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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史話·七】1976年蒙特利爾:非洲抵制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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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的奧運會被稱為“蒙特利爾黑暗年”,載入國際體育史冊。鑒於墨西哥城奧運會和慕尼黑奧運會發生的慘劇,國際奧委會希望本次比賽能夠在沒有政治事件干擾的情況下舉行。然而,隨着22個國家抵制奧運,國際奧委會的希望很快就破滅了。本期奧運史話素材來自本台葡萄牙語部Cristiana Soares, Neidy Ribeiro。

1976年7月16日,尼日利亞奧林匹克代表團在蒙特利爾米拉貝爾機場等待回程航班。尼日利亞前一天宣布抵制奧運會。
1976年7月16日,尼日利亞奧林匹克代表團在蒙特利爾米拉貝爾機場等待回程航班。尼日利亞前一天宣布抵制奧運會。 © DiClemente / AP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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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坦桑尼亞、幾內亞和伊拉克為首的國家發起抵制運動,譴責新西蘭隊參加奧運會。這場抵制運動的起因是新西蘭派橄欖球隊前往執行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進行巡迴演出。

奧運歷史學家Thierry Terret接受本台採訪。
奧運歷史學家Thierry Terret接受本台採訪。 © RFI

馬里和斯威士蘭兩國參加了由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主持的本屆奧運會開幕式,但後來退出了奧運會。喀麥隆、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在參加了奧運會第一天的活動後,撤回了各自的代表團。這一決定導致約30個國家的700名運動員退出奧運會,其中包括非常被看好的坦桑尼亞和烏干達運動員Filbert Bayi和John Akii-Bua。科特迪瓦和塞內加爾選擇出席,兩國表示希望參加所有已獲得資格的賽事,體驗奧運會。此外,被剝奪了使用中華民國稱呼權利的台灣選擇抵制奧運會。

安哥拉:一代體育人的犧牲

1976年,安哥拉在艱難中進行着體育事業。安哥拉於1975年獲得獨立,面臨人口外流和體育人才不足的問題。當時的安哥拉奧委會主席、前籃球運動員古斯塔沃​​·達康塞桑回憶,1976年,雖然安哥拉奧委會尚未成立,但運動員們“在政治上支持”其他國家對奧運會的抵制運動。

古斯塔沃​​·達康塞桑回憶道:“我當時明白正在發生什麼,我們在政治上是團結的。我們的大陸當時在經歷一系列不人道的情況,殖民關係和種族隔離仍然存在。那次抵制運動的原因是新西蘭隊和南非隊的比賽,南非當時因種族隔離制度被排除在國際體育賽事之外。這場比賽被政治化了,其結果就是這一抵制浪潮的出現”。

儘管如此,古斯塔沃·達·康塞桑承認,在體育層面上,他也意識到“對於被剝奪奧運會經驗的運動員來說,這個代價太高了”。“我們知道,我們見證的可能是一整代體育人的犧牲和他們多年的努力。奧運會是戰略競賽,其準備工作是一種長期的規畫。這往往是體育人畢生唯一的機會,因為四年後,他們已經老了”。安哥拉國家奧委會成立於1979年,並於1980年獲得承認,於同年參加了莫斯科奧運會,但沒有獲得任何獎牌。

莫桑比可能“也會加入抵制運動”

亞歷山大·紮達梅拉是莫桑比克體育歷史專家,他強調稱,如果莫桑比克參加了蒙特利爾奧運會,那它可能會“加入抵制活動”。他回憶道,“莫桑比克於1975年6月25日取得獨立,這一時期的特點是人們大量離開,主要是前往葡萄牙。這些離開祖國的人們當中,有許多人是體育界人士,有體育領導人,也有運動員。這一事實導致莫桑比克作為獨立國家的開端缺乏訓練有素的體育人,以及系統的體育框架”。

亞歷山大·紮達梅拉表示,非洲國家對這屆奧運會發出抵制之際,莫桑比克還尚未加入奧運大家庭。“如果其已經加入奧林匹克大家庭,考慮到1976年的奧運抵制活動是由支持莫桑比克武裝鬥爭的生髮地所在國坦桑尼亞組織的,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之下,相信莫桑比克會加入抵制運動。當時的莫桑比克與南非關係非常緊張”。

就這樣,莫桑比克和蒙特利爾奧運會的非洲國家抵制運動擦肩而過。該國於1979年成立了第一屆奧林匹克委員會,並於1980年在莫斯科首次參加奧運會。

葡萄牙:1974年贏得自由,1976年贏得奧運獎牌

1976年7月26日,蒙特利爾奧運會期間,在一萬米決賽中,芬蘭運動員拉塞·維倫在最後一圈成功擺脫了葡萄牙人卡洛斯·洛佩斯。
1976年7月26日,蒙特利爾奧運會期間,在一萬米決賽中,芬蘭運動員拉塞·維倫在最後一圈成功擺脫了葡萄牙人卡洛斯·洛佩斯。 © STAFF / EPU/AFP ARCHIVES / AFP

1974年,蒙特利爾奧運會召開前兩年,葡萄牙獨裁政權垮台。當年4月25日,康乃馨革命推翻了“新國家”委員會的最後一位主席馬塞洛·卡埃塔諾的政權,而卡埃塔諾曾在1968年9月取代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成為葡萄牙的獨裁政權領導人。

就這樣,參加蒙特利爾奧運會的葡萄牙,是一個面臨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挑戰的葡萄牙,一個以高通脹率和高失業率為特徵的經濟體,一個剛剛擺脫持續了四十多年的獨裁政權的政治體。此外,隨着獨裁政權的垮台,葡萄牙的五個非洲殖民地也實現了獨立,它們分別是:安哥拉、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以及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對於葡萄牙自身來說,1974年帶來了自由,1975年帶來了選舉,1976年帶來了民主憲法和奧林匹克獎牌。

1974年4月25日,馬里奧·莫尼茲·佩雷拉 (Mário Moniz Pereira)這位“田徑先生”、葡萄牙最偉大的運動員之一,說服了國家高層來關注葡萄牙田徑事業。1975年,葡萄牙的頂級運動員開始每天訓練兩次,早上不用去上班。第二年,訓練很快就取得了成效。正是在“田徑之王”的手中,卡洛斯·洛佩斯的奇蹟誕生了,他是葡萄牙第一位奧運獎牌得主。

在蒙特利爾的田徑比賽中,卡洛斯·洛佩斯 (Carlos Lopes)在一萬米項目中獲得銀牌,成為一大亮點。1976年7月26日,卡洛斯·洛佩斯(Carlos Lopes)從第八圈起就取得了比賽的領先地位。 一切都很順利,直到距離比賽還剩一圈多時,“飛翔的芬蘭人”拉塞·維倫 (Lasse Viren) 取得領先並贏得了比賽。芬蘭人的這一勝利引發了人們對非法藥物的懷疑。儘管卡洛斯·洛佩斯獲得的是銀牌,但這是葡萄牙田徑史上第一枚奧運會獎牌。

不過,卡洛斯·洛佩斯也在蒙特利爾遇到了興奮劑問題。其競爭對手、獲得金牌的拉塞·維倫(Lasse Viren)涉嫌輸血,卻沒被選中接受興奮劑檢查。這讓卡洛斯·洛佩斯感到憤怒,拒絕接受測試,以示抗議。從那時起,現行制度開始生效:所有獎牌獲得者都必須接受測試。

也是在蒙特利爾奧運會上,阿曼多·馬克斯 (Armando Marques) 代表葡萄牙登上了領獎台。這是葡萄牙在射擊領域獲得的唯一一枚獎牌。他距離射擊金牌僅一局之差,敗給了美國選手唐納德·霍爾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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