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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國防軍總司令:我們生活在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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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澳大利亞國防部宣布新的《國防戰略審查》報告終稿已提交給政府,總理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和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爾斯(Richard Marles)親自接受。該報告由澳洲前防長史密斯(Stephen Smith)和前國防軍總司令休斯頓(Angus Houston)領導撰寫,是對澳大利亞國防軍結構、部隊態勢和軍事力量的獨立審查。4月11日,現任澳大利亞國防軍總司令安格斯·坎貝爾(Angus Campbell)受邀在悉尼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就新國防政策及該國在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又稱奧庫斯協議)等多邊安全領域的參與進行了闡述。我們將在本期的節目中為您介紹安格斯·坎貝爾關注的澳大利亞國防問題及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焦點。

澳大利亞國防軍總司令安格斯·坎貝爾資料圖片
澳大利亞國防軍總司令安格斯·坎貝爾資料圖片 © 法新社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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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坎貝爾當天在講話開始時說道:“各位閣下,尊敬的客人,女士們,先生們。今天我很高興來到這裡,並衷心感謝你們的邀請。我感謝這片土地的傳統主人——(Eora)民族的加迪哥尓(Gadigal),並向他們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長老們表示敬意。我還感謝所有在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為保衛國家和民族而服役或曾經服役過的人。(洛伊國際研究所執行主任)邁克爾·富里洛夫(Michael Fullilove,感謝您所發表的非常友好的感想 ,我希望不辜負他們,也感謝你們兩位的介紹。(洛伊國際研究所創始人)弗蘭克·洛伊爵士(Frank Lowy),感謝您的遠見卓識和創建洛伊研究所的慷慨資助。沒有它,我們就不會在這裡開會,我們就不會慶祝你們作為一個研究所(成立)20周年還有研究所的所有成員,我真誠地祝賀大家。”

安格斯·坎貝爾說:“20年來,洛伊研究所在澳大利亞的公共政策生活中佔據了重要地位。它在塑造我們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辯論的內容和質量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這20年中,研究所接待了眾多政治領袖、公共政策倡導者和外交政策及國際事務專家。研究所為一些最具影響力和力量的思想和觀點提供了一個平台,這些思想和觀點涉及我們所處的時代,以及我們如何設想我們在印度-太平洋和其他地區的未來。我也要感謝研究所進行的重要研究。從出版關於核擴散、太空利用、性別平等和區域漁業爭端等不同主題的報告和評論,到創建年度亞洲實力指數(Annual Asia Power Index)等創新研究項目,研究所工作的深度和廣度確實非同尋常。我完全相信,研究所未來20年的故事將同樣充滿了巨大的成功,我期待着在未來參與其工作。”

安格斯·坎貝爾說:“今天,我想談談國際安全環境,以及澳大利亞,特別是澳大利亞國防軍的應對方式。然而,在這之前,我想說明一下阿爾巴尼斯總理在去年8月宣布的《國防戰略審查》。在前防長史密斯閣下和前國防軍總司令休斯頓空軍上將的領導下,《國防戰略審查》報告審議了澳大利亞國防軍的結構、部隊態勢和準備情況,以及國防投資的優先次序,以確保我們擁有正確的能力來滿足我們不斷變化的戰略需求。《國防戰略審查》報告已於今年2月提交給總理。(阿爾巴尼斯)政府目前正在審議該報告及其建議。我希望你們能夠理解,我不應該搶在政府之前作出回應。”

安格斯·坎貝爾說:“談到我們的戰略環境,它已經惡化了。這一點在澳大利亞《2020年國防戰略更新》中得到了確認,也是兩黨的共同看法。包括大規模軍事現代化、技術破壞和成倍增長的氣候風險在內的趨勢仍在繼續,國家與國家之間衝突的前景不如以前那麼遙遠。本地區的軍事能力,包括射程和殺傷力,在海、陸、空、太空和網絡等所有領域都面臨挑戰。此外,在和平與戰爭之間的灰色地帶使用脅迫性國策、法律戰和影響力行動,破壞了對基於國際規則的秩序的傳統理解,考驗了常規軍事反應的門檻。我們生活在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和地區。一個可能持續一段時間的時代。”

安格斯·坎貝爾說:“作為回應,澳大利亞國防軍已經增加了在印度-太平洋的存在,尋求促進一個有利於我們國家利益的環境。我們的努力方向是建設性地塑造這一環境,阻止衝突,並保持按照政府指示作出行動反應的能力。這是通過我們自己的努力和深化與盟友、夥伴和志同道合的友邦的接觸,以及通過尋求更好地理解那些志不同道不合的國家來實現的。這種接觸最突出和新近的例子當然是奧庫斯協議計畫。奧庫斯協議不是一個新的防禦聯盟。它是一個三邊夥伴關係,旨在深化與我們長期和值得信賴的夥伴——英國和美國的實際安全技術合作。奧庫斯協議正在加強我們在與印太地區新興戰略環境最相關的領域的軍事能力,而奧庫斯協議夥伴已經為實施該計畫的兩大支柱——即獲得核動力潛艇和先進能力採取了重要步驟。”

安格斯·坎貝爾說:“這是通過參與加強我們地區和我們國家安全的許多努力之一。我同樣可以指出太平洋海上安全計畫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Program),通過該計畫,我們與十幾個太平洋島國進行了海能力建設。或者通過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FRANZ安排在我們聯合應對最近襲擊瓦努阿圖的熱帶旋風中發揮了作用。或者,我們與東盟及其成員國通過訓練、演習、研究和行動,在東南亞地區為該地區的安全進行了幾十年的接觸。如你們所知,澳大利亞的安全和地區安全是相互依存的。安全和繁榮也是如此。在某種程度上,每一方都受到另一方存在與否的影響。”

安格斯·坎貝爾說:“考慮到這一點,澳大利亞國防軍和國防部必然是澳大利亞更廣泛的國策努力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個相互聯繫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我們國家力量的所有要素和工具都被用來推進澳大利亞的利益。在這個世界上,在可能的範圍內,規則支配着權力。這個世界現在面臨著巨大的壓力。隨着競爭、脅迫和衝突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現如今需要對權力的應用進行更大的整合和細微的調整。澳大利亞國防軍應對這種日益模糊的方法被稱為‘一體化作戰’(Integrated Campaigning),它涉及到軍事力量與國家力量的其他要素——無論是經濟、外交、貿易、金融、工業、科學和信息的結合,並且在政府的指導下,還與盟友和合作夥伴的軍事和國家力量相結合。一支一體化的澳大利亞國防軍在部隊內部具有更強的互操作性,也是一支與國內外合作夥伴更具有互操作性的部隊;共同行動,發揮綜合效應。‘一體化作戰’的成功需要國家層面對這些綜合效應的掌握,並得到情報和後勤等推動因素的支持。”

安格斯·坎貝爾說:“當然,從未一體化的是由政府掌握的主權決定,即以任何形式運用國家權力來追求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國際體系和基於國際規則的秩序中的壓力,最明顯的莫過於目前烏克蘭為抵禦俄羅斯侵略而進行的不顧一切的生存鬥爭。這場戰爭離我們很遠,但顯然對烏克蘭、對感到受到威脅的俄羅斯其他鄰國以及對更廣泛的歐洲都很重要。但我想說的是,它對所有中小國家都很重要,每個國家都需要國際規則和規範,而不是他們所擁有的有限權力。這場戰爭也很重要,因為它對關鍵的供應鏈,特別是糧食和能源的影響提醒我們,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裡,很少有衝突是真正的地方性衝突。最根本的是,這場戰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尊重主權領土完整是我們國際體系的基石。”

安格斯·坎貝爾說:“從烏克蘭戰爭中獲得的十個初期教訓,或者說也許是提醒,是明顯的、普遍適用的是——意志是最重要的:抵抗、戰鬥、犧牲、創新和忍耐的意志,烏克蘭人民的意志是偉大的;領導力是必不可少的。(戰爭爆發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名言)‘我需要的是彈藥而不是順風車’,這句話激勵了一個國家和整個世界;戰爭的釋放很少會像預期的那樣發生。一個擴大和團結的北約並不是普京總統計畫的一部分;戰爭有升級的趨勢。為了防止戰爭的發生,我們做了大量的思考和努力......到目前為止是成功的;彈藥和物資儲備將不足。及時的供應鏈失效;軍事上的無能將在戰場上受到殘酷的懲罰。俄羅斯軍隊已經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沒有任何單獨的戰術或武器是決定性的。但聯合的‘全領域’(all domain)——海、陸、空、太空和網絡行動將是最有效的;信息就是力量。看到烏克蘭及其夥伴否定俄羅斯的‘虛假信息優勢’,令人振奮。”

安格斯·坎貝爾接著說:“最後,我將引用兩個俄羅斯的出處,它們談到了悲劇和烏克蘭及其支持者所面臨的挑戰:悲劇是,(蘇聯紅軍締造者和領導者)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有句名言:‘也許你對戰爭不感興趣但戰爭對你感興趣’——這是一個可悲的永恆的現實,鼓勵我們做好準備。而挑戰是,斯大林則提醒我們:‘數量也有質量的一面’——這場戰爭還沒有結束。”

安格斯·坎貝爾說:“對這種不斷惡化的戰略環境的一個回應是奧庫斯計畫。為了防止你錯過了新聞,也因為如果我不這樣做會很奇怪,我將簡要回顧一下。澳大利亞獲得配備常規武器、核動力潛艇的最佳途徑現在已經得到確定。這對澳大利亞的國防能力來說是一個重要時刻。通過(核動力潛艇項目的)‘最佳途徑’,澳大利亞將改變其戰略態勢,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加強印太地區的安全和穩定。重要的是要反思這樣一個事實:幾十年來,澳大利亞已經成功地運作了強大的、持久的潛艇能力。”

安格斯·坎貝爾說:“事實上,柯林斯級潛艇仍然是當今世界上最具作戰能力的柴電動力潛艇之一。在未來幾十年裡,隨着我們向核動力潛艇的過渡,它將繼續對我們的威懾和防禦能力至關重要。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柯林斯級潛艇將失去作為潛艇最關鍵的特性——隱身性。影響我們地區的趨勢要求我們的潛艇具有隱身性以及更高水平的速度、航程、機動性、生存能力和續航能力——這些都是核動力潛艇的特點。從今年開始,澳大利亞的軍事和文職人員將嵌入英國皇家海軍和美國海軍,並根據任何必要的安排,在英國和美國的潛艇工業基地內(工作)。這將加速澳大利亞人員的培訓和發展。”

安格斯·坎貝爾說:“早在2027年,我們期望看到英國和美國計畫在西澳大利亞的斯特林基地(HMAS Stirling建立一個輪換存在——一個被稱為‘西部潛艇輪換部隊’(Submarine Rotational Force-West)的倡議。這種輪換存在將完全符合澳大利亞在其領土上沒有外國基地的長期立場。從2030年代初開始,如果美國國會批准,澳大利亞將獲得三艘美國弗吉尼亞級核動力潛艇的交付。同時,澳大利亞和英國將交付奧庫斯級潛艇(SSN-AUKUS)。它將是一級新的裝備常規武器的核動力潛艇,基於英國的設計,並融合了來自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的尖端技術。英國將在2030年代末交付自己的奧庫斯級核潛艇,而澳大利亞建造的第一艘奧庫斯級核潛艇將在2040年代初下水。”

安格斯·坎貝爾說:“(奧庫斯級核潛艇的)最佳途徑將建立澳大利亞安全運營、擁有、維護和管理主權常規武器核潛艇軍事力量的能力。這一點值得我們不斷重複:我們將始終完全遵守我們的國際義務。我們將不尋求也不想要核武器。奧庫斯協議將提供比核動力潛艇更多的東西。奧庫斯協議的第二大支柱是通過加速先進的戰略能力(共同研發),來建立一個持久的能力夥伴關係。為第二大支柱選擇的六個領域將對未來的軍事力量作出最重要的貢獻:海底戰、電子戰、高超音速技術和反高超音速技術、先進網絡、量子技術和人工智能。有了這些能力,當然其非同尋常,它們將從根本上提高澳大利亞國防軍的殺傷力和軍事力量。”

安格斯·坎貝爾說:“但是,核動力潛艇,以及在(奧庫斯協議)第二大柱下追求的先進能力,僅靠這些還不足以保證我們的國家安全。歸根結底,澳大利亞國防軍在履行其使命,以及在組建和利用我們正在獲得的軍事武器方面的成功,在於我們人民的性格和我們團隊的文化。他們是我們所有工作的核心,也是軍事力量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我致力於培養和建立一個由澳大利亞國防軍專業人員組成的包容、尊重的文化,致力於保衛澳大利亞及其國家利益。”

安格斯·坎貝爾說:“然而,為了給這種文化的發展創造必要的條件,我們必須承認和面對那些我們未能達到大眾對我們國家的國防部隊所期望的標準的場合。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對駐阿富汗部隊調查報告和皇家國防和退伍軍人自殺問題委員會的回應工作如此重要。而在新冠疫情兩年沒有移民的情況下,在經濟持續增長達到充分就業的情況下,澳大利亞國防軍必須克服一個重大的挑戰,以招募、保留和發展我們的勞動力。我們決心迎接這一挑戰,並成為首選僱主,以吸引來自全澳大利亞各種背景、地區和各行各業的最佳人才。”

安格斯·坎貝爾表示:“最後,雖然我們面臨的挑戰很多,而且前面的道路也不確定,但我對澳大利亞國防軍和更廣泛的國防部的男女工作人員充滿信任和信心。每一天,在澳大利亞和世界各地,他們都在以專業精神、勇氣和智慧為我們的國家服務。正如洛伊研究所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樣,只要有正確的願景、承諾和資源,一切皆有可能。我相信,國防部目前正在進行的重要工作,以及與我們的盟友和合作夥伴一起,正在為澳大利亞國防軍的成功,以及澳大利亞未來的安全和繁榮創造條件。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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