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引發的大流行疫情目前如海嘯一般席捲着全球，所到之處哀鴻一片，引發極大的恐慌，已經有超過30 億人被禁足，規模前所未有。歐美國家在中國之後成了疫情的中心，雖然各國都拿出天文數字的巨額資金來度過難關，也難以阻止盤旋在全球上空的經濟蕭條陰影越來越濃的趨勢。如此嚴重的疫情為何發生在今天？疫情之後世界何去何從？都是引人深思的問題。
縱觀相關的討論和思考，有關全球化模式帶來的風險的質疑聲也最高。的確，全球化給人類帶來了不少經濟和物質上的好處，但同時也有助於病毒的迅速傳播，追逐經濟利益讓西方國家幾乎完全依賴於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的弊端凸顯，最突出的體現就是這次疫情中暴露出來的諸如口罩，醫療防護服和呼吸器等基本的物資和設施匱乏帶來的難題。全球化一夜間成了世界難以承受之重。這也讓不少國家開始進行反思，美國總統甚至提出“自力更生”的概念。不少分析都認為，冠狀病毒危機下，我們必須抓住機會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我們在本次節目中和大家分享一些相關的思考。
全球化最理想的“罪魁禍首“？
對於全球化問題，法國 « 世界報 »的經濟社論作者菲利· 埃斯康德(Philippe Escande) 在他的題為“冠狀病毒動搖這快樂全球化神話”的文章中指出，人類面面對殺傷力極強的流行病時，往往要試圖找出一個“罪魁禍首“來予以懲罰， 1348年法國爆發的黑死病期間，女巫們在猶太人和麻風病人的陪伴下被燒死。而冠狀病毒肆虐的今天，或許只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用“魔鬼”這個詞為疫情定義。但和中世紀一樣，實際上每個人都在尋找心中的罪魁禍首。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來說，答案顯然是中國人，對於其他人來說，答案就有很多，是環境污染，資本主義，極權主義以及大家早已習以為常的自由式的全球化......
而全球化無疑是最完美的嫌犯。通過鼓勵人員，商品和思想的傳播，也為病毒的大規模傳播鋪平了道路。作者指出，冠狀病毒首先在中國發威，而中國是幾十年來全球化的搖籃，更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這一點也沒有新意，在目前的資本主義和全球化文明之前很久，早在14世紀，瘟疫就已經通過熱那亞商人的行李踏上了絲綢之路。
另一方面看，大流行病和戰爭一樣都可以加速最脆弱的舊秩序的衰落。比如，中世紀的瘟疫導致了東羅馬帝國的衰亡。冠狀病毒正在讓已經搖搖欲墜的快樂全球化神話破滅。美國通過報復性的關稅和禁令，對中國進行漸進式反擊後，已經開始弱化中國的實力，而中國的罪名是想取代美國並破壞其繁榮。於此同時，發達國家民眾對高科技和環境的擔憂也越來越大。民族主義回歸的警鐘也已經敲響了。特朗普不就是通過打民族主義牌而當選嗎？
作者進一步寫道，這場美國的戰役也引起了西方國家對因其工業能力喪失而受到威脅的主權問題的關注。在企業方面，貿易戰導致重重障礙，也引發擔憂。將全球所有員工和工廠捲入到競爭中後，這些企業本身都是全球化的最大贏家。但今天他們正在看到硬幣的另一面：即過度依賴所帶來的危險。效率原則讓企業尋找最便宜的解決方案，但一旦出乎預料的事情發生後，安全原則就會佔主導地位。讓企業不得不去尋求多樣性和鄰近性的生產原則。
口罩醫藥危機讓歐美意識到依賴中國工廠的弊端
而當國家為時已晚地發現九成防護口罩都在中國生產後，是否也應該提出同樣的質疑和思考？
當被公認為經濟最發達，醫療最先進的國家，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國，德國，美國都面對如法解決口罩和呼吸器短缺的尷尬棘手問題時，勢必逼迫他們要重新思考將這些和公民健康有直接關係的產業轉移到中國等國家的後果。
冠狀病毒爆發期間，歐美對中國的藥品供應依賴尤其引起關注。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在接受採訪時批評說：“中國已經成功地使用了與其他行業一樣的不公平貿易慣例來統治供應鏈的各個方面，包括廉價的工廠勞工，寬鬆的環境法規和大量的政府補貼。”
美國總統也意識到這一點，並且明確提出來了，特朗普周二在強調了美國生活幾乎所有方面對中國製造業的依賴後說：“我們需要做的是將這些工作帶回家，以便我們能夠保護我國的公共衛生以及經濟和國家安全。””他指出，未來的目標必須是為美國患者提供足夠的美國藥品，為美國醫院提供美國用品以及為美國英雄提供美國設備。他說，美國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祈求他人的國家。而將成為一個自豪，繁榮，獨立和自力更生的國家。美國人將與所有人一起擁抱貿易，但是我們將不依賴任何國家。”
有分析對這段話做出的解讀是：美國這次的疫情，讓美國人看清楚了一件事，就是美國人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尤其要和中國製造加快脫鉤。
果真如此的話，美國的決定勢必要給它領導的全球化帶來沉重的一擊，誰會最終獲利？誰會輸的很慘？目前尚難斷言，但已知的是，全球化模式下，新冠疫情中沒有誰敢說他是贏家。
在歐洲，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法國經濟部長勒梅爾在最近的講話中都顯示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識，呼籲改變現行的經濟。勒梅爾還保證，這將是後危機時期的重點項目之一，他甚至提到了價值鏈的重組以“獲得獨立和主權”。
菲利普· 埃斯康德問道，新冠大流行會把我們帶入更狹窄而又自給自足的世界嗎？他給出了兩種可能性，首先，如果經濟恢復地很迅速，這些好的建議就猶如寫在沙灘上的字，輕易就被風捲走了，而如果拖下去會如何？..作者沒有給出答案，因為這是誰也無法預測的，但作者對前景顯然並不是很樂觀。
新冠危機成為個人和集體都發生轉變的契機
同樣刊登在世界報上的另一篇採訪文章中，就同一個問題進行反思和思考的作者是哲學家和大學教授 考林娜·佩魯雄（Corine Pelluchon）, 她也認為，面對危及到全球每個地方的大流行病給人類的挑戰就是要讓這個危機成為個人和集體都發生轉變的契機。
她認為，冠狀病毒引發的流行病可以教會我們很多有關自己和文明的知識。首先，它使我們想起人類千方百計要忘記但深藏在靈魂深處的脆弱性。這不僅讓我們有看到了自己擁有的肉體並會死亡的事實，而且也讓我們意識到了我們生存的物質性以及我們對生物學，環境和社會條件的依賴：也就是說，健康是自由的首要條件。
雖然看起來似乎很矛盾，但是意識到了就是一種力量。脆弱依然存在，但認識到我們彼此依賴也對我們的責任形成制約。通過我們本身局限性，脆弱性和相互依存關係的經歷，才能使我們對他人所發生的事情感到擔憂，從而對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負起責任來。
而這場危機也是一個提出責任問題的機會。簡而言之，必須改變生產，消費和貿易方式，或者說，就是要過渡到另一種發展模式並重新組織社會。每個人都準備好改革以在這一共同工作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嗎？這不一定是負擔，但可以是一個振奮人心的項目。
這位哲學家指出，最近的壞消息特別多，並且通常是以讓我們有罪惡感的方式加出現，當宣布健康或生態危機時，人們常常會感到無助。我們選擇逃跑或認為於己無關。我們不想相信事實，躲在否定或當下主義中。這是一種心理防禦反射，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學會通過消極情緒來面對事物而又不喪失行動能力，進而再克服這一障礙。
她認為，在理性與情感之間，認識與理解之間也存在着二分法。我們會非常聰明地知道病毒的傳播方式，但我們也可以表現出不負責任的態度。比如繼續在咖啡廳露台上接吻等。研究核子風險的哲學家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準確表達出了這種差異，他說，從理性的角度來看，我們知道原子彈是災難性的，但我們並不願意相信。這一點也可以適用於我們今天的生活，也適用於與我們已經造成的全球化相關的風險，其後果卻使我們無法逃脫。
也有不少人認為當下的流行病是呼籲秩序回歸的，喚起人們對社會，生產和發展其他模式的“警鐘”，但這位哲學家說，她不認同“秩序回歸”的說法，因為這涉及到人類受到天罰的概念。但她認為，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流行病凸顯了我們生產和消費系統的過度性和非理性。生態和健康危機正在趨同。我們看到這種新病毒通常來源於動物，因為人類佔領了整個地球，破壞了野生動物的棲息地，迫使動物接近人類。
另外，在全球化經濟中，病毒也在傳播，而且已經失控。在死亡率和經濟方面的後果將是可怕的。我們是我們建立的經濟體系的受害者，這種經濟體系是建立在面對地球極限的盲目性，對利潤的迷戀以及數量優先於質量的健康後果之上。
這場危機迫使我們走向成熟。最重要的是要彌合意識與行動之間的鴻溝，並縮小我們所知與所做之間的差距。關鍵就是要重新考慮我們居住在地球上的方式以及與其他生物特別是動物同居的方式，而這一點需要人類在節制和理智方面做出努力。
目前的的發展模式會產生巨大的健康風險以及社會，環境和心理副產品。醫療，對最弱勢群體的保護，教育，農業和畜牧業不能依附於對最高產量的追求。
她也認為，這種大流行可能是反思過渡，漸進和適應的機會，這不僅與減少我們的溫室氣體有關，而且代表着一個真正的文明工程。
她很高興地注意到法國總統馬克龍也意識到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