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至9日，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S. Jaishankar）相繼訪問了韓國與日本，除了與兩國官員進行會晤外，他還與包括智庫在內的一系列團體進行了互動。蘇傑生於5日受邀在韓國國立外交院發表演講時表示：“印度和韓國有越來越大的責任為重塑全球秩序作出積極貢獻”，並指“少數大國對這一進程施加過度影響的時代已經過去”。他還預測說，印韓夥伴關係將成為“印太地區的一個重要因素”。
蘇傑生當天在講話開始時說道：“今天，我非常高興向你們介紹印度與大韓民國的夥伴關係，在一個更加不確定和動蕩的世界中，這一夥伴關係正變得更加突出。自2015年以來，我們的關係被稱為‘特殊戰略夥伴關係’。這不僅是一個短語，也是我們自那時以來一直努力踐行的評價。在不同領域，合作不斷擴大，利益顯而易見。然而，現在也是我們進行反思和制定戰略的時候，我們可以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做得更多”。
蘇傑生說：“接觸的頻率和強度是判斷任何關係的一種方法。近年來，莫迪總理和尹錫悅總統會晤了兩次，就像我和（貴國）前任外長一樣。你們中的許多人都知道，事實上莫迪總理本人也曾兩次訪問大韓民國，一次是在2015年，另一次是在2019年。貿易是另一個衡量標準，當今我們之間的貿易額大約在250億美元上下。兩國企業都在對方進行了大量投資。我們注意到，貴國的經濟發展合作基金（EDCF）已承諾在印度實施兩個基礎設施項目”。
蘇傑生說：“主權財富基金韓國投資公司（KIC） 也在我國開設了辦事處。我們的防務合作在韓華集團和拉森圖博公司（L&T）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成功。我們各自在對方國家都有一個僑民社區，我們（印度在韓國）的社區約有15000人，而你們（韓國在印度）的社區人數要少一些。對兩國關係現狀的這一簡明扼要的總結無疑是有用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我們還有多少潛力有待挖掘”。
蘇傑生說：“要全面了解我們的關係，還需要了解其政治層面。我們都是民主國家、市場經濟國家和法治的信奉者。我們的現代史有一些相似之處，我們都曾為我們無法控制的事件付出代價。近年來，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挑戰影響了我們的國家安全。我們學會了對全球秩序不斷變化的潮流保持敏感。雖然我們的解決方案可能適合我們特定的國情，但共同努力始終有利於我們的共同利益”。
蘇傑生說：“這樣做的原因顯然是為了在這方面實現互利。但是，這種願望本身固然有其價值，但在當代背景下就顯得更為重要。從根本上說，我的觀點是，印度與大韓民國的夥伴關係意義重大，但當我們審視其對印度-太平洋的影響時，這種關係就更加重要了。為什麼這麼說呢？讓我們從主要特色開始。印度-太平洋（概念）的出現是過去幾十年地緣政治變化的結果。在此之前，美國的戰略主導地位一直將太平洋與印度洋分隔開來。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前者利益的一些首要地位”。
蘇傑生談到：“就印度洋本身而言，重點則更多地集中在海灣地區。然而，隨着挑戰的變化和能力的捉襟見肘，不僅在自身資源方面，而且在與更多合作夥伴的合作方面，都需要更加協調一致的努力。因此，這一時期不僅修訂了戰略概念，還對全球合作採取了更加開放的態度。例如，你可以從美國建立（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的意願中看到這一點”。
蘇傑生說：“印度這樣的國家的視角自然有些不同。就我國而言，作為‘東望’（Look East）政策和‘東向行動’（Act East）政策的一部分，我們的利益得到了穩步擴展。與東盟關係的鞏固以及在東亞峰會架構中的穩固基礎使我們能夠探索更遠的領域。我們與東北亞的大韓民國、南方的澳大利亞以及兩者之間的許多國家的關係都取得了顯著成果。印度在印太地區的貿易、投資、服務、資源、物流與技術方面的利益與日俱增。因此，確保該地區的穩定、安全和安保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我們對全球公域負有義務，正如我們有責任為全球做好事一樣”。
蘇傑生說：“隨着印度-太平洋理念的深入人心，許多國家、集團和組織都從各自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審視。東盟、歐盟和環印度洋聯盟都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歐洲和亞洲的一些國家也是如此。東亞峰會甚至在2019年發起了‘印太海洋倡議’。值得注意的是，大韓民國經過深思熟慮，也於2022年發布了（韓版）《印太戰略》。我的理解是，該戰略設想在包容、信任和對等三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自由、和平與繁榮的地區。這無疑為與志同道合的夥伴開展更密切的合作奠定了基礎”。
蘇傑生說：“為什麼我們必須共同努力？部分原因在於新興世界的機遇，特別是與新技術有關的機遇。但也有一部分原因在於整個國際經濟的穩定性與可預測性。因此，我們既受到國家利益的驅使，也受到全球去風險化的影響。為了理解這一點，讓我們考慮一下當前的波動因素。在過去的4年裡，我們看到全球經濟甚至全球社會都受到了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破壞。除了造成破壞之外，它還徹底擾亂了商品與服務的流通”。
蘇傑生說：“此後，我們目睹了仍在持續的兩場衝突，一場在烏克蘭，另一場在中東。中東衝突已經蔓延到紅海，威脅着亞歐之間的海上運輸。氣候事件是我們需要應對的另一個變數，因為它們將越來越頻繁地發生。世界不能對未來的此類衝擊掉以輕心。相反，我們必須通過建立冗餘、可靠和有韌性的供應鏈來證明自己。貿易和供應鏈多樣化是這種努力的一個方面。據我所知，大韓民國在這方面有一個‘產業供應鏈3050戰略’。問題的關鍵是，我們的努力，無論是單獨的還是共同的，都能對大局產生影響”。
蘇傑生說：“現在，同樣的計算在很大程度上也適用於數字領域。但是，信任與透明度也是一個額外的因素。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個人而言，數據隱私和網絡安全都日益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僅僅採取被動措施或建立預防性防火牆是不夠的。結構性解決方案的基礎是可信的供應商和可信的地域。我們必須認識到戰略貿易的必要性，並相應調整我們的政策”。
蘇傑生說：“那麼，印度和大韓民國如何應對這種不斷變化的局面呢？首先，要認識到世界正朝着提高國家生產與戰略自主的方向發展。美國、中國或歐洲可能對此有各種不同的稱呼，但請相信我，其背後的共性是非常明顯的。這方面的辯論有時會因描繪脫鉤的極端情景而混淆視聽。不要讓它掩蓋現實，在某些關鍵領域，現在建立夥伴關係要比以前謹慎得多。我們將在國內建設更多的能力。我們兩國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有很好的契合點”。
蘇傑生說：“我的第二個論點是關於印度正在發生的變化。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印度人過去沒有給予製造業和技術發展應有的重視。2014年，隨着莫迪政府的上台，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並在過去十年中不斷加強。這得益於基礎設施、創新、教育與技能培訓方面的巨大改善。這使我們現在能夠在各個領域開展‘印度製造’計畫。這種合作不僅有利於我們的合作夥伴進入印度市場，還能將我們作為全球生產的平台”。
蘇傑生說：“簡而言之，印度不斷提高的效率對韓國企業具有吸引力。從印度的增長前景來看，這當然值得考慮。我們已經從新冠疫情時期強勁反彈，並有望在未來幾年成為第三大經濟體。與此同時，如果你看看正在進行的創新、初創企業文化和獨角獸企業的數量，就會發現這裡有更多值得關注和重視的地方”。
蘇傑生說：“我們都知道，我們正在進入人工智能和芯片、電池和電動汽車、太空和無人機、清潔和綠色技術以及關鍵礦產與資源的世界。世界上的許多戰略計算都圍繞着這些領域，因為它們被認為能在未來的時代中提供優勢。然而，所有這些領域的一個共同點是人力資源。不僅是資源本身，而且是隨時準備提供的技能。全世界都意識到了這一挑戰，因為這也是許多領域值得信賴的人才所面臨的挑戰”。
蘇傑生說：“因此，我們已經看到不同地區的關鍵項目出現了嚴重的延誤。無獨有偶，更多的經合組織成員國也向我們印度提出了締結流動夥伴關係的請求。當然，印度也有自己的半導體使命，正如其在許多其他新興技術領域的舉措一樣。我們預計，即使在幾年之內，印度在這方面也將形成一個非常不同的更大的生態體系。我相信，這將為印度和大韓民國之間的合作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蘇傑生說：“關於國際經濟的討論自然以生產和消費為重點，通常也以技術為重點。在這方面，最近的一個新議題是連通性的重要性。這與兩個原因有關：其一，新的生產和消費中心的連通性並不總是像其能力所證明的那樣最佳；其二，歷史上的連通性在帝國主義時代被有效地破壞了。因此，世界面臨著在創造新事物的同時復興舊事物的挑戰。最近在這方面採取的舉措自然反映了全球參與者經濟地位的變化”。
蘇傑生說：“從印度的角度來看，從太平洋到大西洋的橫向聯繫必須經過我國。當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計畫在印度西部的海灣及其他地區加快步伐時，當印度-緬甸-泰國三邊公路將印度一直連接到越南海岸時，這種連接就會形成。另一種截然不同但同樣有趣的可能性是從亞洲到歐洲的極地通道。欽奈-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走廊就是探索這一可能性的努力。隨着這些走廊與其他走廊的出現，我們將認真研究它們對物流和流動性的影響。我相信，這也會對我們的雙邊合作產生有益的影響”。
蘇傑生說：“作為二十國集團（G20）的兩個重要成員，印度和大韓民國有越來越大的責任為重塑全球秩序作出積極貢獻。少數大國對這一進程施加過度影響的時代已經過去。它已成為一項更具協作性和基礎廣泛的工作。這種多邊主義也已停滯不前，並在很大程度上被諸邊主義所取代，這也是一個因素。打擊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或確保海上安全與安保等問題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我們也從‘印太經濟框架’(IPEF)或‘礦產安全夥伴關係’（MSP）等倡議中看到了機遇。在數字交付或清潔能源等關鍵領域，我們的國家努力有交彙點”。
蘇傑生說：“請允許我在此補充一點，即使在我們尋求加強雙邊關係的同時，我們共同參與的一些國際倡議也必將有助於我們關係的雙邊層面。如果讓我舉例說明，大韓民國作為一個進口貿易國，海上安全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在印度設立了一個融合中心，該中心是我們與不同合作夥伴簽訂的多項‘白色航運’協議的成果”。
蘇傑生說：“同樣，我認為大韓民國參與‘印太海洋倡議’等計畫也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補充，該倡議關注從生態和環境到運輸和科學技術等一系列海洋問題。或者，如果我可以提到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作為一個在氣候問題上一直非常活躍的國家，大韓民國可以在國際太陽能聯盟（ISA）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該聯盟是印度與一些國家在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上提出的，現今已有超過一百名成員，我認為這將是一個非常積極的發展”。
蘇傑生說：“事實上，隨着氣候事件越來越頻繁地發生，大韓民國甚至在抗災能力方面也會作出貢獻，我們還有一個名為‘抗災基礎設施聯盟’（CDRI）的倡議，這將是非常值得讚賞的。因此，我舉這些例子是為了說明，加深我們關係的一種方式是讓我們加入具有共同目標的類似組織或共享組織。這也將加強我們兩國之間的雙邊關係”。
蘇傑生說：“為了發揮我們的潛力，我已經指出了這一挑戰——我們必須加強在不同領域的接觸。當然，我們需要更多的政治討論，更多的戰略對話：這就是我來到這裡的原因。我們需要加強商業聯繫與技術互動。必須加快對我們的《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CEPA）進行長期懸而未決的審查，以便對其進行升級。我們必須找到更多對雙方都有利的交叉點和交彙點。我們還必須加強合作，認識到我們各自的優勢”。
演講最後，蘇傑生總結道：“當今，我們都在考慮重新全球化的前景，而這將在很大程度上由新興技術決定。這為我們兩國提供了機會，讓我們在為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貢獻的同時實現自身進步。我相信，通過拓寬我們的視野，印度-大韓民國夥伴關係將成為印太地區的一個重要因素。感謝你們的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