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即將迎來十周年，2010年的年末，肇始於北非突尼斯的一場突如其來的革命，迅速點燃幾乎整個阿拉伯世界，持續數月、空前規模的民主浪潮導致多國政權更迭，深刻改變地區面貌，影響延續至今。十年過去，當年的抗議者如何看待這場充滿希望的歷史事件？這場革命又對今天留下了什麼？本次專題，就介紹法新社署名讓 馬克 莫榮（Jean Marc MOJON）紀念文章：《激情十年後，阿拉伯之春還剩下什麼？》
有尊嚴的生活
突然升騰起的希望，廣袤無邊、迅速傳開，十年前，阿拉伯世界經歷了一系列不可思議的民眾抗爭浪潮，強大的自由氣息持續數月，結果卻難掩沮喪和苦澀，從被認為是堅不可摧的獨裁政權多米諾骨牌似的崩潰到恐怖主義聖戰分子的乘亂興起，中東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都處在這場地緣政治強震和餘波的衝擊中，這場在歷史書中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帶來的是非常複雜的結果，大多數令人失望，甚至多個國家與十年前運動初發時相比，現在的狀況更糟。
從突尼斯到也門、從埃及，利比亞到敘利亞，阿拉伯之春國家十年後情況各異，處境好的正處在脆弱改革中艱難前行，差的則重新恢復了專制體制，甚至陷入長年無休止的武裝戰亂中。然而儘管遭遇挫折，在阿拉伯之春運動八年後，蘇丹、阿爾及利亞、伊拉克和黎巴嫩先後再次發生系列民眾抗爭也顯示，這一民主運動燃起的火焰似乎尚未熄滅。
家庭背景有埃及和敘利亞淵源的黎巴嫩作家、翻譯家莉娜·穆尼耶（Lina Mounzer）認為，革命以來，地區的“現實敘事”發生了某些改變。她說，“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民眾以同一個聲音呼喊、要求獲得有尊嚴的生活更加崇高和令人感動”。革命向人們證明了 “人們有可能反抗最惡劣的專制、有足夠的勇氣面對整個軍隊。”
作者在此回顧“阿拉伯之春”運動的導火索：一位突尼斯年輕的街頭小販穆罕穆德 布瓦吉吉不堪警察欺壓重負在2010年12月17日自焚抗議，這一悲劇事件在當時正新興起的網絡社交迅速傳開，絕望的抗爭行動引髮長期忍受高失業、高物價和官方腐敗之苦的突尼斯民眾怒火，示威抗議和衝突蔓延全國，在布瓦吉吉醫治無效1月4日去世十天之後，執政23年的突尼斯總統本·阿里逃亡沙特阿拉伯，成為第一個在街頭運動壓力下下台的國家元首，本 阿里2019年死在沙特。
此後數周內，民主示威從突尼斯蔓延至埃及、利比亞、也門... 次年1月25日、在阿拉伯世界最大城市開羅的街頭示威起，整個抗議風潮被開始冠以“阿拉伯之春”之名。2月11日，在埃及空前的示威浪潮壓力下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宣布下台，結束了他長達30年的統治。當時，在電視新聞頻道中反覆播放的那些充滿了希望和欣喜氣氛的事件鏡頭，傳遞出一個強烈的信息，即：一切皆有可能！中東政治宿命論就此被打破。
埃及著名作家蘇埃夫（Ahdaf Soueif）在《衛報》上寫道：“看今晚埃及的街道，人民看到的是希望。”長期遭受壓迫的沉默大眾決心要推翻包括最牢固的獨裁統治。“滾開”、“人民要政府下台”的口號在各國洶湧的抗議中被反覆呼喊，也強化着各國運動的同生共命運。這些口號喊出了成千上萬阿拉伯人對變革和自由的強烈渴望，代表了一代人的吶喊，在此之前民眾沒有意識到自身的力量，自呼喊口號中人們擺脫了恐懼， 一種新的模式也在地區出現，作者寫道，這是一種基於集體認知的、打破了暴君不可摧毀的陳舊固念、認識到地區的改變也可能來自於內部，而不僅僅決定於全球地緣政治的博弈。
穆尼耶今天仍然記得在革命早期對人們擺脫了“阿拉伯敗退”感的深刻體會，她向法新社說， “我們過去以為阿拉伯人懶於、倦於反抗壓迫、甘心接受專制統治是根源於我們已經因殖民奴役和西方干預而塑形固化”。
伊斯蘭與民主
她說，“在穆巴拉克宣布下台的那個晚上，我高興地哭了。難以置信埃及人民會如此勇敢和美麗。那似乎是展現了一個新時代的曙光”。
著名的沙特記者和持不同政見人士賈馬爾·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他2018年10月在伊斯坦布爾遇刺前六個月曾表示，阿拉伯之春運動徹底結束了有關阿拉伯與民主不相容的成見。他說 “由於阿拉伯之春，關於伊斯蘭與民主之間關係的辯論告以結束。”
共有五個獨裁者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中被推翻，除了最初的本·阿里、穆巴拉克之外，還有此後下台的利比亞總統卡紮菲、也門總統薩利赫、以及八年後被推翻的蘇丹總統巴希爾。他們在位統治時間累計長達146年，而這些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紛倒台獨裁者在運動開始之初、形勢跌蕩變換的頭幾個月中還似乎是堅不可摧。
“阿拉伯之冬”-
然而備受期待的“春天”尚未到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甚至“阿拉伯之春”一詞在這個地區已很少被使用，而更多被以“反抗”和“革命”來取代，並且很快對運動就有了更加反義的用詞，比如美國學者諾亞·費德曼（Noah Feldman）的著書，名為“阿拉伯之冬”，加拿大學者邁克爾·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同樣以“悲慘的失敗”描述這段歷史。
除了被認為運動唯一取得勝利的突尼斯，其他阿拉伯之春國家在政府被推翻後的政權真空並沒有被街頭要求民主改革派填補，更糟的是多國出現持續混亂和武裝衝突。
在埃及，2012年首位民選總統、代表伊斯蘭勢力的穆希遭遇部分抗議者的激烈反對，上任不到2年即遭軍方政變推翻，埃及再度陷入高壓統治。軍人出身的塞西正在重建的是一個堪比穆巴拉克時期的專制政權。
對於埃及作家艾哈達夫·蘇埃夫（Ahdaf Soueif）來說，2011年2月那些激動人心的日子已成遙遠的回憶、海市蜃樓。她說，“我從未想象過我的侄子阿拉丁·阿卜杜法塔赫今天會被關進監獄，民眾前所未有的貧窮，甚至埃及成了年輕人極力想要離開的土地。”
在2011年唯一發生大規模抗議活動的海灣君主制國家巴林，在沙特的支持下，抗議被暴力鎮壓，沙特並大量向民眾發放巨額現金，以阻止抗議運動蔓延。而摩洛哥當局則通過“外觀改革”和秘密司法施壓成功遏制了2011年2月20日的運動。至於利比亞，革命讓國家史無前例的更加分裂、更易受到外國干涉，阿拉伯半島最貧窮國家的也門也陷入一場地區爭奪的內戰之中。
敘利亞悲劇
敘利亞的經歷最為痛苦，民主抗議已變成無情的衝突。總統阿薩德沒有成為多米諾骨牌下台中的一個，而代價是敘利亞持續的戰亂、超過38萬人喪生、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淪為難民。
曾是敘利亞著名的反阿薩德事件：“德拉塗鴉”參與者之一的薩瓦希那（Mouawiya Sayasina）2018年曾向法新社說，“我為當時的作為感到自豪，但我從未想到我們會變成這樣，政權會如此地摧殘我們”。
美國作家兼記者羅伯特·沃思在他的名為《政權之怒》的著作中說，“示威中的非暴力哲學很快在利比亞、敘利亞和也門的戰場上消失了”，當2014年巴格達迪宣布自己成為規模堪比英國的聖戰組織的“哈里法”時，伊斯蘭國組織ISIS出現並發展到頂峰，其勢力蔓延至伊拉克和敘利亞。
ISIS在網絡上傳播極端暴力，招募聖戰士，在世界各地發起恐怖攻擊，最終結束了西方最初對這場運動的熱情，他們將注意力轉向了對抗恐怖主義，而對威權政權的做法視而不見，因為此時威權政權再次成為了西方反對極端伊斯蘭主義的最後堡壘。
對於西方對阿拉伯之村的態度，作者寫道，奧巴馬執政下的美國為首的西方最初支持鼓勵示威者，但小心翼翼，避免直接干預，唯一的例外是對利比亞為阻止卡紮菲發動叛亂北約發起了一場有爭議的突襲。 費德曼在其《阿拉伯之冬春》一書中總結說，“阿拉伯之春主要的政治意義在於強調運動是阿拉伯人的運動、是他們自發行動、完全獨立地書寫的自己的歷史”。
但這一內在意志陷入了困境，十年後，阿拉伯之春更多顯示的似乎是失敗。然而運動的參與者艾哈達夫·蘇埃夫認為，現在對還在進行中的革命下結論還為時過早。和其他活動人士一樣，她反對將激進伊斯蘭勢力的興起與阿拉伯之春相關聯，她認為是“反對革命”的勢力助長了滋生極端主義的各種壓迫和貧窮。
隨着2018年以來，蘇丹、阿爾及利亞、伊拉克和黎巴嫩相繼爆發第二次抗議浪潮，令民主人士相信阿拉伯之春的影響猶在。倫敦大學亞非研究院教授阿迪布·穆加丹（Arshin Adib-Moghaddam）說，革命的灰燼下仍有火苗，示威最主要的訴求“一有機會就會像政治海嘯般爆發”。穆加丹是《阿拉伯革命和伊朗革命：今天的力量與抵抗》一書的作者，他說，中東各國人民為他們的政治和治理設定了新的標準，“任何一個沒有融入這一新現實的國家都必將面臨新反抗的威脅。”
總之，運動對地區帶來的變化深刻而不可逆轉。蘇埃夫說，在埃及“一場有關婦女權利和LGBT權利的社會革命正在興起中”。曾短暫參加過開羅解放廣場示威的埃及著名的小說家阿斯瓦尼（Alaa al-Aswany）說，“革命就像墜入愛河，它使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對於穆尼耶，她認為運動永久改變了的是人們的看法。“過去很長時間，世界都在試圖向人們灌輸集體主義是一個可疑的觀念，而個人主義代表着自由。但事實並非如此。” “尊嚴才代表着自由。”她說； “這是阿拉伯之春從最初的理想主義就教給我們、並證實給我們的..。我們將如何利用這一所學，埋葬它或用其做出建樹，有待於我們未來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