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倒塌今年迎來30周年。為了慶祝這一頗具歷史意義的日子，德國舉辦了上百場各種各樣的慶祝活動。不過，與十年前柏林牆倒塌20周年的慶祝活動相比，今年的活動規模卻略顯遜色。
11月9日當天，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出席紀念活動時發出呼籲，要求歐洲國家“共同維護民主與自由”。總統施泰因邁爾也在當天表示：柏林牆雖已倒塌，卻出現了一道由沮喪、憤怒和仇恨搭建而成的新的城牆。這堵牆是無形的，卻仍然在分裂我們，阻礙我們凝為一體。如何看待柏林牆倒塌後的德國？獨立中文筆會副秘書長潘永忠先生接受了本台採訪。
法廣：柏林牆倒塌30年，德國舉辦了哪些紀念活動？
潘永忠：11月9日柏林牆倒30周年即將到來之際，柏林舉行為期七天的慶祝活動。這些慶祝活動已於11月4日拉開序幕。為此，德國首都柏林將於11月4日到10日舉行兩百多場活動，隆重紀念德國和平革命的成功和柏林牆倒塌。
法廣：您認為柏林牆倒塌30年以來，德國社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潘永忠：柏林「高牆」倒塌了30周年，意味著「二戰」後德國的分裂、東西歐的鐵幕，及東西方的冷戰，徹底的終結。
西柏林周圍的柏林牆形成了東西方的邊界。邊防人員，鐵絲網，地雷和自動射擊系統的護衛，使這個邊界設防幾乎無法克服。它是東西方衝突最可怕的標誌。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德國分裂標誌在1989年11月9日倒塌。11月9日與德國統一緊密相連。他還提醒我們成功的抵抗和公民的勇氣。
法廣：30年後的今天，德國東西兩邊為什麼依舊存在着較大的差距？這些差距具體有哪些體現？德國極右勢力近年來有所擡頭表明了什麼？
潘永忠：德國是世界第四大強國：2018年國內生產總值（GDP）39348.1億，人平均勞動生產率是$48264美元，是第16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世界第二位，而2018年的人平均勞動生產率只是介於墨西哥與土耳其之間，第68位，是$9608美元。
任何國家都存在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比如：德國一直存在“極右”、“種族主義”的問題，諸如極右勢力在德累斯頓市的影響力正不斷增加。德國今年第二季度生產值是負增長-0.1%，這就意味着經濟衰退。還有難民問題，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嚴重的衝突等。
我不認為這只是東西德的歷史遺留問題，儘管確實存在着歷史原因，德國政府通過這30年採取各種措施與政策修補，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中國的城鄉差異、東西地區差異、沿海與內地的差異等，半個多世紀都彌補不了。此外除了國家內部原因之外，今天動蕩不定的世界政治經濟，這些嚴峻的外部環境，同樣也加劇了德國國內的矛盾惡化，德國是這個世界一員，自然不可能與世隔絕，或者說杜門自絕，應該說這來自於多方面原因。諸如：中東問題、美伊衝突、美中貿易戰、美俄矛盾的不斷加劇與衝突等。
法廣：人們常說：突發的歷史事件往往帶有其必然性。您認為，是怎樣的必然導致了柏林牆的倒塌？
潘永忠：柏林牆的倒塌，體現了一個時代的浪潮洶湧。
1989年2月，波蘭團結工會取得合法地位後，劇變開始。其後擴展到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前華沙條約組織國家。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出現大範圍反對共產專制體制的抗議活動。這些也帶動了中國的八九民運春天，北京、上海、南京等各大城市從“反官倒反貪污”開始，逐步轉變為對自由民主的訴求。同時，波蘭團結工會在議會選舉中以壓倒性優勢擊敗執政黨波蘭統一工人黨。同月，匈牙利亦開始拆除其部分邊境設防，大量東德居民經由該國流入西德。這加劇了東德內部的不穩定情緒，萊比錫等地出現了大規模群眾示威，最終致使柏林牆倒塌，兩德合並。而蘇聯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這場劇變最終以蘇共亡黨、蘇聯解體告終，一般被認為標誌着冷戰的結束。1990到1992年間，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南斯拉夫各共和國相繼成為獨立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在1993年分裂。
是人類追求自由的意志難以阻擋！
一些統治者可以在一段時間內阻擋一些人對自由的追求，但是不可能永遠阻擋所有國民對自由的追求。柏林牆的倒塌說明，任何有形的人為障礙，都不能阻擋人類追求自由的意志。
柏林牆終將倒下的命運從它立起來的第一天起就已是定數。建牆者深深意識到，在與其敵對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競爭中，自身已經處於絕對不利的劣勢地位。不建立起這座用機槍守衛的高牆，不足以阻擋其被統治者們大規模地用腳投票。當磚石之牆建起來的時候，信念之牆已經倒塌。圍牆越多越高，越堅固，守衛的越嚴，說明自信越少，潛在的危機越大。
法廣：德國與中國同在1989年這一年經歷了柏林牆倒塌與天安門事件。這兩個事件分別在兩個國家？
潘永忠：我自己的觀點是三方面原因：
一是人的因素。無論是東德，還是前蘇聯等，民主運動的主體成員，有一大批是政權體制內的官員參與、及大批知識精英的積極參與，形成了能主導與掌控整個運動方向與態勢。而中國這方面嚴重缺失，相反也說明了中國統治者的頑固性與反動性，中共執政者是下令武裝鎮壓，而東德的、前蘇聯的執政者最終沒有下這樣殘酷的鎮壓命令。
二是宗教因素。西方的宗教，曾經是政教合一，就是後來政教分離，政權是不能管理與統治宗教，相反宗教一方面具備監督政權的職能，另一方面為社會運動提供場所，還能起到安全保護作用。而中國自古皇權凌駕於宗教之上。
三是時機問題。如果中國的八九民運推遲一年或者兩年的到來，有了東德、東歐、前蘇聯的榜樣，中國的民主運動就有了參照目標與榜樣，成功的概率會大大增強與增大。所謂的韜晦待時，或者說待時而動，這就是個機遇問題。不過中國的八九民運，還是為東德、東歐、前蘇聯提供了榜樣與經驗。
法廣：有觀點認為：柏林牆倒塌雖已三十周年，冷戰卻從來沒有結束，您是否認同此一觀點？
潘永忠：什麼是冷戰？按照“二戰”後提出“冷戰”的說法有兩個特徵：一是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二是這個世界處在核戰爭陰影下，即“沒有和平的和平”社會。
顯然，這個世界依然是專制獨裁政權與民主政權的對峙與並存，及嚴重的意識形態衝突與碰撞，從而帶動了軍備競爭與炫耀武力等，這就是明顯的“冷戰”又回來了，或者說從未離開過，只是“冷戰”的高潮與低潮的區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