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星期日，盧旺達首都基加利陷入了沉寂，空蕩蕩的街道上，店鋪門臉緊閉，人行道旁停靠的紅色摩托車出租車消失，就連教堂的鐘聲也停止了。三十年前的同一天，一場種族滅絕大屠殺開始，持續近百日，八十萬盧旺達圖西族人和溫和派胡圖族人被屠殺。每年的四月七日，盧旺達人都會進入百日紀念期，在此期間，政府要求盧旺達人提醒自己是盧旺達人，而非圖西族或胡圖族人。
這場種族滅絕，說到底是盧旺達人之間的相互殘殺，三十年來，政府着重做的事，就是重建種族滅絕後意識形態，以“我是盧旺達人”來強化單一國家身份認同，淡化種族差異。那麼這種新意識形態的重建是否湊效了呢？近日，非洲《對話》雜誌發表長文，探討了相關問題。文章指出，這種統一的種族滅絕後意識形態重建遵循了執政黨盧旺達愛國陣線對該國歷史的重新詮釋。它將圖西族、胡圖族和特瓦族視為社會經濟分裂的一種形式，而非種族差異。 一些西方學者拒絕接受這種歷史觀。他們認為，種族問題一直是困擾盧旺達社會的基本問題。
文章作者，倫敦國王學院博士後研究員約納唐·貝羅夫（Jonathan Beloff）近年對盧旺達進行了兩次長時間的實地考察，特別關注了淡化種族身份認同，強化國家身份認同的“我是盧旺達人”國家意識形態在基加利新生代中紮根的現狀。他寫道：我參加了基加利日益壯大的24至35歲盧旺達中產階級的多次社交聚會。在與50名千禧一代和互聯網智能手機一代年輕人的對話中，我發現政府希望年輕人接受的 “我是盧旺達人”（Ndi Umunyarwanda）的意識形態是湊效的。他們不願意談及父母輩的分歧，而將自己視為盧旺達同胞。但盧旺達老一輩人仍然高度擔心種族緊張局勢重新擡頭。 盧旺達政府內部也有許多人擔心，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培育一個統一的身份認同，以徹底消弭製造種族屠殺的意識形態。
政府對駐紮在鄰國剛果（金）的解放盧旺達民主力量武裝組織的活動尤其敏感。這支由兩千人組成的武裝部隊中有許多被確認的曾經參與種族屠殺的罪犯。在基加利，剛果（金）東部暴力浪潮引發越來越多人的關注，盧旺達指控剛果（金）與參與大屠殺的解放盧旺達民主力量殘部合作，盧旺達擔心剛果（金）對這隻武裝力量的軍事援助將最終導致這個組織的政治合法化。它給基加利帶來的威脅並非軍事方面，因為基加利認為這隻部隊沒有足夠的戰略資源，戰術與行動力與盧旺達國防軍對抗。擔心更多的來自武裝組織成員發出的種族仇恨言論。
過去兩年，剛果（金）政府官員針對其境內一個少數民族巴尼亞穆倫格 (Banyamulenge)族的仇恨言論加劇了盧旺達方面的擔憂。巴尼亞穆倫格人從十四世紀起定居於剛果（金）南基伍省，他們因使用盧旺達語，而被剛果人視為剛果的圖西族人，儘管他們自己並不這樣認為，但由於盧旺達被指控參與了剛果（金）境內的軍事衝突，因此這個族群被剛果人視為盧旺達的滲透者而不斷遭到語言暴力，如剛果（金）教育部長穆欣多·恩贊吉（Muhindo Nzangi）和政府發言人帕特里克·凱特姆韋（Patrick Katembwe）都曾公開呼籲迫害巴尼亞穆倫格人。 盧旺達外交部長比魯塔表示，剛果官員的種族仇恨語言讓他想起了1994年種族屠殺開始之前種族滅絕肇事者使用的語言。來自剛果（金）的語言暴力令盧旺達當局感到擔憂，因為它與一直困擾盧旺達的族群對立模式相吻合。
盧旺達政府的許多成員，尤其是權力核心成員，不是曾經的種族滅絕受害者就是終結種族滅絕的戰鬥者，他們個人經歷中難以抹去的傷痕主導着他們對國家社會重建的渴望。他們擔心解放盧旺達民主力量所宣揚的胡圖族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捲土重來，使政府主導的重建盧旺達身份認同的多年努力毀於一旦。
法國世界報在一篇題為《種族滅絕三十年後，保羅·卡加梅將矛頭指向國際社會》的署名文章指出，即使盧旺達在過去三十年裡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源於那場屠殺的亂葬坑仍然在不斷被發現。基加利沒有忘記。 如今，這座首都以其秩序井然、無可挑剔的柏油馬路和修剪整齊的林蔭道而聞名，已成為五大湖區非洲國家非凡命運的櫥窗，是非洲大陸無與倫比的閃電式發展和經濟成功的象徵。給盧旺達帶來重生的人，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現年66歲，在位三十年，正在尋求七月中旬的第四個任期，正是他，作為盧旺達愛國陣線的領導人，於1994年7月在基加利掌權，結束了種族屠殺並追捕大屠殺責任人，三十年後，他重新點燃了吉索齊紀念館的聖火，那裡安息着在20世紀最後一次種族大屠殺中喪生的25萬受害者。卡加梅在長達半個多小時的演講中重申，種族滅絕的危險仍然是當下的問題，他說： “我們正在目睹一種類似於1990年至1994年期間普遍存在的冷漠。我們是否正在等待另外100萬人死亡？“
1994年後，“種族滅絕勢力在外部幫助下逃往剛果（金）。 他們在五年內發動了數百次襲擊。余部仍在剛果（金）東部（……）。 他們的目標沒有改變，他們的組織“解放盧旺達民主力量”沒有被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