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企業家孫大午2020年11月11日清晨被警方帶走。河北公安網絡部門發布的簡短信息顯示，他被指控涉嫌“尋釁滋事、破壞生產經營等違法行為“。據《中國新聞周刊》此後的報道，不僅孫大午夫婦，而且其兒子兒媳及集團高管等共有28人被捕，大午集團高管幾乎“連鍋端”。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的關注中國權利運動的非政府團體公民力量的創辦人楊建利先生認為，孫大午案是一個政治迫害案， 代表着不同層次的社會意義。
孫大午案是一次政治迫害案
法廣：首先，您對孫大午再次被抓感到意外么？
楊建利：“我並不感到非常意外，因為孫大午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中國民營企業家。所謂“典型”是說“異類”的民營企業家。他有幾個特點。一是他本身做人非常正直，基本上在他整個發展過程中，不和政府勾兌；另外，他有另外一個角色，他不僅僅是民營企業家的代表，他的問題代表了中國的農村問題， 他是中國農村的一個鄉紳，和政權之間一直有這樣或那樣的衝突，而在這些衝突中，他有一直不屈服。所以他的案例有幾重意義。一個是民營企業家的命運問題，另外一個是中國鄉村的發展問題，再一個是中國的鄉村自治以及鄉紳的命運問題。就是說，孫大午案有多重的社會意義。由於他和公權力不斷衝突，而且他一直不屈服。他作為一個相當成功的民營企業家，他在社會上也掌控着一定的資源。他肯定是政府的心頭大患。出事也是遲早的。他被抓、被迫害，這也不是第一次。”
法廣：到目前為止，其實孫大午具體是以什麼事件被指控“尋釁滋事”罪名還不清楚。但是，“尋釁滋事”罪名近些年在中國成為一種“口袋罪”，很多人是因為各種各樣的參與公益活動或社會活動，而被當局指控“尋釁滋事”。這是否意味着孫大午這次被捕並不只是他被指控的另一項罪名“破壞生產經營”罪，就是說不只是經濟層面的罪名……
楊建利：“這本來就不是經濟層面“犯罪”。本來就是一次政治迫害案。但政治迫害，當局一時找不到經濟問題，沒辦法以經濟行為治罪，只好用口袋罪“尋釁滋事”。說到“尋釁滋事”，大家就會聯想到很多維權人士、公民記者，還有一些為自己維權去抗議的那些人。最近幾年，中國政府一直用這個罪名來打擊維權律師，打擊維權運動，打擊和公權力有這樣或那樣衝突的人，不管這些衝突是什麼原因造成：可以是環保權利，可能是土地權利，甚至可能是女性權利，包括一些性騷擾案，等等，如果抗議的聲音很大，引起社會關注了，就可能會被指控“尋釁滋事”。所以，很簡單，從這個罪名就可以看出來，孫大午案不是經濟案，而是政治案。其中原因，就是我剛才講的，這些年來，他不斷地和公權力衝突，而在衝突過程中，他又不屈服，這就繼續有衝突，因為就公權力而言，習近平現在急劇左轉，對民營企業家越來越不友好。（一個民營企業家）既掌握一定的資源，又不想和官家勾兌，那遲早是會被治罪的。“尋釁滋事”罪名就非常清楚地說明了這種狀況。”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資本有天然的衝突
法廣：孫大午第一次被抓是被指控“非法集資”罪。這一次，從目前傳出的消息看，大午集團在當地有一些土地產權糾紛。是不是作為一個民營企業家，他和中國現行體制，在運作上本身就有矛盾呢？
楊建利：“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資本有天然的衝突。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由於改革開放，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已經不起主導作用。那個時候，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民營資本，稍微有一些空間。但是，習近平左轉的一個標誌就是逐漸加強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就是公有制，要管控一切，對民間資本肯定不放心，對民營企業的打壓也是自然的。這些打壓，我們看到的是孫大午被抓，但還有一些我們看不到的另外形式的打壓，比如逼迫民營企業家屈服、向民營企業中派駐黨的機構、公私合營等等。前不久還爆發出馬雲（螞蟻金服上市被叫停）案……這一切都是習近平當政下中國政府不斷打壓、剝奪民營企業趨勢的明顯寫照。”
“而孫大午與其他民營企業家又不一樣。我們剛才提到馬雲。雖然馬雲和孫大午都可以說是民營企業家，但性質完全不同，所代表的人群也不同。僅說孫大午，剛才我們提到他最早遇到的集資問題。集資問題是民營企業家非常容易被定罪的問題，因為民營企業家的一個非常大的困難就是集資。它們不像國營企業，可以通知銀行，在需要融資的時候，由國家輸血。而民營企業家發展的一大困境就是得不到國營銀行輸血，必須自己想辦法集資。而中國的法治不健全，處處漏洞，自己集資過程中，當局可以用各種辦法治罪。關鍵在於企業是否和官家配合，是否和公權力勾兌。如果積極勾兌，積極配合，就可能怎麼集資都沒問題。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但像孫大午這種人，就會動輒有罪。”
“另外一個問題是土地。這就涉及到我們剛才提到的鄉村問題。中國農村的一個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土地的根本問題是所有權問題。直到今天，中國農村的土地所有權都是一筆糊塗賬。以前給農民留有宅基地，就是農民的生活起居用地，這是不能動的。但是最近，政府已經開始向宅基地動手。有很多案例。 另外，農村耕地是集體所有，也就是村民所有。這本身就是一個產權非常不明確的問題。前幾年，發展商與政府勾結，農民耕地隨時可能被剝奪。集體所有就可以出賣（土地）……所以，這其中有很多強大的政府與強大的資本合作，搶奪農民土地的事件。孫大午這第二次出事好像也與土地有關，也就是爭奪土地所有權的問題：國有企業搶佔民營企業土地。這是農村的根本問題。所以我說，孫大午代表着不同層次、各個方面的社會意義，尤其是農村：到底中國鄉村要怎樣發展？土地所有權未來如何規畫？這些都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根本問題。而這些問題都在孫大午案上體現出來。”
中國民營企業家不能自主，沒有政治地位
法廣：但是，最近幾年，民營企業雖然的確面對中央政府的一些政策有不少疑慮，但中央政府好像也在不斷推出措施，至少在形式上，政府好像還是希望拉攏、穩住民營企業……
楊建利：“對。民營企業在中國一直沒有一個正當地位。中國政府對他們從來不能平等對待。民營企業在政治上一直受到歧視。中國政府面對民營企業有兩難。第一，發展中國經濟、活躍中國經濟，主要靠民營經濟。所以，政府不可能把民營經濟一下子全部掐死。更何況經濟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統治的合法性來源，所以政府不能阻止經濟發展。但只要發展經濟，就要靠民營企業。但依靠民營企業，就要允許民營企業坐大，要給他們空間。可一旦民營企業坐大，政治上就有問題，政府就開始不放心，就開始政治上的歧視。在過去一兩年間，政府政策就有各種反反複復。一會兒打壓，一會兒又給吃定心丸；一會兒說“我們都是自己人”，過幾天又要“統戰”：如果是“自己人”，幹嘛還要統戰呢？！我們從中就可以看出中國政府的矛盾。”
“我們這個民營企業家維權協會的最主要宗旨，就是讓民營企業家明白自己在中共這個體制下的命運。就是資本和中國共產黨不可能有牢固的、穩定的良好關係。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就要想：自己的出路在哪裡。即使像馬雲這樣非常有影響力、而且中國政府需要靠他吸資、吸錢的機構，一句話不合適，它就會教訓你，告訴你誰是老闆。實際上中國政府很需要馬雲上市吸資，至少三百億。中國需要外彙，所以（吸資）非常重要。但是一旦政治上不正確，它就要敲打你。敲打差不多後，它再利用你……這就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命運。”
“另外一個大背景是，由於政治和經濟左轉，市場肯定受到限制。再加上經濟復蘇速度放慢，現在幾大國有銀行都出現債務問題。所以金融危機（風險）其實一直都沒有排除。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財政、中央政府財政實際上都非常緊張，加上對民營企業的政治歧視、習近平政權對民營企業家打壓的總趨勢，無論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覺得“收割”民營企業非常方便， 沒收他們的財產，來解決（政府）財政困難。不需要的時候，再放鬆。所以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實際上是不能自主的，是沒有政治地位的。”
孫大午再次被抓捕引發中國網絡輿論嘩然。曾經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農業生產力研究室主任、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的姚監復先生在網絡上發表文章，稱他是中國社會改革的“先行者”。據姚監復先生這篇文章的介紹，大午集團是陷入了當地村委會和國營徐水農場之間一場曠日持久的土地糾紛中。這不是孫大午第一次被捕。2003年，他先是因為在集團網站發表的文章不合當局口味，而被警告和處罰，隨後又被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刑。姚監復在文章中指出，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的命運已經成為世界關注中國的一個風向標。公民力量在2018年就宣布成立民營企業家維權協會，希望為“第二次公私合營”威脅下的中國民營企業提供一個互助平台。楊建利認為，民營企業家要想好自己的角色，保護自己的權利，不要幻想可以與政府勾兌，換取一時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