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巴黎市中心的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Cernuschi)不僅是法國，也是歐洲重要的亞洲藝術博物館。館內豐富的跨世紀亞洲文物珍品收藏使它成為了解亞洲文化的一個獨特的窗口，也是中國、日本、越南、韓國等國考古研究的一個重要中心。而博物館豐富的亞洲文物收藏以及一百多年來庇護這些珍品的博物館都起源於它的創辦人，從意大利來法國定居生活的亨利-賽努奇(Henri Cernuschi)和他在1871年到1873年間的一次長達16個月的亞洲旅行。2023年10月，賽努奇博物館舉辦特展，紀念其創辦人自亞洲歸來150周年，展現這次旅行的收穫對豐富歐洲對遙遠的亞洲文化與藝術的了解的貢獻，也藉此展現幅員遼闊的亞洲大陸不同區域間文化交融形成的多彩景象，以及它對歐洲藝術的影響。
亞洲歸來150周年特展開幕首日，館長Eric Lefebvre 易凱先生接受本台採訪，用中文介紹了博物館創辦人亨利-賽努奇收藏的起源和他對法國以及歐洲了解亞洲文化做出的特殊貢獻。
易凱：“1871年的時候，賽努奇先生決定離開歐洲，要去做一個全球旅行，16個月。旅行的目的是去亞洲，了解亞洲，特別是東亞。 因為那個時候，在法國，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關心東亞的文化、藝術。 最有名的是那些印象派畫家，他們很早就對日本版畫感興趣。剛開始的時候，這些法國的知識分子對亞洲的興趣更多的是來自亞洲的一些藝術品。但是到了賽努奇那一代人，他們開始要自己去亞洲，自己去了解亞洲。”
“為什麼是在這個時間去中國或者是日本？可能剛開始是因為工業革命使得人們可以坐輪船去全世界旅遊，這跟以前是不可比的。舉一個例子，他這次旅行是1871年到1873年。 就在他在亞洲旅遊的時候，1872年，有名作家Jules Verne 發表了他的一部很有名的法文書：《80天環遊世界》。 正好說明那個時代，大家都意識到：——按照我們現在簡單的說法，這個世界變小了，一下子有這個辦法，有機會去亞洲，了解亞洲。 ”
“我剛才在說的是一個大環境。 賽努奇自己去亞洲，當然也有一些個人的想法。 他生活非常豐富。他從小在意大利，在米蘭，他非常關心政治。他的理想是意大利能建立一個共和國體制。他還年輕的時候，1848年他曾反對奧地利軍隊（對意大利的控制），他也參加那個時候的革命運動。後來因為運動失敗，他自己來到法國。在巴黎，他開始自己創業，變成很有名的銀行創辦人。他創辦的“巴黎銀行”，後來變成“巴黎和荷蘭銀行”，後來變成現在的BNPParibs 銀行。他不單單是創業成功，而且一輩子都在繼續他的政治理想。法國在拿破崙三世以後，開始了第三共和國。他非常支持，他也變成法國人，抱着很多的希望。但是，（1871年3月）巴黎公社之後，他有些失望，所以想要離開巴黎一段時間，去旅遊。”
賽努奇啟程時，歐洲文化界已經開始注意到新奇的遠東文化，尤其是隨明治維新而國門漸開的日本文化。易凱 先生認為，賽努奇遠東之行之所以與眾不同，在於這是一次主動去發現亞洲，而不是被動接受的旅行。
易凱：“賽努奇踏上遠東旅程的時候，他是先到日本。他到日本後就發現，在他之前的那些歐洲收藏家沒有明白：在亞洲文明中，金屬非常重要，特別是青銅發展得很早。 他跟其他的收藏家不一樣之處，是他自己主動去亞洲了解亞洲的文化，有一種直接的聯繫。他到日本後才發現這些青銅器豐富、完美。他於是有一種預感，覺得他要開始做青銅器的收藏。後來他到中國的時候，他更肯定了這種想法，因為他發現中國的青銅器的歷史開始得更早。他先到上海，然後南京、北京。他主要是呆在北京繼續他的收藏。”
“可能最重要的是他在中國的時候，發現中國的收藏家對青銅器的了解也有一個非常長的歷史。要收藏中國的青銅器，就要從中國人的角度去看青銅器。 所以，他雖然自己不會中文，但是他還是收藏了很多那個時候有名的比如乾隆時代的«西清古鑒»，還有«宣和博古圖»，就是所有的中國收藏史的重要書籍，他都買了。他自己不會看中文，就是為了以後研究青銅器，會有其他人可以用。 他發現他在中國認識的這些收藏家或者是古董專家，他們天天在用的這些——我們會說“工具書”。 這些工具書，他也要自己收藏。 為了以後可以研究。我們這次特展，展出了他收藏的«西清古鑒»，並旁邊展出他收藏的青銅器。他也不單收藏了早期的像《西清古鑒》或者《宣和博古圖》，而且也收藏了同時代十九世紀作家或專家發表的書著，比如十九世紀早期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賽努奇在這次旅行中也特別發現了佛教對亞洲文化的影響。他大量收集的佛像成為亞洲文化隨佛教傳播而相互交融的最好見證：
易凱：“賽努奇先生不單對金屬、對青銅器感興趣，他也收藏很多的佛像。他一步一步從收藏日本的佛像開始。賽努奇博物館之所以有名，就是因為收藏了一個巨大的佛像。 但是，除了這尊很有名的日本佛像之外，賽努奇還收藏各個時代、各種風格的佛像。比如，他也收藏了明代的佛像。我們都知道，明代有很豐富的無論是文化還是宗教的交流，特別是在中國的北部。比較多的佛像都有一種風格，是中原、蒙古、西藏交流的一個綜合產物。 比如這尊明代佛像。有比較多明代早期的雕像都是鎏金佛像，我們看不見青銅，因為全部都是鎏金覆蓋。 這是一個重要的特點。 還有，這尊佛像的面目形狀，他身上穿的服裝，還有首飾，也有一些來自蒙古、西藏文化的特點。還有其他一些圖案可能是來自中原，比如這裡中間這些花的圖案，可能它的來源也是不同的。”
“佛教是從印度傳到日本，賽努奇的旅遊是從日本，通過中國、東南亞，然後來到印度。所以他感覺是一步一步踏向佛教藝術的源頭。 所以他到印度的時候非常感動，因為他感覺自己通過幾個月，去了解了幾百年的佛教藝術的發展。”
賽努奇亞洲行的意義還在於他意識到了這些遠方文化與藝術可能對歐洲的影響，毫不猶豫地向藝術家們開放他的收藏，觀眾可以在這次特展中，看到歐洲藝術家從中受到啟發的作品。
易凱：“賽努奇還在亞洲的時候，就想到了這些法國的知識分子或者藝術家。 所以一回到巴黎，他就辦了一個巨大的展覽，在巴黎香榭麗舍大街上，展出他的1500件青銅器收藏，特別是日本和中國的青銅器。展覽的影響非常大。他專門考慮到了藝術家，安排他們有自由的時間，可以來慢慢做素描、畫畫，或者，因為他覺得，亞洲的藝術完全可以影響法國的這些，不管是藝術家還是工藝美術的發展，所以他就提出：我完全不要什麼版權，你們可以完全自由的從我的這些收藏去發展你們自己的創作。他這方面很成功， 因為不但是有畫家，還有很多在陶瓷等方面的，大家都開始從他的收藏開始創作。我覺得，塞努奇的收藏和這些藝術家的關係，讓我們意識到，不單有前衛畫家受到這個亞洲藝術的影響，而且也有一些做設計類的，做工藝品的人也都受到影響，很多人在日常環境裡面，也開始用一些是來自亞洲的形式的各種器物。”
1821年生於意大利的亨利-賽努奇生前不僅是銀行家，也是積極參與政治，積極主張建立共和的活動人士。但最終以其豐富的亞洲文物收藏而傳世。他在1871到1873年的亞洲旅行中，由日本，到中國，隨後又前往印度尼西亞、錫蘭（現斯里蘭卡）和印度。他從這次長達16個月的旅行歸來時，帶回近5000件文物，尤以中國和日本的青銅器皿為最多，他的個人公館成為當時歐洲最引人注目的亞洲藝術殿堂之一，也自1898年起為巴黎市府所有，對公眾全面開放。
賽努奇“亞洲歸來”150周年特展將持續到明年2月4日。 展覽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主要由他收藏的中國和日本文物珍品組成，凸出這些發現對賽努奇的震撼。第二部分則凸出這些亞洲藝術品收藏對歐洲藝術創作的影響。第三部分側重介紹這座位於巴黎市中心的所在，從個人公館變成公共博物館，也是重要的亞洲藝術研究中心的過程。
賽努奇博物館也借這次特展機會，在巨大的日本佛像展廳，展出全長近12米、高1.5米的一件日本群龍戲珠木雕。這是法國可能也是歐洲收藏的唯一一件如此尺幅的建築裝飾品。這也是這尊木雕自1930年以來首次完整展出。