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覆蓋了地球表面的72%。然而，不久的將來就會出現短缺。自古以來，水一直是生命之源。但在一些地區，水正變得稀缺，並在未來有可能成為衝突的根源。弗蘭克-加朗（Franck Galland），《戰爭與水，水資源——現代衝突中的關鍵戰略》一書的作者。這位歐洲的地緣經濟中水資源問題專家，在書中探討了水資源在過去衝突中的影響，以及它在未來幾年的重要性。和法廣同屬法國世界媒體集團的法國電視24台的專欄節目“經濟智慧”主持人日前採訪了弗蘭克-加朗，就與水有關的地緣政治進行了解讀。本次節目就介紹這次採訪。
問：弗蘭克-加朗你好，你能不能告訴我們，在軍事衝突中，關注有關水資源的問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弗蘭克-加朗：你好，對水資源的關注是以犧牲法國軍隊為代價的。因為1914年8月，法國部隊參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對軍事行動的考慮中，沒有納入吃用水的問題。我通過研究發現，很多士兵死亡是因為患上了細菌性痢疾和傷寒。在1914年9月至1915年5月間，估計有6萬5千名士兵，感染了這些疾病。所以自1915 年開始，民事和軍事當局開始思考，在現代衝突中，有關水資源的戰略重要性，並創建了多個相關的部門，如在1915年5月創建了軍事供水局，負責軍事衛生的副國務秘書處則在此之前一個月創建，在此之後，由於部隊進入實戰，供水系統才被提到了有效的位置上。
問： 在書中，你還提到自39年開始，德軍也非常關注供水問題， 尤其是在實施的閃電戰中，納粹確實考慮到了對後勤供水的需求。
弗蘭克-加朗：是的，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這是很明顯的。當德軍在1940年入侵法國的時候，突擊部隊配備了軍事地質學家，他們負責部隊供水系統的安全。當隆美爾在非洲沙漠展開戰役時，這些軍事地質學家中，有的是鑽井專家，有的是水處理專家，甚至那時就有了海水淡化專家，他們直接隸屬於隆美爾元帥。
問：那對盟軍來說也是同出一轍嗎？當他們44年在諾曼底登陸的時候。
弗蘭克-加朗：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是後勤系統出身。43年8月在魁北克召開的軍事會議上，選擇了在法國科唐坦地區登陸，預定的登陸人數為85萬人，15萬機動車輛，並通過對水文站點的識別，很快就為部隊配備了供水系統，這得益於法國抵抗運動組織，以及英國的一個秘密組織——在1945年解散，是和特別行動執行處類似的組織，收集到的情報，確保了盟軍登陸初期的安全，軍方找到很多的泉眼，並對其中的一些泉眼進行開鑽打井，就是到現在，有一些水井還在供水，它們確實是八十年前開掘的。
問：這些軍事設施轉向民用，以及一些國家有能力，或是想創建水利部門，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弗蘭克-加朗：比較有意思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打仗時沒有水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打仗時有水用；1945年到目前為止，打仗時用水資源作為武器，在革命戰爭中，有以弱對強，實力不對等的戰爭，（這一現象）可以在越戰中看到，直到最近可以看到用水資源作戰，利用水壩作為武器，而伊斯蘭國組織（daech）在佔領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上的水壩時，就是採用的這一戰略。
人們意識到了世界上（水）資源的稀缺，越來越多的水利部門取決於主權，國防和集體安全等問題，因此它隸屬於如內政部，甚至是國防部來管轄。
問：加朗，你在書中例舉了很多例子， 提到了新加坡，澳大利亞，以色列，摩洛哥，可在歐洲，為什麼沒有作出反應呢？
弗蘭克-加朗：（水）資源稀缺的情況，在西歐和北非，中東，中亞地區，印度半島以及中國西北部的差別是非常大的。在法國人均每年擁有的水資源，或是可再生水資源，大約有3200立方米。遠遠高於水資源重度短缺的標準。水資源重度短缺的標準是人均每年擁有可再生水資源1000立方米。另一方面，在剛剛我提到的國家和地區畫一條缺水對角線，從丹吉爾到中國西北部，中間經過如巴基斯坦，印度等核強國，有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水資源擁有，只達到人均每年500立方米的極度短缺，也就是說，那裡的生活將越來越困難，其中包括對日常飲用水，農業用水，工業用水，甚至是核能用水，因為為了給核能反應堆降溫，（那些國家和地區）需要水，大量的水。
問：在書中，你還援引眾多報告和研究的內容，引起對（水）資源短缺的注意，並明確指出這很可能會導致武裝衝突的發生。
弗蘭克-加朗： 非常有意義的是，2016 年11月22日聯合國安理會第一次討論了有關它（水資源）的安保和平議題。59位國家和政府的首腦應主席國塞內加爾的邀請，前往紐約討論這一議題。同時，特別有意思的是那些戰略對話組織，如上海合作組織和北約，越來越多地質疑水資源對政治安全不穩定的影響。很不幸的是現在到了一個的十字路口，在未來幾周或幾個月，特別敏感的新聞熱點，就是在埃塞俄比亞境內的復興大壩，要開始第二階段的蓄水。記得去年夏天，它灌蓄了 35億立方米的水，這次蓄水將達到135億立方米。數月前，第一次蓄水時，蘇丹提出抗議，埃及提出抗議。真讓人擔心的是，第二次蓄水會令抗議日 益增加，先是外交抗議，媒體抗議，但之後為什麼不會是武力抗議呢，而且非常明顯，埃及正在考慮的這一威嚇。
問：那很明顯的，是不是說水資源外交發揮不了什麼作用呢？
弗蘭克-加朗：客觀來說，有些水資源外交的例子完美地發揮了作用，這一點可以從塞內加爾河開發組織得到證明。這個組織在1972年，由（當時的塞內加爾總統）列奧波爾德-塞達-桑戈爾倡議建立，該組織有四個國家參加，它們之間相互合作，資助基礎工程建設，並分享塞內加爾河的資源。
但在有的地方（水資源外交）不起作用，或是失敗，那很有可能走向爭奪水資源的戰爭。這確實是河流流域機構沒有發揮其作用，例如尼羅河流域組織， 應該在埃塞爾比亞領土上建造水壩及蓄水等問題上，做得更好。此外還有很多問題，如中亞地區的問題，在那裡，90°/。的中亞人口合世界人口的42°/。，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20°/。；這些90°/。的中亞人口，主要依靠兩條河的水資源——錫爾河和阿姆河，國家也根據擁有的水資源分為水資源強國和水資源弱國，當資源強國不願意與資源弱國合作時，那就會出現剛剛說到的，可能發生衝突的狀況。
問：最後一個問題， 2022年將在達喀爾舉行的第九屆世界水資源論壇，屆時可以期待些什麼呢？
弗蘭克-加朗：有必要繼續提高國際社會對水資源戰略重要性的認識，這很簡單，因為這種資源的稀缺會導致政治和安保問題的出現。然後，這個論壇必須將技術置於關鍵問題的核心。你剛才提到新加坡和以色列，這兩個國家成功地解決了缺水的現狀，一方面利用海水淡化，另一方面利用廢水再處理技術，此外，也可以談論人工補給地下水，以及智能灌溉。
而且在技術之外，還有人——女性和男性，有技術工人，工程師必須達到最高水平，因為這些人是水資源的藍盔兵，是和平的戰士。每天，在阿爾及爾，在上海，在巴黎或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這些人參與減少水資源流失的工作，參與供水服務的連續性，這當然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