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至9日，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S. Jaishankar）相繼訪問了韓國與日本，除了與兩國官員進行會晤外，他還與包括智庫在內的一系列民間團體進行了互動。蘇傑生7日受邀在東京出席由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等機構舉辦的“瑞辛納圓桌會”，就印日關係的走向表示，“當今世界更加動蕩、不確定、不可預測，而且沒有盡頭。無論是從國家角度還是從兩國關係的角度來看，這都是印度和日本必須面對的前景”。
蘇傑生當天在發言開始時說道：“本場會議的主題是印度與日本這對具有特殊戰略和全球夥伴關係的國家打算如何應對全球秩序所面臨的挑戰。這個話題涉及許多方面，我將提出我認為值得討論的八點。第一點與該秩序本身有關，它是由政治和經濟再平衡的積累所創造的，全球化加速了這一積累，現在又反映在新出現的多極化中”。
蘇傑生說：“無論我們使用什麼指標：GDP、技術、影響力或人口——今天排名前20或30位的國家都已不是二十年前的樣子了。四十年或八十年前的情況就更不用說了。不僅影響我們的國家不同了，它們的相對權重、重要性和能力也不同了。因此，我們正在尋求新的平衡，偶爾也會實現。這就造成了我們目前所說的全球秩序的不穩定性”。
蘇傑生說：“第二，該秩序的結構。這種結構在許多方面都出現了裂痕，變得不那麼可預測，甚至不那麼有規律。事實上，存在着相當大的混亂。要在更多的參與者之間達成共識變得難上加難，尤其是當它們在相互之間的立場上並不一致的時候。我們在多邊主義，特別是在聯合國所看到的，既是這種情況的表現，也是其原因。因此，我們越來越多地轉向志同道合的夥伴，為了一個特定的目的聚集在一起”。
蘇傑生說：“第三是關於全景。1945年後，為方便佔主導地位的大國們，這些國家被整齊地畫分為不同的戰區。隨着能力受到限制和承諾受到質疑，這種情況已開始發生變化。一個更加樸素的時代需要更多的合作。它還需要更廣闊的舞台才能有效。印度-太平洋的出現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蘇傑生說：“第四，我們面臨著不同的挑戰。三十年的全球化造成了巨大的經濟與技術集中，現在已產生了重大的戰略影響。這導致了貿易、投資、連通性、資源甚至流動性的槓桿作用。在許多情況下，權力本身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技術的影響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情況。國界不再提供有效的防禦。相反，每一項技術進步：人工智能或芯片、綠色或清潔技術、太空或無人機都帶來了新的脆弱性。很少有國家能夠獨自應對。與此同時，首要地位的競爭也變得更加激烈”。
蘇傑生說：“第五，全球態度的轉變。全球化帶來的受益不平等和許多社會生活質量的停滯不前，造成了政治上的反彈。新冠疫情的創傷使世界變得更加不安全。我們都經歷過基本必需品依賴他人的滋味。因此，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尋求戰略自主”。
蘇傑生說：“第六，在這種背景下，全球冒險行為的增加也就不足為奇了。我們可以從歐洲的衝突、亞洲對國際法的漠視、中東地區的持續發展以及經常出現的將正常武器化中看到這一點。長期以來達成的協議並不一定得到遵守，這就給我們大家所處環境的穩定性打上了問號”。
蘇傑生說：“第七，全球秩序最普遍的表現形式仍然是聯合國。因此，聯合國的改革至關重要。作為（希望加入安理會的）四國聯盟（日本、德國、印度及巴西）的成員，印度和日本尋求使聯合國的結構更具現代性。這顯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我們必須堅持不懈。至於對亞洲多極化至關重要的大國，保持有利於自由、開放、透明和基於規則的秩序的總體平衡也符合我們（兩國）的共同利益。世界將關注我們如何通過各種關係與倡議在這一共同目標上相互支持”。
蘇傑生說：“第八，我認為重要的是，當今的日本應了解印度的變革步伐。現如今的印度每天都在修建28公里的高速公路，每年新建8座機場，每年建立1.5到2條地鐵，過去10年來每天新建2所學院，技術與醫療機構及產量翻了一番。印度的這種轉變使我們成為更有效、更可信的合作夥伴。無論是經商便利度、基礎設施建設、生活便利度、數字化交付、創業與創新文化，還是國際議程的制定，印度如今顯然已成為一個截然不同的國家。日本人應該認識到這一點”。
蘇傑生說：“綜上所述，當今世界更加動蕩、不確定、不可預測，而且沒有盡頭。無論是從國家角度還是從兩國關係的角度來看，這都是印度和日本必須面對的前景。我們能否為我們自己、為更大的地區、甚至為世界捍衛穩定、安全、自由、進步和繁榮？有鑒於此，有幾個命題值得研究：(i) 我們的經濟實力能否成為更大的穩定因素？印度和日本之間的貿易停滯不前，但投資卻更加活躍。是否有大幅躍升的空間？在此，我想引用新浪桑（三得利控股公司社長新浪剛史）的觀點，即‘印度製造’和‘印度出口’是日本企業應該探索的兩種可能性”。
蘇傑生說：“(ii) 即將部署的技術顯然會改變遊戲規則。在這方面是否有合作空間？半導體領域、電動交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太空就是明顯的例子。但我們能否建立必要的人才聯繫？(iii) 作為擁有氣候變化優先事項的兩個國家，我們能否開展務實合作，支持我們的全球目標。日本有參與印度物流和公共交通的歷史。雖然迄今為止我們的能源發展軌跡可能是分開的，但綠色氫能和綠色氨正在將許多潛在的合作夥伴聚集在一起。這些新領域值得探索嗎？”
蘇傑生說：“隨着新的生產與消費中心的出現，連通性也變得更加突出。如今，印度正在努力建設向東和向西的主要走廊。在西部，包括穿越阿拉伯半島的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計畫和國際南北運輸走廊（INSTC）。在東面，東南亞的印度-緬甸-泰國三邊公路和金奈-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海上走廊也具有極地影響。現在，請記住，這些走廊建成後，基本上將通過亞洲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我們兩國在需要透明與協作的連通性方面觀點一致。那麼，我們如何在這一領域開展合作呢？”
蘇傑生說：“這個世界上，全球公域和全球公益每天都在發生變化，因此，有能力的國際參與者必須作出更大的發展努力。作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印度尤其意識到這一責任。當今，我們的發展努力橫跨各大洲78個國家。印度和日本能否在發展援助方面進行協調？”
蘇傑生說：“保障與安全的責任同樣重大。海上安全和安保已成為尤為緊迫的問題。我們每天都可以在紅海看到這一點。那裡剛剛發生了首例海運傷亡事件。網絡安全問題也是如此。與此同時，過去和現在的挑戰依然存在。反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為了更廣大地區的利益，也有必要加強我們的防衛能力。這一系列防務和安全問題很可能在我們的思考中佔據更重要的位置”。
發言最後，蘇傑生總結道：“最後，我想談三點廣泛的看法。第一，世界正在走向再全球化，建立具有韌性和可靠的供應鏈以及可信與透明的數字交易。在這方面，印度和日本是天然的合作夥伴。其二，作為民主國家和市場經濟體，我們也有着基本的密切關係。我們對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諾正由（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逐年推進。這一貢獻的價值也日益得到全世界的認可”。
蘇傑生補充說：“第三，當我們展望未來的機遇與挑戰時，我們所建立的舒適感是當今進行更雄心勃勃的思考的基礎。印度在過去十年中取得的進步為我們的夥伴關係帶來了更大的希望。召開本次會議正是為了評估我們合作的未來。我期待着會議的討論。感謝你們的傾聽”。
世界在變化，印日關係中有許多適合兩國、地區和世界的解決方案
此外，蘇傑生8日在出席“日經論壇：印日夥伴關係”研討會上發言說：“我很高興與大家一起參加日經論壇，在不斷演變的全球秩序背景下討論印日夥伴關係。你們都知道，或者至少你們中的一些人知道，我已經寫了兩本書，其中當然討論了不斷變化的秩序，同時也指出了印日關係的相關性。這當然彰顯了我對這一問題的堅定信念。這也反映了我與印日關係的長期聯繫，以及我對這一關係在過去二十年中轉變的見證”。
蘇傑生提及：“在我的第一本書《印度之路》中，我談到日本的未來態勢是一個巨大的不確定因素，因為它將使一個擁有巨大技術能力的主要經濟體重新回到全球安全計算中。自第一本書出版以來，四年過去了，我更加堅信這一信念。我們正在過渡到一個人工智能和芯片的世界，一個電動交通和電池的世界，一個清潔和綠色技術的世界，一個太空和無人機的世界；事實上，還有許多其他的世界在等待着我們。印度擁有巨大的人才庫，也是這一評估的鏡像。在我此次訪問中，實現這種互補性實際上是我討論的焦點之一”。
蘇傑生指出：“我在第一本書中提到的另一點實際上是我們兩國關係的歷史基礎，其中有些對於當代人來說可能有些陌生。重要的是，對我們來說，歷史是我們關係中的一股積極力量，這在亞洲也許並不總是如此。考慮到這一點，我把重點放在了這種合作的海事方面。這樣做的一個原因是，在2019至20年，也就是我的第一本書出版的時候，關於印度-太平洋的爭論仍然很激烈，就像對四方安全對話的評判一樣。從那時起，這兩個問題都已塵埃落定，甚至在本地區之外也得到了更廣泛的接受。海事問題尤為重要，因為它是當時出現的全球公域挑戰的最真實例證。同樣，從那時起，由於我們期望在新的海洋平衡方面看到許多變化，這個問題就更加重要了”。
蘇傑生說：“我提出的一個相關問題是連通性。印度是第一個在當代倡議方面表現出戰略清晰度的國家。我們公開敦促，連通性努力必須是合作性的、透明的、可行的，並且尊重主權。坦率地說，當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這方面都搖擺不定。時間和經驗使它們回過神來，但並非沒有代價”。
蘇傑生說：“在我的第二本書《巴拉特為何重要》中，我更明確地從四方安全對話的角度來探討（印度與）日本的關係。一個令許多觀察家感到好奇的問題是，為什麼四方安全對話在2007年失敗了，而在2017年及其後卻取得了成功。答案當然是，在2007年，沒有任何一方願意投入必要的資本、政治資本來實現這一目標。四方之所以不願意，是因為除了日本可能有少數聲音外，它們實際上都沒有很好地解讀印度-太平洋在未來十年的發展。2017年，由於發生了一些事件，我們顯然要明智得多。但即便如此，這本身也不是一個完整的答案”。
蘇傑生說：“事實上，在四方安全對話的成員中，有兩個國家與第三個國家有條約關係。印度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例外。但我的觀點是，從2008年到2017年，印度與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的雙邊關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至於四方安全對話安排變得既可行又可持續。我在書中對這三個雙邊關係進行了比較，你可以看到，雖然印度與美國和日本的關係有一個平行的改善時間框架，但澳大利亞的關係在過去十年中確實起到了顯著的追趕作用”。
蘇傑生說：“儘管如此，我還是要強烈提醒大家，在外交方面不能自滿。各個層面的關係需要不斷調整。它們也需要不斷更新。新的複雜情況總會出現，但同樣也會有新的機遇。這就是印度和日本現今應該相互對待的方式”。
蘇傑生談到：“總的來說，在昨天與我的同行上川外相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之後，我這樣說，我們在全局和主要關切問題上是一致的。我們以更加協調的方式作出反應的傾向與能力也有所提高。例如，我們可以在防務方面看到這一點，就在我們發言的時候，印度和日本正在進行雙邊軍事演習。投資方面的情況要好得多，儘管貿易仍然比我們希望的要平淡”。
蘇傑生說：“印度和日本還就新興技術進行了積極對話，這些技術前景廣闊。創建新的供應鏈和建立更強大的數字連接是我們兩國的優先事項。我們在世界政治中合作良好，包括最近在多邊組織中的合作。然而，（兩國）間的人文聯繫卻落後了，顯然需要更多關注。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成績單”。
蘇傑生說：“我的論點是，印日關係將從我們更廣泛的共同活動中汲取力量，特別是從四方安全對話活動中汲取力量；同時也將促進其有效性和廣泛性。總之，世界在變化，印度-太平洋在變化，印度和日本也在變化，但在我們的關係中，存在着許多適合我們國家、地區和世界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