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Jake Sullivan) 應邀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2024年年會發表了講話。沙利文在講話中表示，“我相信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這個時代的特點是說起來簡單，但現實卻非常複雜，那就是相互依存時代的戰略競爭。大國之間相互依存程度很深，但同時也存在競爭。這就是我們所處的世界”。他指出，對美國來說，“這意味着投資於我們自己，投資於我們的盟友，這樣我們才能有效地競爭，同時也能為影響我們所有人——無論是朋友還是競爭對手的世界性問題找到解決方案”。
沙利文在講話開始時說道：“我很感謝今天有機會在這個極其複雜的時刻講幾句話。我想，每一個在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領域擔任要職的人都喜歡說，他們所處的時期是近代史上最複雜、最困難的時期。但就我們而言，事實確實如此。所以，我們只需說明其原因即可。你們知道，本論壇在1971年成立後的頭二十年，正是冷戰時期。柏林牆倒塌後，在大約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世界主要大國似乎都在圍繞着一個單一的國際秩序概念而聚合。我們將昔日的競爭對手納入我們的國際經濟機構，並打賭這將加速和鞏固這種融合”。
沙利文說：“當今，我們正處於一個新時代的初期。大國之間的相互依存程度比冷戰時期任何時候都要高得多。但是，我們也在激烈競爭我們想要建設的世界類型。這是一個充滿顛覆性變革的時代。這其中有些是積極的，因為各國找到了利用技術、促進發展和加深彼此聯繫的新方法。但其中也有一些是消極的，因為危險的行為體在考驗我們不斷發展的國際體系的極限。我甚至偶爾聽到有人把它與20世紀30年代相提並論。但我深信，我們永遠不會註定重複過去，從一個時代進入另一個時代，我們有義務也有機會作出更明智的選擇”。
沙利文說：“因此，面對赤裸裸的侵略，我們並沒有退縮。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下，我們正在動員全球反擊。我們正在開展密集而積極主動的外交活動，以處理我們最重要的關係。我們正在投資於我們國家的力量源泉以及我們盟友和夥伴的力量源泉。我們沒有放棄國際經濟體系，而是使之適應當今和未來的挑戰。我們正在積極競爭，以塑造國際體系的未來。這就是大背景。我想和大家簡單談談這些努力，以及為什麼我對未來和我們應對當今時代主要挑戰的能力保持樂觀：在相互依存的時代進行戰略競爭”。
沙利文說：“讓我帶你們回到兩年前的今天，當時普京在烏克蘭邊境集結了18萬士兵，三麵包圍了烏克蘭。他期待着速戰速決，期待着向基輔派遣坦克縱隊，推翻烏克蘭民選政府；期待着削弱北約，恢復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但他低估了烏克蘭人民。兩年來，在以美國為首的50多個合作夥伴聯盟的支持下，烏克蘭人民始終堅定不移地與一個經濟總量十倍於自己、人口三倍於自己、軍事力量一度位居世界第二的敵手作鬥爭。兩年後，普京不僅未能實現其征服烏克蘭的帝國主義企圖；他的入侵還加強了烏克蘭的主權——這正是他試圖抹殺的主權——並增強了他試圖削弱的北約的決心。事實上，雖然他試圖削弱北約，但他的行動反而壯大了我們的隊伍”。
沙利文說：“勇敢的烏克蘭士兵奪回了俄羅斯在衝突開始時佔領的一半以上領土。去年冬天，他們擊退了俄羅斯的進攻企圖，今年冬天，他們正在擊退俄羅斯的進攻。他們嚴重削弱了俄羅斯黑海艦隊的實力，大大增加了烏克蘭通過黑海的出口。他們給俄羅斯軍隊造成了嚴重損失，摧毀了數十年來建立起來的主要軍事力量。在這一切中，烏克蘭進行了經濟改革，加強了自己的國防工業基礎，並加速了與西方的融合。當然，戰鬥還沒有結束。俄羅斯在前線布下了密密麻麻的雷區，使烏克蘭更難在領土上取得重大進展。在中國的幫助下，普京正在調動俄羅斯的國防工業基地，將國家經濟置於戰時基礎之上。俄羅斯正在從朝鮮和伊朗尋求更多武器，這違反了莫斯科自己投票通過的多項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沙利文說：“但是，正如澤連斯基總統與拜登總統所討論的那樣，正如布林肯國務卿和我今天早些時候與他所討論的那樣，烏克蘭人民已經為未來的鬥爭做好了準備。美國和我們的夥伴將繼續與他們站在一起。我們正在擴大對烏克蘭軍隊的培訓。我們正在努力爭取兩黨對必要資源的支持，以便向烏克蘭提供所需的武器。我們正在加強我們自己的國防工業基地，同時不讓俄羅斯獲得它需要的關鍵投入。我們還在創新——這一點至關重要——與我們的合作夥伴，特別是私營部門合作，幫助烏克蘭解決不斷變化的戰場所面臨的關鍵技術挑戰，如電子戰、無人機和排雷”。
沙利文說：“我們將在制裁的基礎上再接再厲，確保即使不可持續的戰爭開支掩蓋了潛在的弱點，俄羅斯的經濟成本也會繼續增加。我們將繼續支持烏克蘭的外交努力，以實現公正持久的和平，按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保護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因為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如果允許侵略者用武力奪取鄰國的領土而不付出代價，會發生什麼：他們會繼續這樣做”。
沙利文說：“我們還努力動員國際社會應對中東新的侵略。在紅海，伊朗支持的胡塞叛軍不計後果的襲擊，包括使用反艦彈道導彈，威脅到世界上最重要水道之一的航行自由。在近30次襲擊中，有50多個國家受到影響。上周，美國和英國在澳大利亞、巴林、加拿大和荷蘭的支持下，打擊了胡塞武裝在也門用於策畫和發動這些襲擊的一些目標。在採取這一防禦行動之前，由美國牽頭，44個國家進行了廣泛的多國協調，譴責胡塞武裝的襲擊，聯合國安理會也通過決議譴責這些襲擊”。
沙利文說：“我們不是在尋求地區衝突。遠非如此。通過穩固的威懾和堅定的外交相結合，我們尋求阻止衝突的蔓延，並為緩和衝突創造條件。我們的方針現在是、將來也仍然是着眼於實現該地區更大的一體化和穩定。早在10月7日之前，美國就深入參與了為巴勒斯坦人民爭取政治前景的努力，其中以色列的安全得到了保障。我們判斷，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直接談判不太可能取得成功，而這種談判以前曾多次失敗。我們決定，最好的辦法是努力達成一攬子協議，其中包括以色列與主要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正常化，以及有意義的進展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前景”。
沙利文說：“這是我們在10月7日之前的目標。10月7日，哈馬斯越過邊界進入以色列，惡毒屠殺了1200人，劫持了200多名人質，然後轉身逃走，躲在無辜平民的背後，發誓要將10月7日不斷再犯。這就是以色列正在面對的現實——一個選擇無辜平民社區作為戰場的堅定的恐怖主義威脅，至今仍扣押着100多名人質，情況十分危急，而且還在不斷惡化。這絲毫沒有減輕以色列的責任，即以維護國際人道主義法的方式開展行動，並遵守區分恐怖分子和無辜平民的道德和戰略必要性。每一個無辜的生命——無論是巴勒斯坦人還是以色列人都是神聖的，理應受到保護。美國將繼續與世界其他國家合作，確保人質獲釋，確保巴勒斯坦人民獲得他們作為人所迫切需要和應得的食物、水、藥品和安全”。
沙利文說：“在應對這場危機的同時，我們正積極尋求與地區夥伴實現正常化和一體化的途徑。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我們日復一日地共同努力，思考衝突後的未來可以是什麼樣子，應該是什麼樣子。一個加沙不再被用作恐怖活動平台的未來。一個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能夠和平共處、巴勒斯坦人擁有自己的國家、以色列的安全得到保障的未來。我知道，在這個充滿憤怒、痛苦和不確定性的時刻，這很難想象。但這確實是為所有人提供和平與安全的唯一道路。更重要的是，它並非不切實際。它可以實現。如果我們齊心協力，作出明智而大膽的決定，選擇這條道路，那麼實現這一結果的條件就已經具備——而且不是多年以後，而是在近期內”。
沙利文說：“在我們處理烏克蘭，烏克蘭和中東不斷發展的危機的同時，我們也在處理世界各地的重要關係，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美國正在多個層面與中國競爭，我們對此毫不諱言。但我們並不尋求對抗或衝突。我們正在尋求負責任地管控這種競爭，加強外交以減少誤判的風險。就在去年11月，拜登總統和習主席在加利福尼亞州伍德賽德會面時，我們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同意重啟緝毒合作。從那時起，北京實際上已採取積極措施，阻止用於製造芬太尼的前體化學品的流動，我們希望並需要看到這種進展繼續下去”。
沙利文說：“我們還同意恢復軍方之間的溝通，並已為此採取了措施。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剛剛與他的（中方）對等官員進行了通話，這是他任職以來的首次，也是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的首次。這不僅有利於我們的關係，也有利於地區和全球穩定。這將有助於減少意外衝突的風險。美中兩國將共同啟動新的對話，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和管控人工智能的風險”。
沙利文說：“我們在做這一切的同時，也在對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合作夥伴進行投資，以便我們能夠繼續有效地競爭。我們通過具有歷史意義的立法振興了我們自己的工業和創新基礎，同時尋求應對北京不公平的經濟行為。我們在印度-太平洋和歐洲為我們的聯盟和夥伴關係注入了活力，坦率地說，這在幾年前是難以想象的：啟動了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提升了四方安全對話（Quad）的地位；與越南、菲律賓和印度簽訂了新協議；與日本和韓國簽訂了歷史性的三邊協議；與太平洋島國舉行了兩次峰會”。
沙利文說：“我們與七國集團（G7）的夥伴們齊聚一堂，商定了集體步驟，以降低我們的經濟風險，實現多樣化，擺脫戰略依賴，而不是脫鉤。我們還與盟友和夥伴一起，強調了維護台灣海峽兩岸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與此同時，我們在保護關鍵技術方面所採取的有針對性的、狹義的措施是透明的、直截了當的。我想花一分鐘談談這個問題——因為技術競爭是全球性的。在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裡，它有可能助長更廣泛的解體趨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正在努力將各國和各公司聚集在一起，為新興技術制定高標準，並確保可信的數據自由流動”。
沙利文說：“我們還與其他國家合作採取措施，用我們所說的‘小院高牆’（策略）來保護基礎技術。現如今，軍事優勢取決於能否獲得關鍵技術，其中一些技術是商業和軍民兩用的，如先進半導體。簡而言之：我們的戰略競爭對手不應該利用美國的技術來破壞我們或我們盟友和夥伴的國家安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已經採取了措施，對令人擔憂的特定技術對外投資進行監管。我們對出口實施了精心定製的限制，重點是先進的半導體製造工具、超級計算能力和最先進的芯片，這些對於包括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高超音速導彈和自主武器系統在內的一系列軍事平台至關重要。主要盟國和合作夥伴也紛紛效仿，根據各自的關切採取行動”。
沙利文表示：“我想明確一點：這些有針對性的措施不是技術封鎖。它們並不尋求，事實上也沒有限制更廣泛的貿易和投資。事實上，在我們幾個月前，去年10月剛剛發布的半導體規則中，對商業芯片有廣泛的例外規定，這種芯片有助於推動經濟進步和增長。我們的目標是確保下一代技術有利於而不是不利於我們的安全和民主。去年春天，我在布魯金斯學會談到拜登總統為應對他上任時面臨的經濟挑戰所做的工作：近幾十年來，美國的GDP實現了穩健增長，但美國的中產階級並沒有廣泛分享到增長帶來的好處。我們的經濟政策沒有充分考慮到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在清潔能源轉型方面，我們的方法不夠迅速，也不夠雄心勃勃”。
沙利文說：“這些問題並非美國獨有。拜登總統上任時給出了一個簡單而有力的肯定答案。這個答案並不是要放棄將美國建設成為世界上最強大、最具創新精神的經濟體的要素，而是要重新發現這些要素。它始於投資，始於回歸美國的傳統，這一傳統貫穿了林肯的橫貫大陸鐵路、艾森豪威爾的高速公路和肯尼迪的登月計畫。正因為有了這樣的選擇，今天的美國是所有主要經濟體中復蘇最強勁、通脹率最低的國家。我們創造了近1400萬個就業崗位，包括遍布50個州的75萬個製造業崗位。實際工資正在上漲。我們已經連續23個月失業率低於4%，這是半個世紀以來的首次。在這樣一個論壇上，更引人注目的是：我們的合作夥伴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
沙利文說：“去年這個時候，有雜音稱，美國歷史性的國內投資將破壞全球經濟秩序，削弱我們的聯盟。現實情況是，世界各國都希望遵循我們制定的方案，而我們也希望幫助它們做到這一點：大膽投資、建設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增強工人權能、應對氣候變化。此外，我們還致力於確保我們的方法適用於所有人，包括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我們正與合作夥伴一起，動員更多私人投資來滿足發展需求，從目前的數十億投資增加到所需的數萬億投資。這就是我們去年與七國集團夥伴共同發起的七國集團的‘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PGI）的主要目標——其標誌性方法是沿着經濟走廊刺激增長”。
沙利文說：“我們還帶頭改革多邊開發銀行，為各國提供投資未來的可行選擇，包括那些尚未獲得所需和應得的低成本融資的中等收入國家。我們正在建立創新的新型國際經濟夥伴關係，包括‘印太經濟框架’（IPEF）和‘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APEP），因為我們的基本觀點是，國際經濟政策需要解決的是當今的問題，而不是50年前的問題。建設我們供應鏈的韌性。調動投資，大規模投資以實現有效的清潔能源轉型。確保數字創新的信任和透明度。在企業稅收方面停止競相逐低。打擊腐敗。推進以工人和工薪家庭的權利和福祉為核心的貿易政策”。
沙利文說：“作為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我的工作就是擔心。既要擔心我今天談到的事情——對此有很多話要說——也要擔心其他威脅，比如朝鮮。最後，我想談談我為什麼保持樂觀。首先，其他人越是試圖通過暴力和脅迫破壞國際體系，我們的盟友和夥伴就越是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這是普京等領導人似乎無法解決的悖論。其次，說到世界政治，地球上的人們更關心的是他們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而不是任何人的帝國野心或帝國計畫。因此，只要我們繼續專註於為人民提供全球價值主張——認真對待共同經濟增長、應對氣候變化、管理新技術和促進善治——我們的模式在全球仍將比侵略、脅迫、恐嚇或對抗更具吸引力”。
演講最後，沙利文總結道：“因此，我們將堅持到底，並期待我們的合作夥伴，包括在座的各位，繼續與我們合作，明確暴力破壞國際體系的行為不會得逞；繼續致力於外交，隨着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外交變得更加重要；採取必要的措施，引領技術和經濟增長的源泉，這將是自由社會成功和強大的基礎。世界政治中沒有什麼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掌握着自己的選擇。因此，我們應該拿出遠見、決心和共同的使命感，作出正確的選擇，塑造未來，造福我們的同胞和子孫後代。因此，感謝你們今天給我這個機會。我很高興能與（主持人）博格進行對話。謝謝”。
在隨後的問答環節中，活動主持人挪威前外交大臣布蘭德(Borge Brende)提問到：“我們在冷戰後有一個秩序，冷戰後秩序的基礎是法治、接受《聯合國憲章》。而這一秩序似乎不再是（當今的）秩序了。我們正在走向新秩序。因此，我們處於兩種秩序之間。您同意這一點嗎？或者說，我們是否有辦法從舊秩序中保留積極的一面，將其帶入新的世界秩序？我們怎樣才能避免新的世界秩序變得像叢林一樣重新生長，而我們寧可擁有基於國際法和原則的秩序，幾十年來這些秩序給我們帶來了繁榮和自由？”
沙利文回答說：“我想，也許這是我內心的老教師出來了——我認為這更像是時代的過渡，而不是秩序的過渡，但兩者算是表親關係。我之所以這樣區分，是因為我並不認為1945年後建立的國際秩序會被某種新秩序完全取代；它顯然會像1945年以來的幾十年間多次演變那樣演變。但我確實認為，我們正在以一種更加鮮明和獨特的方式進入一個新時代，這就是我在發言中談到的，我們——你知道，後冷戰時代已經結束；我們正處於新事物的開端。我們有能力塑造新的面貌。它的核心將是現有秩序的許多核心原則和核心機構，這些原則和機構經過調整，以應對我們當今面臨的挑戰”。
沙利文說：“這就是我在發言中試圖闡述的大部分內容。其中一些涉及地緣政治，並表明犯罪不會得到回報——也就是說，你將為我們所看到的俄羅斯等國的侵略行為付出沉重的代價。還有一部分涉及地緣經濟，以及我們如何建立或更新國際經濟秩序，以滿足勞動人民的需求，應對氣候危機，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PRC）這一主要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現實問題”。
沙利文說：“還有一部分原因是要讓那些在1945年後沒有發言權、但今天理應擁有發言權的國家擁有更大的發言權。非洲聯盟今年剛剛加入二十國集團（G20）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但是，是的，我相信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我認為，這個時代的特點是說起來簡單，但現實卻非常複雜，那就是相互依存時代的戰略競爭。大國之間相互依存程度很深，但同時也存在競爭。這就是我們所處的世界。對美國來說，這意味着什麼？ 從根本上說，這意味着投資於我們自己，投資於我們的盟友，這樣我們才能有效地競爭，同時也能為影響我們所有人——無論是朋友還是競爭對手的世界性問題找到解決方案”。
布蘭德談道：“謝謝您。一個更加多極化的世界，但一個沒有多邊主義和法律——國際法的多極世界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我們曾在歐洲嘗試過”。
沙利文說：“我認為，我們沒有理由不在我們當今面臨的重大挑戰上，大規模地提出全球性的問題解決方案。我們在應對新冠大流行時沒有做到這一點，但這可以為我們今後如何應對長期危機，如氣候變化和緊急危機：如中東目前發生的情況提供很多經驗教訓。我以樂觀的態度開始和結束我的演講，因為我認為，我們自己有能力決定是否挺身而出去做這件事。我們有這樣做的工具。問題是，我們是否準備將這些工具付諸實施？這是我們各國內部以及各國之間的政治意願問題。那些正在努力喚起這種政治意願的人需要團結起來，努力對我們在2024年面臨的巨大挑戰做出共同、一致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