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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文:習近平政府集權不利中法關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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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建交50年期間,兩國關係提升了兩個台階,進度並不算快,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後實行集權,政策日益保守,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系主任高敬文教授表示,這是法中關係發展的負面因素,但有關負面因素將不會影響兩國的經貿關係。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主任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 )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主任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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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個與之建交的西方大國,但高敬文教授接受本台專訪時指出,法國不顧美國反對而率先與中國建交,沒有因早佔先機而得到很多好處,因為法中建交後兩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法國沒法利用這先機與中國進行經濟和文化交流,直至七十年代以後才能恢復關係,而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松亦已籌謀與中國建立關係。

而自1964年法中建交以來,兩國關係進展不算快速,分別在1997年提升為“全面夥伴關係”、2004年再升為“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法國總統奧朗德2013年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亦只是訂定兩國發展關係的優先次序,高敬文解釋,這與法國是北約組織成員國有關,而在不少國際問題上,法國與美國看法相近,要發展“多極化外交”,有一定限度,事實上,法國的外交政策至今仍是以歐盟、北約、中東與北非為主;再加上中國在人權和意識形態等方面與法國崇尚的民主自由價值觀有矛盾,亦將繼續影響法中關係的發展。

他續稱,中國的對外態度亦會影響中法關係的發展,例如上世界九十年代初期兩岸關係緊張,法國支持台灣,並對台售賣武器,便令中法關係停滯不前。而近期中國與日本和韓國關係轉趨緊張,便令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國家心感憂慮,因為中國往往不以國際法處理對外關係,而是會顛倒是非地先佔領一個地方,然後反指人家挑戰她,法國憂慮這種態度會藉中日韓問題而令亞太地區更加緊張。

而以中國主席習近平掌權後的集權發展,高敬文指,只會是中法關係向前發展的負面因素。他表示,習近平上台後,社會矛盾擴大,中國政府便日益保守,其國內政策能否維持,實在是一個大問號。

 

加強經貿關係是共識

相對於政治關係,中法之間的經濟失衡問題更令法國政府在意。根據紀錄,法中建交時,兩國雙邊貿易額為1.1億美元,而在其後三十年,年貿易額約升至40億美元,到了2012年,雙邊貿易額躍升至510.2億美元;但比貿易額升得更快的是貿易逆差,法國對中國大陸貿易逆差從2000年的57億歐元擴大到2012年的260億歐元,約佔法國對外總貿易逆差的四成;而在2013年的頭11個月,法國對華外貿逆差達237.4億歐元,占同期法國外貿逆差總額的三分之一,中國可說穩坐法國第一大逆差來源國的“寶座”。而巨大逆差的主要成因是法國的對華貿易額甚低,根據中國商務部數據,2012年,法國佔中國對外出口市場份額的1.27%,僅及德國的四分之一,只是略比意大利高0.27個百分點。

面對巨大逆差,難怪高敬文教授強調,領導人集權的負面因素不會影響中法的經貿關係。他說,中法之間存在外貿逆差,以致法國輿論有保護主義擡頭的現象,當中尤以平民百姓和經濟精英的反應最強烈,所以法國政府更在意的,是如何擴大對華貿易出口,令兩國貿易變得更平衡。他形容,抓緊中國市場對外開放的機會與中國公司建立關係是法國的共識,雖然兩國的意識形態有別。他指出,人權問題邊緣化,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形成,故此即使中國的人權問題備受爭議,如何與中國保持關係來做生意仍是各國政府須要面對的問題。

他期望,在對華貿易上,歐盟成員國可以更團結地爭取,而非競爭,否則只會有利中國。他批評部分成員國只管增加自家貨品出口到中國而不願歐盟指責中國貨品傾銷的問題。

總的來說,高敬文形容,若以關係良好來排比,在歐盟28個成員國中,德國應是與中國關係最好的,法國約在第二或第三位。但他也補充,歐盟成員國中,除法國外,只有英、德、意大利、波蘭等幾個大國有自己的對華或外交政策,其他的,都跟隨歐盟政策。

 

香港:中國與外界的橋樑

香港與法國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交流歷史,早在對英的鴉片戰爭結束後,便已有法國教士來港傳道,高敬文形容,香港在了解和進入中國方面均扮演特殊的角色。他指出,香港開通自由,又有法治,污染沒中國內地那麼嚴重,空中交通方便,故此不少法國公司到港開設公司,而更重要的,是在港可以收集很多有關中國在政經以至文化方面的消息,幫助外界更好了解中國。

而在香港回歸中國後,雖然外交政策歸屬中國,但在一國兩制方針下,外界仍可在港自由活動,故此香港在民間交往方面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少民間組織或宗教團體會以香港為基地,到中國開展活動。可以說,香港是中共與西方國家的聯繫點或中間人,讓西方與中國有更好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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