為框架的，在這種平衡中，各國並不被迫做出選擇，而是可以作出自己的主權選擇，包括對其結盟和夥伴關係的選擇。因此，澳大利亞向我們的盟友尋求以核動力潛艇的形式增強防禦能力，這不應該是什麼了奇異的事情。這在我們的地區並不是一種新的軍事武器——其他印太國家已經擁有核動力潛艇，並且已經運行了幾十年。而且有些國家擁有戰略核潛艇。”
黃英賢說：“讓我強調，澳大利亞的潛艇將是核動力的，而不是核武裝的。澳大利亞不打算獲得核武器。我們知道，在獲得這些潛艇的同時，我們有責任加強全球核不擴散機制。我們將以透明的方式進行，並與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合作。事實上，我在本周早些時候會見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總幹事。而且，隨着我們的進展，我們將向我們的主要合作夥伴通報情況。因此，對澳大利亞來說，東盟的中心地位並不意味着只有東盟。但它確實意味着我們的東盟夥伴可以依靠澳大利亞來理解和尊重東南亞國家的利益。”
就東盟在經濟領域的中心地位，黃英賢表示：“東盟中心地位對澳大利亞的另一個方面是經濟。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將繼續對我們的繁榮至關重要，就像它們對你們一樣。但是，在任何經濟互補性與增長潛力的匹配中，澳大利亞在未來三十年最大的貿易和經濟機會在於東盟地區。目前，澳大利亞與東盟的雙向貿易已經超過了我們與日本或美國的貿易，價值超過1000億澳元。《東盟-澳大利亞-新西蘭自由貿易協定》（AANZFTA）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以及與個別東盟成員的雙邊貿易協定，為進一步增長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幾周前陪同阿爾巴尼斯總理（Anthony Albanese）和我前往印度尼西亞的商業人士代表團是一個明確的信號，即澳大利亞希望擴大這種經濟關係，深化與東南亞的貿易和投資關係，並且我們的商業界對這些機會充滿期待。”
黃英賢說：“在新加坡，我們有開創性的舉措，如《澳新綠色經濟協議》。一旦我們在今年敲定該協議，它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政府對政府的協議，在我們經濟去碳化的過程中推動貿易、經濟和環境合作。而我們的私營部門正在採取有希望的步驟。澳大利亞可再生能源公司陽光電纜（Sun Cable）公司正在推進一個項目，建造一條從達爾文到新加坡的4200公里長的海底電纜，以提供由澳大利亞北部地區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農場所產生的可再生電力。”
黃英賢說：“這就是我們需要的雄心壯志，以面對氣候變化的挑戰，並為東南亞地區建立一個更繁榮的未來——由更清潔和更便宜的能源驅動。我們將通過實施東盟經濟戰略，為我們在該地區的經濟聯繫帶來更多的動力，為澳大利亞企業和投資者在東盟的主要市場上規畫當前和未來的出口和投資機會。我們承諾通過額外的4.7億澳元的官方發展援助來加強東南亞主要國家的發展目標，這將是對這一承諾的支持。澳大利亞政府將通過在我的部門中設立東南亞辦公室來整合這些工作，以便在各部委、各州和關鍵部門之間進行合作。”
演講最後，黃英賢談到：“當然，即使有了這些更深入的接觸，澳大利亞也不會總是同意個別東盟國家的政策或行動——就像你們不會總是同意對方一樣。但是，東盟的中心地位意味着我們絕不會輕易或不經意地這樣做。只要有可能，我們就會與我們的個別夥伴討論這些分歧，或者在必要時，與你們所有國家集體討論。這是因為我們認為我們的未來是聯繫在一起的，甚至比我們共同的過去更加緊密。這讓我想到了東盟對澳大利亞的中心地位的最後一個方面，那就是我們的歷史關係。”
黃英賢說：“當我陪同阿爾巴尼斯總理進行首次雙邊海外訪問時，我們還訪問了（印度尼西亞東部最大的城市）望加錫。在那裡的大學裡，總理講述了澳大利亞大陸與世界之間最早的已知貿易聯繫的故事。這些聯繫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紀初，遠遠早於歐洲人在澳大利亞的定居。每年，來自望加錫的商人都會前往澳大利亞大陸，向阿納姆地的約恩古人（Yolngu）尋求海參（trepang）。二戰結束後，澳大利亞終於建立了自己的外交部門，東南亞國家也擺脫了長期的歐洲殖民統治，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在東南亞受到了首次考驗。我們支持印度尼西亞的獨立運動，而不是支持回歸的荷蘭政府——在蘇加諾總統於1945年8月宣布印尼獨立後，我們是第一個與他接觸的外國國家。”
黃英賢提到：“當印度尼西亞於1949年12月27日正式獨立時，澳大利亞在同一天承認了印度尼西亞的國家地位。在印尼－馬來西亞對抗（Konfrontasi）期間，我們支持馬來西亞的成立。1965年新加坡獨立時，我們是第二個承認該國的國家。今年，我們慶祝澳大利亞與柬埔寨、老撾和泰國建交70周年，明年慶祝與越南建交50周年。1974年，我們成為東盟的第一個對話夥伴。我們與印度尼西亞合作解決了柬埔寨的和平問題。”
黃英賢表示：“如果沒有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和其他東盟成員國的合作，亞太經合組織就不會成立。因此，澳大利亞一直站在東南亞歷史的正確一邊。我並不是澳大利亞歷史上第一個認識到我們與東南亞關係重要性的外交部長。但我是第一個作為來自東南亞的澳大利亞外長作出這些聲明的人。我希望，我們共同的歷史將有助於把我們的未來聯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